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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 当然这并非是说外国人就不孝了，而是说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其他民族，像我们这般把孝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 即使是在儒家文化圈中，如“好”学生日本，他们引进了忠、勇、义、礼，却独独抛弃了孝。就算日本文化中会提到孝，但基本也是顺笔带过，或者就干脆是由“忠”伪装而成的扭曲孝道。 归根结底，是因为古代日本一直保持着封而建之的封建制度，而“孝”正是这种统治制度的大敌。这种文化的缺失，导致了日本是个“好”学生的同时，却也是一个逆子。 汉举孝廉图 但在中国古代则不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天下为公”的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分郡县而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君主—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集权政治。 “民为重，君为轻”，中国古代的大部分皇朝统治者都明白，每一个百姓都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石。而这些基石又以血缘为纽带，孝道为约束组成一个个家庭。这些家庭又以相同的方式，以姓氏为依据形成了一个个宗族，这些宗族才是支撑皇朝的栋梁。 而皇帝充其量是这些宗族中最大那个的族长，他既要依靠那些大宗族的支持，却又要时时的提防打压他们，同时拉拢最广大的中小宗族和寒门百姓的支持。 所以“孝”便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地位，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孝道保证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同时用孝道维持所有宗族的稳定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却又要防备那些大宗族们利用孝道不断壮大，直到实力超越自己，代替自己成为新的皇帝。 群臣逼迫汉献帝禅让 不过，我们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发明了一种将孝和忠联系起来，把对父母的孝转化为对君王的忠的一种方式。这种“转孝为忠”的模式维持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宗族”统治，却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不来的。 而汉代的以孝治国，可以说是这种方式的最初试点。但是在经历了四百多年后，很显然早期的这种简单粗暴方式所产生的弊端开始出现了。过于极端的偏重孝，甚至以“孝廉”为官员的选拔方式，使得大宗族逐渐控制政治、经济、文化，架空皇室，剥削中小宗族及寒门。 最终成为了汉以“强亡”的重要原因（象征汉朝的刘氏衰弱，而各宗族强大，国家依然强大）。同时也导致了汉代士人对于忠和孝两种概念的混乱和模糊，袁氏最初的崛起，可以说是正好借助了这个漏洞。 前文说到，袁绍起兵后，董卓将袁氏包括太傅袁隗、袁逢嫡长子袁氏继承人袁基在内的二十多名核心族人全部杀死。在早期忠孝思想的影响下，大量士族，尤其是袁氏的门生故吏，将这种出于孝道上的同情错误的转变为了对袁绍的忠。 这使袁绍快速强大的同时，也埋下了两个隐患。 第一，这种忠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失。所以袁绍曾想立刘虞为帝取代刘协，将其稳定下来。 第二，这时袁氏的族长，应该是袁逢嫡次子的袁术，但袁绍的崛起，使得袁氏集团内部出现了一山二虎，天有双日的情况，加速了袁氏内部的决裂。 这也是导致了历史上袁绍、袁术两个同父异母亲兄弟势同水火的深层原因。只是在早期，有着董卓这个外部矛盾在，两者之间的分歧被暂时搁置。 但在反董同盟的过程中，袁绍这个族人眼中的贱子，却被公推为盟主，居于嫡子袁术之上，更加深了袁术对于袁绍的怨恨。 这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古时人们以婢女、从事歌舞的娼门为贱籍，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奴隶。而与她们所生的庶子，一般称为孽子，或者贱子，被认为只是主人发泄欲望后的意外产物而已，地位远远低于正妻所生的嫡子。 比如秦始皇的父亲嬴异人，在《史记》记载中便被称为“秦诸庶孽孙”，《史记索隐》引注东汉经学家何休在《公羊传》中的注称：“孽，贱子也。以非嫡正，故曰孽。”所以嬴异人才会被秦国送到常年与之争斗不断的赵国为人质，而赵国也从不认为这个人质有何价值，只是任其自生自灭。后来吕不韦对安国君正妻华阳夫人说，嬴异人“无母”，以华阳夫人为母。但当时其母夏姬明明还健在，甚至活到了秦王政七年。可见这类孽子和他们的生母在当时的地位有多低。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对于陌生人总会格外的友好，我们不会仇恨马云等富豪，大多也只会是嫉妒；但如果是身边原本看不起的人，取得了超过自己的成就，很多人就会表现出无比的仇恨，之前有多看不起，现在就会有多恨。 袁绍原只是父亲袁逢和一个不知名婢女意外的产物，如家奴一般的存在，所以才会毫不吝啬的过继给无嗣早夭的大伯袁成继承香火。但原先一直轻视的袁绍现在却成了自己之上的盟军首领，那么袁绍有多威风，袁术就有多恨他。 当董卓迁都长安之后，山东诸侯失去了外部目标，进而开始转向内部的争权夺利，同盟随即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事，终于使两人平日积累的不满彻底爆发。 《后汉书·袁术传》载：
孙坚当时已有数万人马，讨董经过南阳时，袁术为其上表奏请为假中郎将，而孙坚也杀死了不愿提供粮草的南阳太守张咨。 后两人在鲁阳见面，袁术又再次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从中可以看出，袁术需要借助孙坚的军事实力为自己在南阳等地的统治提供武力支持，而孙坚也需要袁术的影响力为自己在政治上提供帮助。两人因此一拍即合，成为盟友关系。 现在，袁绍趁着孙坚率军追击董卓远去未返的机会，派遣将领周昕想要夺取孙坚的豫州，实际是直接向袁术的势力范围伸手，这成为了两人结仇的导火索。 袁术因此大怒，不仅击退了周昕，两人也从此彻底决裂，原先暗中的矛盾，成为了表面的斗争。 又因为袁绍与公孙瓒有利益之争不和，袁术也与刘表相争，于是袁绍与刘表结盟，袁术与公孙瓒结盟，相互之间攻伐不断。 而在《后汉书·袁术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显然因为袁绍之前多年的成功养望，以及讨董盟主带来的明星效应，除了袁氏族人外，天下豪杰更多的还是选择投靠袁绍。使得袁术应该不止一次在人前大骂袁绍为“家奴”，更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不是袁氏子孙。 这里范晔应该还是留了面子的，袁术信中写的实际内容恐怕是说，袁绍是他做婢女的母亲不知道和谁生的野种吧，这无疑非常准确而狠毒的戳中了袁绍的痛脚。 家族的丑事被公然揭开，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仇恨，更在重孝的汉朝，损害了袁氏氏数代积累下来的声望，甚至影响到了之后官渡之战，天下群雄对于袁绍的态度。 之后贾诩说服张绣背袁降曹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袁绍“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派遣孙坚攻击刘表的襄阳，结果孙坚中箭战死，袁术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同时公孙瓒与刘备联合袁术攻击袁绍，结果被袁绍联合曹操打败。 四年，193年，袁术引兵入陈留，屯于封丘，联合黑山贼残部和匈奴单于于扶罗，准备翦除袁绍的羽翼曹操，结果被其在匡亭大败。 袁术退保雍丘，准备南回寿春，结果遭到了守将陈瑀的反叛。袁术只得又退守阴陵，集合部队攻打陈瑀。陈瑀被打败逃回下邳，袁术又率余部进攻九江，杀死杨州刺史陈温，占领其地盘自称徐州伯。 兴平元年，194年，袁术又打上了刚刚易主的徐州的主意，和刘备相持于盱眙、淮阴，互有胜负。 袁术这边发展困难，屡战屡败，实力不断受到损失，而另一边的袁绍则顺利了很多。因为韩馥出身颍川是袁氏故吏，部下多颍川士族，加之其性格懦弱，袁绍得到众人支持，很快反客为主，取而代之成为冀州之主。 但袁绍因为忙于和公孙瓒之间的战争，于是就扶持曹操成为自己和袁术之间的屏障。想不到的是，借助袁氏之间的内乱，曹操不仅在夹缝中得以生存，更不断吞食着袁氏血肉使自己壮大，最终养虎为患。 而因为不断的受挫，袁术在不久之后，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不仅导致了导致了汝南袁氏本家的覆灭，更导致了袁绍在官渡之战前的政治失败。袁隗等人生命换回的声望和优势，也因为这个决定荡然无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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