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4日
疫情控制住了，开学时间定了，然后，我们也得知：高考时间推迟了。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湖北省、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的意见。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时期虽然进行过几次时间调整，但是“延期”似乎还是头一遭遇见。 在古代的中国，肩负着为国家选拔人才任务的科举制度是否也有过推迟、延期的先例呢？实际上，科举考试也曾面临过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使得考试时间不得不推迟延期，甚至取消。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每三年的农历八月是乡试的时间 “既然提到延期、改期，说明它本身是有固定时间的。在我国古代，科举不但有固定的时间，还有一整套完善的流程和体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兵教授表示。 李兵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科举史研究，出版过《中国科举史》、《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千年科举》、《血榜——中国科举舞弊案》、《科举，不只是考试》等多部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著作。他还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法律讲堂》主讲“科场大案”，很受欢迎。 李兵介绍，科举创立于隋代大业元年（605），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停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达1300年之久。作为考试制度的科举能延续一千余年，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自古以来，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台阶。在这之前还有童生资格认定考试，要获得乡试的考试资格，不过进入乡试（省级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入门，通过乡试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成功则可以进入殿试，也就是最后一关，殿试则是决定三甲进士的最后一战。如果你顺利地过了三关，那么就将完成人生的蜕变，成功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从明朝的1384年开始，科举的时间就固定了。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三年一次的农历八月，成了当时读书人最关注的日子。 影响湖南乡试的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 科举制度的时间虽然名义上是三年一次，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增加、推迟、取消都曾有过。 先说增加，就是著名的“恩科”制度。所谓恩科就是皇帝在某些特殊时刻进行的额外考试。比如说有新帝登基或者节日庆典之类，都是可以额外进行考试的。科举不像高考，每年都有一次，这次失败，就只能三年以后继续了。三年又三年，人生转瞬即逝，趁年轻时考取功名的机会非常难得，如果遇上恩科加试，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意外之喜。 再说改期的情况。“古代科举改期的情况很多，战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都可能导致科举的改期。”李兵说，与现在高考延期一个月不一样的是，古代科举比较复杂，可能有“延期”，也可能今年完全搞不了，就直接停了，叫“停科”，今年搞不了，以后又补上，就叫“补科”。 新帝登基可以有“恩科”加试，皇帝发生变故时，便有可能使科举也停掉。比如，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科举就曾被取消过，因为正德皇帝当时根本不在京城，无法举办殿试，所以殿试只得推迟。后来正德皇帝回来了，却突然驾崩了，科举一事更被耽搁下来，结果这一届的考生直到嘉靖时期才成功地完成殿试。 历史上的停科并不鲜见，如雍正时，以浙江士子“文风”不正，下令停浙江乡试；咸丰、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乡试被迫暂停。前者停而不补，后者则可补行考试，然补行不得超过两科。 “对于湖南来说，影响乡试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当时湖南就是战场。”李兵说。 咸同年间烽烟四起，太平军、捻军席卷大半个中国，西南、西北各民族相继开展反清斗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疲于应付。科举考试也在这一形势下处于部分瘫痪状态。被视为“抡才大典”的文闱乡试，多次被迫停科。据统计,“自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六年（1867）,17年间停科者共14个省，除顺天、山西外，盖无有不停试之省”。 相关资料统计，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六年（1867），一共举行9科乡试（其中正科6科、恩科3科），全国16省乡试（18行省中，江南乡试系江苏、安徽合闱，陕西乡试系陕西、甘肃合闱），共应举办144场。然而在战乱的冲击下，在此期间共停科49场，停科率约为34%。 就停科次数而言，广西、贵州、云南3省最多，各停6科；湖南、江南2省各停4科；广东、江西、福建、浙江、陕西5省各停3科；湖北、河南、四川、山东4省各停2科。只有顺天、山西未曾停科。就停科范围而言，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正科停科省份最多，竟达12个，如期举行的省份只有4个（顺天、山西、陕西、广东）。 在科举制时代，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对乡试颇为重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这14个省不仅立即恢复了科举考试,而且将过去耽误的考试也迅速地补回了。例如,广东在咸丰五年（1855）的停考,于次年便立即补行。湖南在咸丰二年（1852）的停考，在咸丰七年（1857）补行。江南自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元年（1862）停考,但在咸丰九年（1859）借浙江考场补行1次。广西自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九年（1859）停考5次,分别在咸丰六年（1856）、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年（1862）补回。贵州则在同治六年（1867）和同治八年（1869）分两次补齐了过去10年所耽误的6次乡试,云南也在同治九年（1870）、光绪元年（1875）、光绪二年（1876）分三次补齐了过去。 延期更加彰显公平 “科举也好，高考也好，因一些特殊原因对其进行延期，恰恰说明了它的地位重要。如果是不那么重要的考试直接就取消好了，用不着延期。”李兵评价说。 李兵说，科举被视为古代的高考，高考被视为现代的科举。科举是一文官选拔考试制度，而高考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科举对于高考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举制度虽然有弊端，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举制度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考试制度，为考生的竞争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考生能否录取几乎完全取决于考场作文的优劣。这实际上改变了隋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科举制度创立之后，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有资格报考，将政权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让读书人获得了上升的渠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通过科举选拔文官的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结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唐宋以后，中国帝制政权的稳固也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其次，由于科举是一种文化考试，知识分子只有按照科举的要求长期学习，获得足够的知识积累才有能力参与激烈的科场竞争。要获得知识，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潜心苦读的同时，还需要前往各级官学、书院、私学等教育机构学习，这些机构也是“储材以应科目”。“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诱导读书人埋头苦读，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种读书向学的风尚，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 再次，科举虽然因清末的废止而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其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内核，已经超越了帝制时代的显著特征，具有了现代性。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对公平、公正精神的无限渴望，对于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精英治理模式的不懈追求，以及在以考试作为选拔、测评人才的最重要手段的充分运用的大背景下，科举的合理价值仍然适应于现代社会。 “眼下，高考的延期，跟曾经的延科一样，也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公平公正。如果今年的高考取消，明年再增加人数招生，显然对于一部分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推迟，依旧按照原来的时间举行，现在城市和农村网课的质量可能确实会有高低之分，农村孩子上的网课可能没有城市考生上的网课好，同样也会出现不公平。”李兵说。 相关链接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 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天国，有一项清朝廷实行的制度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更受重视，那就是科举制度。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取功名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有着很深的“科举情结”。当初,他名落孙山走出考场的时候,曾经愤愤地发誓说:“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这些年他一直念念不忘这句话。太平军打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后,即宣布开科取士，那一次科举的首名是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第一次攻取武昌后，再次进行开科考试。 进入南京城以后，太平天国马上制定了自己的科举考试办法，并于当年开科。太平天国大体沿用了清朝的科举制度，考试分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京试，只是清朝三年一考，太平天国一年一考，且京试设天试、东试、北试、翼试，共有四次，试期分别以天王、东王、北王和翼王四人的生日为期。四次京试各自开科取士，各自出金榜，都产生状元、榜眼、探花。当时有人写了一首《金陵癸甲新乐府·点状元》：“八月号东试，十月号天试，正月及二月，北试翼试又相继。六月阅耳四状元，唾手功名太容易。” 太平军所到之处，吓走了大批书生，所以太平天国开科的时候，具备考试能力的读书人稀少了，太平天国放宽考生资格，“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后来，一个卖鸟的人参加考试，得中举人，引起轰动。 太平天国的科举不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只考与“拜上帝”有关的“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蝌书”，那些饱读诗书的人不屑参加考试，更让考场内冷冷清清，有时不得不延期考试。考试结果，凡参加科举考试者，几乎都能被录取。1854年，太平天国在湖北开科，考试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800多个举人；安徽的一个县出了30多个举人，这与洪秀全当年参加考试之难形成鲜明对比， 科举考试，本是为了从读书人中选拔人才的，可是太平天国的科举，过繁过滥，如同儿戏。加上太平天国总体上对孔孟之学是排斥的，各阶层的权力基本由最早参加起义的广西人来把持，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多是拒而远之。后来，孙中山在总结太平天国成败经验时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与儒生之领兵。” 在两湖分闱前，湖南科举人才寥落 湖南的科举史算不上灿烂，据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共745榜106855人，而湖南只有2367名(数据来源：湖南教育简史)。相传，唐朝时期，参加科举的学子由地方解送进赴京考试。荆南（包括今湖南部分地区）地区，曾出现过五十年间无一人考中进士的情况，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天荒解”。直到第一位考中进士的学子打破这一“天荒”之举，故被称为“破天荒”。至于是谁破的“天荒”呢？坊间流传不一，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公元850年考中进士的刘蜕，也有人考证，真正“破天荒”的是公元730年考中进士的长沙人欧阳稚。暂且不论究竟是谁破的“天荒”，湖南历史上的科举人才寥落却是不争的事实。 湖南人科举之路的艰难，与湖南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有关。古代湖南各方面发展相对落后，远离北方政治中心，长期以来都未能独立建省，与湖北一起混为“湖广”，所以区域内没有科考场所。清中期以前，湖南学子参考需要跋山涉水到位于湖北武昌的湖广贡院，这就意味着，湖南离考场有一两千里，参加乡试，要提前出发，做好风餐露宿，甚至是葬身洞庭的准备。这些外部因素阻碍了湖南人应试的热情，而且遇上风雨天气，就有可能耽误了考试时间。 直到清朝康雍年间，康熙时期，设置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湖南开始独立建省。有了这一行政独立的基础，到了雍正元年（1723），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湖南顺理成章地有了自己的科考场所——湖南贡院，从此湖南学子参加“高考”——科举考试的乡试，就都到长沙即可。第二年，湖南就举行了乡试。 清朝后期，长沙开埠，成为湖南对外贸易中心，南北分闱，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的兴起，让长沙成为科举重镇。据光绪《湖南通志》统计，从顺治到康熙南北合闱的78年里，湖南录取的举人人数只有326名，平均每年4名；而从雍正二年（1723）南北分闱到乾隆六十年（1795）的72年里，湖南所取中的举人人数为1610名，增长到每年22名。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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