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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学者——任访秋 这是一位几乎与伟大的20世纪相伴始终的老人，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史家，一位倾毕生精力恩泽广施的著名教育家。 作为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全力打通古典、近代、现代文学，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数个研究领域都取得开创性贡献。 作为教育家，先生终生坚守中原故土，于艰难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为中原学坛撒播绿色。 他曾担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年高德劭，位尊名隆，但从不享受任何特权，出无专车，居则陋室，待人真诚，平易豁达。 他与人交谈，终日无倦容，即使学术见解不同，争论难免，则也仅限于学术探讨，无疾言，无愠色，娓娓道之，话语平静。 辗转求学 终成名家 任访秋，原名维焜，字仿樵，“访秋”是先生早年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1909年10月，出生于南阳南召一个半耕半读的农家。 父亲任尚贤为晚清廪生，但接受维新思想，喜爱读书而不慕名利，于经史之外还泛览诸子，喜读小说以及新学丛刊。 任父做过乡间塾师，行过中医，为人谦和，乐善好施 ，作风民主，诲人不倦。 任访秋少年时代，上学堂的风气已开，但尚不普及。从五岁到八岁，父亲让他在家中读书。 1917年，他与二哥一起到南召高等小学堂插班就读。 三年小学毕业后，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能到南阳读中学。11岁的任访秋仍回家中读书，父亲教授他《尚书》、《昭明文选》等古代典籍。 受父亲熏陶，他尽兴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不知不觉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外出求学之初的任访秋 1923年，14岁的任访秋离开家乡，到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在自由活跃、生机洋溢的五四文化氛围里，任访秋立志竭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在河南一师，他有机会接触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叶圣陶、冰心等人的作品。 当阅读到《语丝》、《文学旬刊》等文学杂志后，他得到许多新鲜的感受和启发。 在这里，教国文的嵇文甫先生是任访秋学术上的第一位恩师。 在嵇文甫的鼓励下，任访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论文《杨柳与文学》。 之后，任访秋写作热情迸发，常有文章见诸报端，并与几位同学成立文学团体——晨星社，定期出版《晨星半月刊》，刊载他对茅盾三部曲的评论。 1929年9月，任访秋负笈北上，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在这里，他有机会聆听沈兼士教授的“文字学”，吴检斋教授的“经典叙录”，钱玄同教授的“国音沿革”“经学史”“说文研究”等课程。 此间，他还到北大听胡适教授的“中古思想史”课程，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这使他眼界大开，学业大进。 这一时期，任访秋把自己在北师大的宿舍命名为“同适斋”，表达了以钱玄同、胡适为楷模，从事于学术研究的志向。 他参加了北师大“国文学会”，在北京、天津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 1932年，他还未从北师大国文系毕业，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 起初他师从沈尹默先生研究古典诗词。但不久，沈先生就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任访秋不得不中断研究。 193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任访秋回到了河南，到洛阳师范一边教授国文课程，一边坚持国学研究。 两年后，北大国学研究所改为国学研究院，任访秋接到研究院通知重返北大学习。 重返北大后，他在胡适、周作人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研究生论文《袁中郎研究》，使他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36年，任访秋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又回到河南洛阳师范教书。 献身学术 著书等身 1940年2月，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恩师嵇文甫先生的聘请，任访秋重回开封，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从此，他在河南大学深深地扎下根，在此辛勤耕耘了60个春秋。开封早已成为先生的第二家乡，直到2000年去世。 在河南大学的60年间，任访秋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河南大学曾先后流亡豫西、宝鸡、苏州等地，时常迁徙跋涉。 解放后，学校安定下来。任访秋与李嘉言、张长弓共同担任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文艺学”课程。 这段时期，任访秋在授课之余，沉潜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 成果丰硕。 他出版于194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我国以五四以后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奠基之作。 他独著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与张长弓、李嘉言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显示出他治学由旧到新的蜕变。 改革开放之后，年逾古稀的任访秋重获学术研究的自由，有感于时不我待，治学愈加锲而不舍，遂把他在河大的书斋称之为“不舍”斋，开启了学术生涯的新航程。 1978年~1990年约12年间，任先生几乎每年都有一部著作问世。 70岁的任访秋，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由现代文学转向近代文学，再由近代文学上溯到晚明，下推至“五四”。其创获之多，并世无二。 要指出的是，1988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恳切的专论体现完整系统的史观，填补了我国近代文学研究著述的空白，在海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荣获教育部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并且是教育部向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推荐的5种文学史著作之一。 从此，全国高等学校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有了正式的教材。 任访秋先生较为满意的力作，是《中国新文学渊源》，这是他多年钻研近现代文学继承和发展关系的结晶。 此外，1991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散文卷》，历时多年，终于出版。这部书同样具有填补我国学术研究空白和开创性的意义，荣获了国家图书最高奖。 坚守中原 教书育人 改革开放初期，任访秋为重振河南大学中文学科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学术雄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8年，国家刚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考试制度，任访秋就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生。 1980年，年逾七旬的任访秋担任了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坚持奋斗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 1981年，由任访秋担任第一导师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成为河南大学第一批硕士点。 1982年，在任访秋的建议和主持下，河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对中国近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细致研究，形成了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鲜明的学术特色。 河大校园 在漫长的任教生涯中，任访秋先生对其他学者、对学生、对诸多慕名前来求教的陌生人，都谦和平易，充分尊重。 任先生从来没有苛责过学生，哪怕是轻微的批评。可学生在他的轻言细语中，总能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催人自责自律，不敢稍存懈怠取巧之心。 任先生对于弟子要求很是严格，论文里的不足之处都一一纠正，批注详细。但是思想从不保守。 《韩诗外传》说：“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师之谓也。” 真正的教师是不必依仗威严，不必拥有权力的；而理想的魅力，人格的魅力，知识的魅力，这才是教师感召力量的所在，是教师尊严的所在。 任访秋先生就是这样的教师。 任访秋的成就和资历，足以比肩国内一流教授。 他与不少名家，如冯友兰、王瑶、吴组缃、钱谷融等都有旧交，与白寿彝、姚雪垠、苏金伞、魏巍等更是交情深厚。 后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河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民盟河南副主委，他利用各种会议平台，与国内学界名流交往频繁。 他曾独自访学，在北京等地寻访旧识，结交新友，曾先后带研究生游学江南、陕西、四川，让他的研究生与诸多一流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讨教。 他穿针引线，为河大请来不少名家，或为学生举办讲座，或与教师座谈，王瑶、冯其庸、王季思、钱谷融、陈则光、吴奔星等先生，都曾将思想的活水注入河大校园。 岁月易逝 韶华易老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因用眼过度，早已高度近视的任访秋先生双目失明，再也不能看书、写作。 对于这位终生勤奋、爱书如命的老人来说，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 据先生的夫人讲述，一次夜半时分，先生忽然从床上坐起，喃喃自语：“该上课了！我的讲稿在哪儿？学生怎么还没有来？”待夫人将其从梦中唤醒，先生才安静下来，怅然而卧。 学术事业与传道解惑的使命，使先生终身不愈，持之以恒，竟然达到梦牵魂绕的境界！
先生的住宅普通得几近寒酸，对于生活的要求低到不能再低。 1990年8月28日，很少写诗的先生有诗曰： 平生祈慕是庄老，嗣宗渊明亦我好。 荣华富贵如浮云，疏食饮水无烦恼。 这年，他81岁。 2000年7月3日20时，任访秋先生病逝于开封，走完了他91年的坎坷人生道路。
任访秋先生终生苦读，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笼罩的岁月，只要能坐下看书，绝不偷懒，诚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先生的学术研究，有着极其独特的视角。他从二十世纪起航，上溯千年，透过繁茂芜杂的现象，追寻新文化、新文学与过往中国一脉相承之处。 他的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是先生以失去光明的沉重代价，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思想的光辉。 哲学大师冯友兰有诗曰：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先生往矣，先生的皇皇巨著与读者同在，先生的学术精神与日月同辉，先生的大家风范薪火相传，嘉惠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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