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东汉蔡邕《琴操》关于介子推之死的说法。 一名追随重耳十九年的肱股之臣,只因赏罚不公导致遁隐山林,最后还被烧死,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义之人,在其祭日不生火,吃寒食。 那么,历史上,介子推到底为什么没有受到赏赐呢?寒食节又和他有哪些关系呢? 一、介子推功劳如何?
从这两则资料看,介子推并不在“五贤士”之列,即便是在逃亡名单中,他也并没有位居前几名。史料也曾对追随重耳流亡的那些随从进行了一个概括:
《国语·晋语四》也说重耳“父事狐偃,师事赵衰”。 显然,从功劳上讲,狐偃、赵衰属于第一方阵。 关于这点,众人在流亡中的表现亦可证实。 重耳逃亡的第一站是翟国,其国君赏赐了他一对姐妹花,重耳娶了年纪较小的季隗,而将年龄稍长一点的叔隗赏给了赵衰,这两人成为连襟。 在翟国待了十二年后,重耳跑到齐国又娶了齐桓公的本家齐姜。 此时齐国为诸侯霸主,齐桓公给他准备了一处富丽堂皇的府邸,以至“重耳爱齐女,毋去心”,想老死于斯,齐姜同赵衰、狐偃等商议后,将重耳灌醉,送出齐国都城临淄。 当重耳流亡到秦国的时候,秦穆公想把女儿怀嬴嫁给他,但是怀嬴之前嫁给了重耳的侄子姬圉,在夷吾病重期间,姬圉偷偷跑回晋国准备继位之事,这让秦穆公非常恼火,一个是面子上挂不住,另外就是秦晋联姻的破裂,让秦国称霸面临新的挑战。 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司空季子劝他不要“拘小节,忘大丑”,要本着“以济大事”为目的,最终,“受(怀赢)以结秦亲而求人”,秦晋联盟成功,借助秦国势力,重耳重返晋国并成功继位。 贾佗,在晋文公时期官职不详,但是从晋灵公时期的职位看,他位列太公,这显然和他逃亡时期所立功劳分不开。《国语.晋语四》亦是有重耳“长事贾佗”的记载。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是不是追随重耳逃亡的的那些人一定就比留在晋国的功劳大呢? 先轸,刚才说了,他位列“五贤士”,或许是出于留在国内以便随时给重耳汇报情况的目的,这哥儿们没有跟随逃亡。在重耳返回晋国的时候,他发挥了关键作用:
可以说,在先轸等人的协调下,晋国军士放弃抵抗,避免了流血冲突,为重耳顺利继位铺平了道路。 在晋文公五年,先轸任中军,司空季子佐下军,从这个人事安排来看,先轸虽然没有跟随重耳流亡,但是他却位居司空季子之上。 再看一下重耳对后宫的安排。 重耳流亡前已娶逼姞,在翟国娶季隗,十二年后到齐国又娶齐姜,等他继位后,逼姞在后宫中位居第二,坐在第一位的不是季隗也不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而是齐国的齐姜。 面对这种“毫无章法”的赏赐,一起经历苦难的壶叔心里甚是疑问,“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都赏了好几轮了,还没到他,只好去找晋文公讨个说法。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晋文公的赏赐标准是什么呢?
可见,重耳是遵循着功劳大小的原则进行赏赐的,而绝非介子推所说的“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 就介子推而言,正史上并没有记录他在流亡过程中的事迹,即便是有“割股奉君”的事实,按照晋文公赏赐的标准,顶多是“辅我以行”,为“次赏”功劳。 在流亡中,介子推唯一的一次出镜,还是在秦穆公送重耳到黄河边的时候,彼时重耳准备将一些旧的无用之物扔掉,这让狐偃等人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认为重耳回到晋国后就会把这些旧臣瞥到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为表白心迹,重耳对着河伯起誓道:
此时介子推亦在船中,听到重耳的誓言,笑着说:
狐偃等人让重耳起誓,虽然有争功的嫌疑,但是这从反面也证实了他们的功劳确实最大,以至于患得患失,这也是人之常情。 相较之下,介子推的功劳确实就不如狐偃、赵衰等人了,从地位上讲,狐偃是重耳的舅父,赵衰等人皆为贵族,多种因素综合下来,介子推受赏名次靠后也属正常。 二、为什么没有受到赏赐?介子推回到老家后,对他母亲说:
看到那帮人挣功的嘴脸,“不忍与同位”,遂产生了隐居的想法,结果就是“晋侯赏从之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但是,关于介子推赏赐问题,《史记·晋世家》又有下面一条记载:
显然,介子推的从人解张认为晋文公奖赏不公,至少他认为介子推应该位列五贤士,但却没有享受到对等的待遇。 那么,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介子推没有受到封赏呢?仅仅是因为介子推归隐山林之故吗?
原来,是周王室出问题了! 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盗嫂,事情败露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外通北狄,愣是把周襄王赶出了洛邑,不过,这倒给晋国称霸创造了绝佳条件。 因此,晋文公“恐他乱起”,全副身心投入“尊王”这件事情上,对于“赏赐”之事就暂停了下来。 在将周襄王护送回洛邑后,重耳继续行赏。轮到介子推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再联想到前面解张在宫门贴的那份“控诉书”,晋文公便加紧了寻找介子推的力度。 关于此事,《吕氏春秋·介立》曾做如下记载:
后来,据说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寻找介子推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地方官的身上,时间紧任务重,或许是地方官员想迫使他出山,便想到了烟熏的方法。 只不过,介子推归隐的想法异常坚定,宁死不从,最终抱树而死。
不过,一个事实是,无论在《左传》还是《史记》中,介子推均是“隐而死”,不是被山火烧死的。 三、介子推与寒食节的关系关于介子推之死,蔡邕在《琴操》中,有如下记述:
介子推烧死之时,晋文公甚是伤心,下令这一天禁止烟火,都吃寒食,这天也被称为寒食节。 但是,早在介子推之前就已经有了寒食节这个习俗,且其时间为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故又称百五节。 显然,百五节与介子推的“寒食节”在时间上并不吻合。 到了东汉初期,桓谭在《新论》中曾提及此事,“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介子推故也”。 这标志着,至少在太原郡这个地方,两个寒食节已经合流。 不过,很多人对此依然抱怀疑态度,东晋的陆翙在《邺中记》记载: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寒食节愈演愈烈。 到了东汉时期,这个习俗已经延长到了一个月,以至于“老少不堪,岁多死者”,最终导致官方出现了移风易俗之举,并州刺史周举是第一个出来限制寒食节的官员。 他写了篇祭文,到祭祀介子推的庙里宣读,说“盛冬止火,残损民命”,你介子推做为一个贤者,这也不是你的本意吧? 结果就是,“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到了三国时期,曹操颁布《明罚令》,在该条令中,针对民间“云有废者,乃致 雹雪之灾”的迷信说法,他予以驳斥,并做了个假设:“汉武时京师雹如马头,宁当坐不寒食乎”?并且北方为寒凉之地,老小羸弱,长此以往,身体何以承受?他要求令书下达之日,“民一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俸一月”。 进入后赵时期,石勒也曾经禁断寒食,不过,第二年的时候天降凶兆,“暴风大 雨,震电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根据古代儒家经典,这种“异象”往往隐含着上天对天子的惩罚之意,“并州复寒食如初”。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北民族大融合,寒食节开始真正走出并州,贾思勰的 《齐 民要 术 》有如下记载:
第一次对寒食节“盖棺定论”的是唐朝,李隆基将其定为法定节假日,在其诏书中,有如下解释:
按照唐朝的说法,并没有提及介子推,这也是千余年来,官方首次将寒食节与介子推脱钩的结论。 在唐玄宗的推动下,寒食节“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将人们对介子推的迷之崇拜转换成对个人先祖的追思。 结语楚成王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如此评价重耳:
可见,重耳即位后,断不至于因为“赖账”而导致介子推负气出走,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介子推的功劳没有赵衰、狐偃的大,晋文公按照标准次第论功行赏,在还没轮到介子推的时候,就有其从人上书为介子推鸣不平,当这位“割股奉君”的肱股之臣最后落了个抱木而死的凄惨结局时,民众那种朴素的感情被彻底点燃。 介子推的逝世纪念仪式与寒食节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到唐朝时,终于有了官方说法,虽然不再提介子推,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惯性,怎是一道圣旨就能改变的?介子推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美德,这使得介子推终于幻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与寒食节彻底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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