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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浩然气,成三达德——纪念张养浩诞辰七百五十周年作者:胡春雨

 扬眉剑客 2020-04-06

养浩然气,成三达德——纪念张养浩诞辰七百五十周年作者:胡春雨

七百五十年前,一颗璀璨的星辰,降临在济南的时空。元世祖至元七年,大约寒食前后,张养浩字希孟,诞生在一个富裕的平民家庭里。当他走过一个甲子的风尘,最终魂归故里,极具哀荣:朝廷考其一生行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于是在今日天桥区北园,于'水月松风'间,留下了后人永远凭吊的张公坟。他是一代学者,一代名臣,一代文豪,在饱经忧患中,一路追寻着立德、立言、立功的彼岸,如果把这一生的成就归于一体,也便是一代鸿儒。所谓不朽,在于以有限的生命成就永恒的价值,让世间一股浩然正大之气,化作超越时空的精神财富。作为济南后学的我们,正是守卫这笔祖产的门人。

历史的长河,星汉灿烂。万古长夜之中,历代中国史家总是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星辰的寒光。打开《元史》中张养浩的列传,便从传主的少年时代,抓住几个细节刻画出其精神底色,预示着一生的不凡。

人物的开篇是'幼有行义',不仅拾金不昧,而且追及同为道路之人的失主,完璧归赵。廉洁,乃为政之本,使权力为民所用;不贪,乃人生之宝,使人生不失本真。在政治浊乱的元代,这种品格尤为可贵。'年方十岁,读书不辍',乃至父母担心其身体健康,预示着传主一生的学问修养,为异日挺身庙堂的忠言谠论、载酒江湖的锦绣诗篇,打下了深厚基础。后生可畏,后生可贵。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可贵的是精勤不已的品质,足以让千里马远行千里;一个小小少年,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能够沉潜其中乐此不疲,可畏的是超然的才气。

'太古淳风叫不还,荒祠每过为愁颜。苍生有感歌谣外,黄屋无心揖让间。'当十七岁的张公游览家乡的舜祠,凭吊'天下明德之始'的舜帝,写下了这篇《过舜祠》的诗作。在开辟中华文明的征程中,龙山文化时代舜耕历山的往事,在中华文明的源头灌溉着城市文化的根基,使济南以舜城自诩。张公的少年时代,距离金元递嬗的动荡不过半个世纪,正值元世祖横扫六合之秋,作为人文胜迹的舜祠,不免再次沦为'荒祠'。但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少年张公的心中,已经为太古'醇风'的远逝而顿生'愁颜'。品味诗作,在儒雅与诚挚之间,已经隐隐透露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

君子一以贯之,小人朝三暮四。其间的差别,在于君子有精神的皈依,有不变的初心,以信仰的力量在人生的风浪中确乎不拔,而小人只能在利害的尘沙中随风偃仰。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用张公的话说:'故君子之学,以明理自信为贵。'这就是信仰,由自觉而自立,应该是支撑张公取得一生成就的最大力量。

一代鸿儒的事业,从文学中发端。仅仅二年后,青年张公凭着一篇描摹济南山水的《白云楼赋》,盛名不胫而走,传抄到山东按察使焦遂手中。慧眼识珠的前辈,破例召见了这位年未弱冠的年轻人,并荐为东平学政,开始了张公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一代宏才,注定属于更大的舞台。至元二十九年,二十三岁的张公北游大都,凭着卓越的文章与才能,再次获得了平章政事不忽木的赏识。在这位朝廷高官的推荐下,张公入职礼部令史。壮志所在,平步青云的张公依然不治产业。一日偶病,不忽木亲至家中探问,见家徒四壁,不尤感叹'此真台掾也!'

可以想见,在京十年之间,青年张公不仅砥砺了才干,也结识了更多贤达,以其才德兼备赢得了更多认同。元成宗大德九年,张公由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从基层开始主政一方,得以施展抱负。真正的儒者,从来不只是空言无实,附庸风雅,而在勇于立身行道,善于经世济民。

《元史》对张公主政堂邑,同样只拣选了几桩貌似简单的事例。上任伊始,摆在张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县太爷的官邸素称凶宅。而一介书生的张公并不信邪,不仅'竟居之',而且针对当时辖区内鬼神迷信盛行,各种'淫祠'林立的弊端,雷厉风行,'首毁淫祠三十余所'。对横行多年的黑恶势力李虎集团,'旧尹莫敢问',张公重拳出击,'尽置诸法'。断然几笔,写出的是大智大勇。唯儒者之勇,不在于血气之勇,维其通达事理,守正不移,故勇于自信,勇于任事,不为淫邪所惑,不为强暴所惧。针对法制实施中的弊端,张公毅然'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废除了刑满释放人员频繁到官府报道的旧制。这一笔,写出了'仁'字,阐扬的是中国法治文化的忠恕之道。

《论语》云:'智仁勇,天下之三达德也。'《尚书》云:'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又说:'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君百里之地,张公以达德之资,行德政之实,展露出卓越的政治才华,难怪当地群众爱之若父母,'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有元一代,蒙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凭借一时的武力鞭笞宇宙。在这样的开国之势中,迷信宗教的蒙古王公贵族垄断着权力,北方的汉人和宋地的'南人'政治地位低下,社会上一度有'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称,读书明道的知识分子反而被排挤出主流社会。元代中期以后,政变频繁,吏治腐败,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政治始终未上轨道'。满眼风波之中,历史没有把'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舞台留给张公的时代,决定了他留给后人更多的记忆,是一部言之谆谆的《三事忠告》,和一部寄情山水的《云庄乐府》。

元成宗驾崩后,拥兵在外的元武宗,在弟弟元仁宗发动的大都政变中胜出,遂在政权的继承上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武宗登基后,以仁宗为'皇太子',执掌朝廷政令所出的中书省。武宗在位,暗于治国,而仁宗自幼熟读经典,推崇以儒治国,进用汉臣。尚在东宫时,仁宗便将张公招为监察御史。在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形势下,执德不回的张公,走上了中央监察部门的领导岗位,注定陷入宦海的风波。

武宗登基未久,便一改旧制,在仁宗执掌的中书省外重新设立尚书省。史载:'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归于中书省,任相任贤,责无旁贷。故小人欲变法,忌中书不便于己,则必别立尚书省以夺其权。'对这种'贰政病民'的蠹政,张公以一介御史挺身而出,极力主张其'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尽管'台臣抑而不闻',依然公开坚持政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再与权贵唱反调。面对武宗'封爵太盛,多遥授之官;锡赉太优,泛赏无节'的一些列乱政,张公知无不言,'遂疏时政万余言: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这些关乎朝廷大政的论述,直陈时弊,自然为'当国者不能容'。武宗时代的仕途,以'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而去'做结,宦海的风浪几乎让张公葬身鱼腹。

孔子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对国家的忠诚与对人民的大爱,终将化作无穷的力量,为一代代中国人挺起民族的脊梁。用张公的话说,'夫尽己之职,乃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在张公的三观里,'人之有死,犹昼之必有夜,暑之必有寒。古今常理,不足深惜。若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大义当前,张公的勇气在于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通达了性命之理的鸿儒。

仁宗时代的到来,短短八九年间,迎来了张公政治生涯的高峰。仁宗登基后,旋即废除尚书省,召回张公,从右司督事、翰林直学士,一步步走上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重要领导岗位。张公与元明善等名臣主持了号称'延佑复科'的科举考试,距南宋灭亡三十六年后恢复了科举,足见仁宗朝对这位'学者型领导'的倚重。不难想见,恢复科举对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尽管蒙古贵族专政的格局无法改变,但意味着尊重文化、读书入仕,重新成为引领社会的风向标,元代政权向文治政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此后,仁宗之子英宗的即位,违背了当初仁宗与武宗'叔侄相继'的约定,为元代中期频繁的政变埋下了伏笔。英宗天资刚明,少年执政,引用同样年轻的政治家拜柱为相,短短数年间锐意改革,'一新机务'。政权根基未稳之际,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与来自太皇太后及旧臣的保守势力矛盾激化。这段历史,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苏轼在哲宗初政时的忠告:'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不难想见,此时的朝堂在貌似平静下已是暗流涌动,张公的宦海生涯,即将面临新的变故。

英宗执政不久,擢升张公参议中书省事,意味着张公以汉人身份进入了元朝政权的中枢,在刷新朝政中被委以重任。炙手可热时,高处不胜寒。是年元夕佳节,英宗欲在宫内大办焰火,兴头方浓之际,张公阐明为政之体,再次冒险谏止了这一奢靡之务:'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至此,正色立朝,不改初心。然而短短几个月后,张公便以父老为由弃官归养,放弃了全部权势,回归父子天伦。此后八年之间,朝廷七次礼聘不就。《周易》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张公的激流勇退,应当来自对时局的洞察与人生的把握——仅仅两年后,英宗、拜柱君臣双双丧生于南坡之变,而此时的张公已全身而还、尽孝膝下,在鹊华之阳、明湖之畔,过起了乐享天真的隐居生活:

'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远是非,绝名利,盖座团茅松阴内,更稳似新筑沙堤。有青山戏酒,白云伴睡,明月催诗。'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孟子云:'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人生巅峰之际,张公的谦退与昔日的刚猛似乎形成强烈对比,却无非仁智之事:'窃谓君臣以义合者,非华其爵也,非利其禄也,不过欲行其道而已。道行,则从而留;道不行,则从而去。不使久而至于厌鄙诛窜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用舍行藏,进退出处,莫非豪杰本色。

果然是'江山不幸诗家幸'。元代政局的动荡,却使元曲的创作多了一位巨擘,使济南的山水幸遇了千古知音。回到济南后,张公在家乡的明山秀水间修筑了云庄,作为归隐之处。数年之间,'以六合为家,四时为友,寄傲林泉,纵情诗酒',以昔日经纶天下的巨笔,为湖山写下了最优美的篇章: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

一位诗人对山水如此清妙的描绘,一定来自全身心的投入,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中寄托着生命的真谛,也就拥有了无穷的欢乐。其前提,是挣脱了仕途的一切枷锁,超越了尘俗的一切喧嚣: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

诚如张公所言:'古人以休官致政,为释重负而脱羁囚。'在中华文化的理想中,儒者读书入仕是出于立身行道的终极目标,无关富贵利达的浮华之物。因为,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生命与性灵,而非外物。孟子云:'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吕氏春秋》云:'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因此,'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间真谛,殊途同归。成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不仅来自横绝的才华,更是来自思想的境界。

这也决定了与人为善的张公,不可能忘记与人同忧。'天历二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灾情就是命令,救民就是使命。张公可以婉拒诸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却无法放下对人民的大爱,也便无心徜徉他所眷恋的山水,立即奔赴灾区。也许,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归宿注定是道义,而非林泉;也许,此时的张公已预感到自己的归宿,毕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何况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前路莫测。'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他曾经放弃了权势,此时又放弃了财产,即将把余生归还给深爱的土地。

世间最难得的,是精诚二字,从一腔大爱出发,足以为民父母,感天动地。'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大旱之际,张公祈来甘霖,欢喜的写道:

'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

在与灾情的艰苦斗争中,张公倾尽了最后的生命力,对人民的热爱,对丑恶的憎恨,以及对朝政的愤懑,依然无法释怀:

'乡村良善全生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 '

直面惨烈的大灾现场,张公'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张公曾说到:'夫人以渺然之身,倏尔之年,使之山岳耸而日星揭者,非节义能耳耶?'回顾张公的一生,以其大仁、大智、大勇,或守正不移,或从容进退,或徜徉山水,或慷慨赴难,从思想的通达度越精神的自由,在残缺的现实中,成就了生命的真谛。

'观公之去就大节,从容得宜,非所谓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国政,所至又可量耶?'后之君子,对于张公生前不能实现全部抱负抱恨不已,而一部《三事忠告》,足以为有经世济民之志的后来者,留下千秋镜鉴,向着无尽的彼岸代代前行。

三十年间,张公历任地方牧民之官,监察风宪之司,公卿庙堂之任,精勤政务,一以贯之,力行之余,总结心得,分别写下了《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辑为著名的《三事忠告》。行文提纲挈领,内容秉要执本,务在'简而易行,约而易守'。以《牧民忠告》为例,'采比古人嘉言善行,自正心修身,以至事上惠下,除奸决疑,恤隐治赋,凡可为郡县楷式者,无不曲尽其宜',成为一部吏道官箴的宝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社会而言,国家政权历来处于维系社会运转的中枢位置,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直接决定时代气运。可以想见,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构中,《三事忠告》乃张公为子孙留下的又一笔文化遗产。

论著的内容,广泛涉及为政为官的方方面面,行文的简洁却令人叹为观止,足以让为政者在公退之余,从容浏览而又欣然忘食。字里行间,无非仁者的情怀,智者的卓见,令人想起汉代董仲舒关于仁与智的理想境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又说:'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高山仰止,不可企及。

尽管为政之道千端万绪,其根本则在爱民而已:'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周,惟其爱故智无不及。'因为国家政权的意义,'夫天以亿兆之命托之君,君以亿兆之命托之相,是知相也者为君保民者也,君也者为天为祖宗保民者也。'可见,张公一生政道的展开,在于对中国政治文明精髓的深刻把握。从对人的无私奉献与对己的严格要求,在书中随处可见,隐隐贯穿着中国治世伦理的两条主线,诚如董仲舒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

养浩然气,成三达德。栖身鹊华之阳,云庄松月近在咫尺,却让我突然想起远在荆楚屈原的《橘颂》。籍此张文忠公诞辰七百五十年之际,谨颂诗章,酹酒前贤灵前: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圜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脩,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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