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天是清明节。今年清明节对我个人和整个国家来说，与往年大不一样。 大概自2000年开始，我每个清明节都要回湘中山村的老家，为祖先挂青扫墓。那时候父母还在，后来父母相继故去，清明节我更得回乡了。特别是今年，是母亲去世后第三个清明节。“圆满青”一挂，意味着三年的哀伤算是结束了。从民间风水的角度来说，在此期间家族子孙平安清吉，卜葬母亲的那块地，就是块福地。 可今年清明我没能回去，许多定居在京的同乡和我一样，只能困居在此。我正月初三过完年从老家回京时，还以十七年前北京非典疫情的经验揣度之，心想到清明节，这新冠肺疫怎么也过去了。看来我是乐观了，恐怕乐观的远不止我一个。首都的疫情防控力度甚于其他城市，倒不是我这样居京的平头百姓多么重要，而是一些和我同在这座城市的人物，其身系国运，无比金贵。现在离京外出的市民，回来时必须隔离十四天，去外地的成本实在太高，只能由长兄代表我们兄弟去父母及列祖列宗的坟茔前凭吊了。 这个清明于国而言，首次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罹难者进行国家级哀悼活动。上午10点，全国各地，由首都至边疆，大小城镇警报响起，汽笛长鸣，所有在公共场所的人皆伫立默哀三分钟。尽管绝大多数国人，与那些在大疫中病逝的国人（以武汉市民为多）和殉职的医生、公职人员素不相识，甚至不知道多数死者的名字，更不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但是，作为幸存者，应当对死于大疫的同胞表示哀悼，这不仅是幸运者对不幸者的哀悼，也是同为人类、同为中国人的一种道德义务。我只是不希望被权力加持的集体哀悼仪式，让一个个曾经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同胞死去后，仅组成一个“肺疫死难者”的集合名词存在于世并留诸史册。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和生前的故事，应该被还活着的人去寻找，去铭记。 人到中年，特别是父母身故后，过清明的感受和儿时大不同。 父母健在的少年，很难体会到至亲阴阳永隔的悲伤。尽管他们已经去世的祖父母也曾疼爱过他，但中间毕竟隔了一层，而且小孩子对死亡很难有什么深刻的理解。我小时候也一样，清明节跟着父亲、叔叔去给祖父、祖母和列祖列宗上坟，只是觉得好玩。南方山村的暮春，是一年最美的时节。山间的鸟儿欢快地鸣叫着，树叶绿得丰润而翠亮，山峦连片的绿有中让人想一头扎进去的诱惑。映山红、桃花、李花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争奇斗艳，田里用来做绿肥的紫云英散发出馥郁的、近似药香的味道，蛰伏一冬的茅草长出了白嫩如藕的茎。随大人去挂青的小孩，可以暂时忘却了农活和功课，踏过溪上的石桥，走在山坡的石板路上，时不时在山石缝隙间采摘一朵小花。心情在春天里放飞，有雨或者天晴，是一样的欢乐。 那时候，我怎么能理解父亲和叔叔站立在祖父母坟前的悲伤？我的祖母姓张，墓碑上镌刻的名字是“李张氏”，刚刚五十多岁患病而逝，我母亲正怀着她的长孙、我的哥哥。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所有的孙辈都没见过她，自然不知道她长得何等的模样，只能听父亲和叔叔转述。父亲有时候喝了点酒，想起祖母，总会说那几句话。“你奶奶真命苦呀，满怀欢喜等着你哥哥降生，好带孙子。就差了几个月。”“我从县里回来见你奶奶最后一面，她问我要钱买点糖吃，我那时候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呀。” 祖父去世时七十六岁，对他那辈人来说，算是高寿了。我正读小学五年级，还不懂得悲伤。他是位很严厉的老人，且更疼爱长孙，我对他老人家印象不深。父亲说起他，也总是重复的几句话：“如果有现在的医疗条件，你们嗲嗲起码能活到八十岁。”“你们嗲嗲过世前那个秋天，我在他住的老屋后背山上挖土。他看到了，柱一个拐棍，提着一壶水爬上来，对我说，崽呀，歇息一下吧，喝口水。我心想自己四十多岁还有老父亲给我送水喝。第二年他走了，我还去那块地挖土，就想起这事，可再没有父亲招呼自己喝水了。” 以前只是觉得父亲说这些事真是絮叨。等父母过世后，我站立在他们的坟前，所想到的，也总是这类琐事。想把这些在脑海里如放电影一样闪现的琐事告诉儿子，可他在大城市生长，和我儿时的生活环境完全是两个世界，讲这些，他没有理解的文化背景。只得罢了。 清明节那天，没能回乡的我，心中不无内疚感，在书斋中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五言绝句《歙州山行怀故山》：
这首诗精妙地写出了奔波在外的中年人心境。诗人走在皖南歙县风光旖旎的山路中，触景生情，想起了故乡，后悔自己离乡太远，发愁归田还乡的时候会太迟。可抬头一看眼前一山接着一山，路途还很遥远，远没有到回乡隐居的时候呀。——人生，不能松懈，还得继续奋斗。旅途过半，船行中流，人到中年，便是如此的境地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