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看透了曹操和刘备，你才能读懂中国与西方。

用心的人生 20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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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宋时期，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吕夷简。

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叫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四兄弟从小都聪明伶俐，品学兼优。

吕夷简十分欣慰，有一天突发奇想，就对夫人说：

“咱们家的的四个儿子以后必定都是高官显爵，就是不知道哪个有宰相的气量。所以我想了个预测的办法。”

过了几天，四兄弟正好从外面一起回来。

吕夷简和夫人依计行事：

派一个小丫鬟端着四件华美珍贵的茶瓷器在院内款款而行，突然，小丫鬟一个踉跄儿，四件宝器摔得满地皆是。

这时候，四兄弟当中的三个都大惊失色，接着面面相觑，然后奔走禀告。

唯有一人凝然不动，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此人就是老三吕公著，吕夷简莞尔一笑：

“此子将来必做宰相！”

果然，几十年后，吕公著接替司马光当上了北宋的宰相。

2、

现在请问：

吕夷简为什么能断定吕公著有宰相气量？

许多人读完这个故事都认为：

当然是因为吕公著性格稳重，遇事镇定。

包括记述这个故事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北宋画家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下》），一位是明朝学者赵釴（《晏林子·卷三》），他们两位在著作中同样都是“稳重淡定”说法的支持者。

这个回答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得依然是浮于表面，并没有触及到本质。

那么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3、

《论语》里面流传着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

大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发现院子里的马厩已经烧成了灰烬。

当时的孔子焦心如焚，他赶紧找到管家，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

“伤人乎？”

至于马的死伤情况，有人说是“不问”，有人说是“后问”。

但无论哪一种，都足够说明：

在孔子心里，人永远都排在第一位。

尽管在那个时代，马是一个国家相当奢侈的存在。

没错，孔子最了不起的一个理念就是：

“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

4、

而官宦世家出身的吕公著，自然是捧着儒家的学说长大的，而且他终身都在践行这一理念。

比如说：

朝廷国力有限，师出无名，却兴兵征伐西夏，只有他站出来替边境的老百姓说话。

再比如说：

有人为了让政府的权威能更好地震慑平民，主张恢复试行割鼻和砍脚这两种残忍的刑罚，他第一个站出来公然反对，最后此事胎死腹中。

还比如说：

宋神宗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哲学思考，天天谈佛论道，他就劝谏说：“尧舜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他们更懂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人”和“安民”，所以才能成为尧舜。”

【备注】：以上事例取材自《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谈到这里，我想你就明白了：

吕夷简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儿子吕公著具备宰相气量？

因为普通人所看重的琉璃玉器根本就没被吕公著放在眼里，唯一能让吕公著动心的是“稀世珍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

如果当时那个小丫鬟自己也跟着摔倒在地，你觉得吕公著还会“凝然不动”吗？不可能！不要以为这没什么，好像很容易做到。

我们要知道：

在古代对于一个出生于官宦世家的普通人而言，一个买来的小丫鬟受伤还真不一定比四件珍贵的茶瓷器损坏重要。

所以，表面上看是吕公著的“稳重淡定”赢得了父亲的青睐。

其实吕公著之所以能“稳重淡定”的本质是因为他的观念：

“天地之性人为贵。”

没错，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并不是性格，而是观念。

所谓性格，不过是一个人思维惯性的别名。

5、

那么同样的到道理：

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本质差异并不在于所谓的政体，不在于它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也不在于它是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还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最根本的区别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政府的执政理念。

所谓的政体，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执政理念集合的别称。

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坚持的是“人民立场”，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它走过岔路，栽过跟头，但无损于它的本色。

西方政府执政理念是什么？

也很简单，也是五个字：

为资本服务。

每当西方政府表现得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必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或者高度重合的时候。如果资本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西方政府的选择必定是“舍卒保车”。

一句话：

当一个有大事故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首先的关注点是“人本身”，西方政府首先的关注点是精贵的“茶瓷器”。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但是不妨先静下心来，追本溯源。

根源在哪里呢？古希腊。

6、

其实古希腊的民主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制度。

比如说雅典，一共30万人口，但大约只有3万公民具有投票的政治权力。

奴隶不是公民，女人也不是公民，哪怕是长期居住在雅典的外乡人也没资格成为公民。

再加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有五六千。

所以古希腊的所谓民主制，本质上就是：

一部分奴隶主之间为了互相制衡而不得不妥协出来的一个——利益分赃制。

这个“奴隶主的利益分赃制”，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虽然中断过，但一路走来，走过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走过十七世纪的荷兰，走过十八世纪的法国，走过十九世纪的英国、走过二十世纪的美国，一直走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2020年，它只不过是染了个头发，换了件衣服，化了妆，整了容，只不过是把奴隶主改了名字叫资本家，把奴隶替换成了本国的弱势民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本质上的它，从来都没有变过。

如果它变了，瑞典政府就绝不可能敢公然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检测和统计；如果它变了，英国政府就绝不可能敢公然宣称“群体免疫法”；如果它变了，西班牙政府就绝不可能在确诊400多例的情况下，依然批准上百次超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如果它变了，德国政府就绝不会拦截瑞士的口罩；如果它变了，意大利政府就绝不会拦截瑞士的消毒液；如果它变了，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绝不会互相扣押对方的医疗物资。如果它变了，美国政府就绝不会......（此处省略一千字）

每当这个世界遭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奴隶主身上的遮羞布。

可笑的是，一群奴隶主用抢来的钱穿上了马甲，我们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文明的绅士。

7、

那么中国政府就没问题了吗？当然有，而且还不少。

尤其是在这次新冠肺炎发现的初期，武汉市政府和卫健委的表现可谓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典范，为了经济，为了政绩，欺上瞒下，变得没有魄力，失去了应有的决策担当，尽管这种“错误”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因为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所以才导致本来可控的疫情爆发。幸好钟南山先生及时捅破了“人传人”的窗户纸，党中央及时纠正，最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正当我们反思自身并加紧控制疫情即将看到胜利的曙光时，突然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开始爆发了，而且失控的主要是西方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人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前段时间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显而易见：

西方政府除了资金，其余三项条件都不具备。

什么是速度？

就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不受资本力量左右的快速性。就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在追踪和隔离流动人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积极性和精准性。

什么是想象力？

就是中国人不信邪，不怕鬼，不管你是什么瘟神。政府敢于“封城”，老百姓甘于“居家自封”，政府敢于“基建创新”，企业甘于“生产创新”，老百姓甘于“隔离创新”，以一种高度默契的、全世界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笨办法跟病毒决战。而西方社会传统观念认为，病毒一旦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就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然后被动地等待疫苗研发。

什么是政治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