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阶段和地区看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心理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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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阶段和地区看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心理

文：郭永玉课题组

课题组

负责人

郭永玉，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高校心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心理研究》《社区心理学研究》、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Research等期刊编委。

课题组成员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疫情进展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随着疫情的蔓延以及各级政府管控措施的出台，全国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有效地防控疫情和改进社会治理，需要深入地了解疫情中民众的社会心理特点、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对此，郭永玉教授带领的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课题组围绕此次疫情中民众的社会心理现象开展了调查研究。

　　课题组分别于1月31日―2月1日和2月11―12日通过腾讯问卷平台和微信社交网络进行了两轮次数据收集。从疫情发展情况和防控措施来看，1月31日―2月1日疫情急剧恶化，新增病例数快速增长，各地的防控措施日趋严格；2月11―12日疫情持续蔓延，随着各种新政策的推出，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本文将对两个阶段调查结果进行报告，揭示疫情发展不同阶段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

图1 全国疫情每日新增趋势图

（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本调查关注的核心为新冠疫情对民众社会心理的影响，重点考察了民众对个人和社会的风险感知、恐慌心态、对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及系统合理信念（指个体相信社会系统现状合理、正当，并会对其加以拥护、支持的心理过程）等指标。

　　值得关注的是，调查期间湖北地区的疫情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在一些指标上表现出不同的分布形态，并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变化趋势。接下来，本报告将对湖北、非湖北地区民众在上述指标的表现进行对比分析，并将呈现疫情期间民众社会心理的阶段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两次调查样本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由于两次调查来自不同样本，因此各项指标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也可能是由样本差异所致。

1 样本概况

　　在回收的问卷中，我们基于作答时间和认真作答的识别题项进行了被试筛选，最终有效样本数情况如下：

　　第一轮数据共计1562人，其中男性843人，平均年龄为29.4±8.14；被试来源于全国31个省份，湖北地区被试566人，其中武汉被试143人；居住于城市、县城和农村的被试分别为858人、304人和400人。

　　第二轮数据共计972人，其中男性605人，平均年龄为29.4±7.79；被试来源于全国30个省份，湖北地区被试375人，其中武汉被试131人；居住于城市、县城和农村的被试分别为562人、190人和220人。

2 疫情风险的感知

2.1

个人风险感知

　　对生命安全的威胁感知在降低，但对生活质量降低和对个人经济损失的感知在上升。　

　　综合来看，来自全国的两轮数据显示（见图2），民众对防疫措施的了解程度、对疫情影响生活质量和带来经济损失的感知都有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尽管民众认为居住地疫情扩散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变化，但民众认为疫情威胁自己或家人生命安全的程度、感到害怕的程度都有显著下降。民众在个人风险感知上的阶段性变化表明，居家隔离、封闭式管理等疫情防控举措降低了疫情蔓延的可能性，在疏解社会心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疫情拐点未到，民众在个人风险感知上的地区对比则发现，湖北地区民众在疫情扩散、生命安全威胁方面仍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感知，在两阶段调查中没有显著变化，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图2 疫情个人风险感知的阶段性差异

（1=一点也不清楚/一点也不严重，7=非常清楚/非常严重）

（注：图中星号表示两阶段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水平*p<0.05, **p<0.01,***p<0.001，下同）

2.2

社会风险感知

　　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感知降低，但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担忧加剧。

　　两次调查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区的数据显示（见图3），民众感知到疫情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呈现下降趋势；但随着疫情不断持续，许多行业受到剧烈的冲击，民众感知到疫情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显著提升。此外，民众认为“此次疫情暴露了政府部门的一些不足”前后数据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均处在高分水平。调查显示，政府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不足（如疫情早期信息不透明、应对措施不及时等）直观地反映在民众对社会风险的感知上，在社会治理上值得更多关注。湖北地区和其他地区在社会风险感知这三个方面趋势一致。

图3 疫情社会风险感知的阶段性差异

（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3 民众的恐慌心态

　　在两轮调查中，我们以状态焦虑和生活被干扰程度为指标，考察了疫情对民众恐慌心态的影响及其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会表现出恐慌等消极情绪。第一轮调查显示，湖北和非湖北地区均表现出较高的恐慌心态，在状态焦虑和生活被干扰程度上具有较高的表现；而随着疫情发展和政府部门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非湖北地区民众恐慌心态有所缓解，焦虑情绪减轻，生活被干扰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受封城、疫情严重等客观因素影响，湖北地区民众的恐慌心态仍然较高（见图4）。

图4 民众恐慌心态总分及子维度的阶段性差异

3.1

疫情之下的状态焦虑

　　非湖北地区整体状态走向积极，消极的恐慌情绪降低，积极情绪提高；湖北地区民众的消极情绪处于较高水平，且没有明显减弱。

      随着疫情的发展，民众的状态焦虑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紧张、烦恼、害怕的情绪都有所缓解，轻松、心情平静等积极情绪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地区民众在烦恼和心情平静两项指标上的变化并不明显，即烦恼没有减少，心情平静没有增加（见图5）。新冠病毒在给人们的生理健康构成威胁的同时，也难免会给人们的情绪和心态带来潜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比生理上的伤害持续更长时间。也正因为如此，需要专业的组织和个人针对此次疫情开展紧急心理援助。

图5 状态焦虑的阶段性差异

（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

3.2

疫情对生活的干扰程度

　　疑病倾向降低，但疫情仍对生活有较大干扰。

　　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复杂，被感染后潜伏期长，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威胁。调查显示，湖北地区民众生活受干扰的程度更明显，并且这种干扰有显著增加，与第一轮数据相比，因担心被感染而介意接触他人的评分显著上升，这也是一种防范意识加强的体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疫情信息的了解逐渐增多，在焦虑情绪降低的同时，民众的疑病倾向降低，湖北和非湖北地区民众“与平常相比更经常感到身体不适”的程度相比较第一轮均有了显著降低。非湖北地区民众在介意接触他人、无法安心工作和学习以及逃离意愿指标上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见图6）。

图6 疫情对生活干扰程度的阶段性差异

（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

4 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

　　非湖北地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显著提升，湖北地区民众对本地政府的信任仍然相对偏低。

　　调查显示，整体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处于高位，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都高于对本地政府的信任。相较于第一轮调查，第二轮调查中民众的信任感提高是总的趋势（见图7、图8）。这可能和政府发布与落实各项相关政策、措施有关，例如外省对口支援湖北，要求针对患者应收尽收等等，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对于非湖北地区而言，民众明显地提高了对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会充分考虑民众利益的信任度，对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有足够能力做好防疫工作的信任度以及对本地政府能不断完善防疫工作的信任度。对于湖北地区而言，政府的各种举措虽然提高了民众对本地政府会充分考虑民众利益的信任水平，但是这一指标仍然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而且在疫情的应对中，湖北地区政府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和不足，湖北地区民众对本地政府是否有足够能力做好防疫工作和改善防疫工作不足两个方面的信任仍然偏低，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平均水平。

　　

图7 民众对本地政府信任的阶段性差异

（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图8 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阶段性差异

（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5 民众的系统合理信念

　　非湖北地区对本地社会和中国社会整体的系统合理信念有所提升，湖北地区的本地系统合理信念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与第一轮调查相比，第二轮调查中非湖北地区的民众在“本地社会整体是公平的”、“本地政治体系的运作是合理的”两个项目的认同程度显著提升；而在“中国社会整体是公平的”、“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是合理的”两个项目的认同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未发现显著变化。针对湖北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北民众在系统合理信念的各项指标上均未表现出显著的阶段变化。与此同时，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湖北地区民众在本地社会整体公平性和本地政治体系运作合理性的认同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可能是由于湖北地区在疫情期间暴露出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医疗资源紧张导致相当数量的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等（见图9）。

图9 民众系统合理信念的阶段性差异

（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6 综合指标对比

　　从全国范围的数据来看，多项指标在两轮调查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图10所示，与第一轮调查（1.31―2.1）相比，第二轮调查（2.11―2.12）数据显示，尽管民众对疫情中个人风险的感知无显著变化，但对社会风险的感知显著下降；民众的紧张、烦恼、害怕等恐慌情绪有所缓解。与此同时，与第一轮调查相比，第二轮调查中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所提升，认为系统是合理的信念也有所提升，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政府在疫情期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可能向民众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使得民众更加信任政府；其次，由于疫情的持续，民众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更加孤立无助，这种低控制感状态需要依赖政府等外部力量的“补偿”；此外，还可能由于中国社会自组织的缺失、自救能力的薄弱，导致民众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并依赖政府。这些不同的解释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图10 全国数据主要测量指标的阶段性差异

　　调查显示，随着政府对疫情管控措施的落实，民众的社会心理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民众生活受干扰的程度有所提升，也更加担忧社会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冲击；尤其是湖北地区，民众的消极情绪、对当地政府信任问题仍非常突出。因此，对于非湖北地区，在维持当前疫情防控成果的同时，需重视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而对于湖北地区，需要有效控制疫情，持续关注民众的心态与心理健康，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

　　我们将持续关注疫情期间民众社会心理的表现，期待疫情“拐点”早日到来！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影响系统合理信念的心理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71971120）的资助。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吴婷婷、曾昭携、张唯茹、唐纪芸等参与了本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