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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磊:从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看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
摘 要: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制约着各族群、各政权的独立发展,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在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 方的赫连夏围绕着蛤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制于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连夏败于北魏则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是推动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后秦;赫连夏;地缘关采;河陇;雍朔 【来源】社会科学 2020年第 2期 北魏宣武帝时张彝上表,对十六国的历史予以总结。"及惠帝失御,中夏崩离,刘苻专据秦西,燕赵独制关左,姚夏继起,五凉竟立,致使九服摇摇,民无定主,礼仪典制,此焉堙灭。"张彝将"中夏"分为"秦西"、"关左"两个区域分述历史,将后秦与赫连夏并论乃是基于二者先后统治过关中与陕北,捋五凉政权归为同类亦是缘于它们均在河西地区。这一分类方法成为后世史家乃至当今历史学界叙述十六国史的通行模式。然而这些区域内部的争斗绝非孤立进行,而是深受外部环境 变化的影响。从长时段看,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是制约各族群、各政权独立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 就五凉而言,除后凉自立旗号之外,其余政权或奉两晋、或奉后秦、或奉赫连夏、或奉北魏为正 对后凉的征伐是暂停肥水之战后河陇乱局的关键性事件,赫连夏对北凉的支持也是使其在河陇乱局受制于上一层次的关中政局。但另一方面,河陇政局的演变也影响到关中政权的兴衰。如陇右地区对苻登的支持,是前秦、后秦间战争旷日持久的重要原因。赫连夏崛起于朔方后,其与关中后秦的抗衡成为公元五世纪前二十年西北地缘政治的主轴,这一格局的形成正是河陇、关中地缘政本文拟对五世纪初河陇雍朔间的地缘关系展开研究,阐释其所具有的重层构造与运作形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原因。而且诸凉及西秦间的争夺受制于河陇与关中的关系,后秦局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因素。 一、秦魏河东柴壁之战与后秦河西统治的终结 后秦弘始三年(401）,姚硕德伐后凉,吕隆奉表请降,秃发傅檀、沮渠蒙逊、李蒿各修表奉献。此战使后秦的正朔旗号得以在河西确立,河西各政权成为后秦名义下的地方政权。吕隆被姚兴除 授为征北大捋军、河西诸军事、凉州牧、建康公;秃发傅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为镇西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鉴于后秦对河西的重要影响,沮渠蒙逊甚至计划"请军迎接,率郡人东迁"。在接受官爵除授时,沮渠蒙逊又与后秦使者计较起他与秃发傅檀官爵秩位的高低。 弘始五年(403),吕隆"以二凉之逼,遣（吕)超赍珍宝请迎于秦",后秦遣尚书左仆射齐难率步骑四万迎吕隆人长安。后秦势力不仅深入到河西地区,而且控制了河西的政治中心姑臧。然而齐难大军很快又返回长安,"以其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 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仓松郡原为南凉昌松郡,郡治显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番禾郡, 郡治番禾（甘肃省永昌县）。齐难的这一部署是试图通过仓松、番禾两郡一南一北的拱卫以强化姑臧的防务。这一部署虽表明后秦长期占据姑臧之意,但三千人的兵力配置与三个战略支撑点,显 然不足以震慑河西诸政权。后秦在河西的统治仅维系了三年。弘始八年(406）,姚兴将姑臧让与秃 发傅檀。在保留散骑常侍、广武公的同时,增授秃发傅檀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也随姑臧一同被秃发傅檀控制。姚兴弃守臧实与后秦国策转向有关,秃发傅檀的使者史蒿鲁向姚兴言道: 王尚孤城独守,外逼群狄,陛下不连兵十年,殚竭中国,凉州未易取也。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圣字道合,虽云迁授,盖亦时宜。 史昌点破后秦经营河西的成本问题:须"连兵十年,殚竭中国"。齐难给王尚配给兵士仅三千人,不仅难以攻取整个凉州,即使是守卫姑臧也略嫌兵力不足。后秦在河西的战略退却实与其在河东的战争有关。 弘始四年(402)五月至十月间,后秦与北魏展开了柴壁之战。此战是后秦与北魏的战略决战。《晋书·姚兴载记上》记载了后秦的兵力来源:"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光远党娥、立节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蛤北突骑自和宁赴援,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姚绍率洛东之兵,姚详率朔方见骑,并集平望,以会于兴"。除姚平所部四万人之外,姚兴还动员了杏城及岭北突骑、关中到劲卒、河东见兵、洛东之兵、朔方见骑,后秦各区域皆遣精锐参加此次战役。姚平攻陷北魏并州平阳乾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南阎店）,进的河床宽300多米,东、西两岸分别为海拔590米、530米的黄土台原悬崖。"平引不得出,穷迫,乃将二妾赴水而死。兴安远将军不蒙世、扬武将军雷重等将士四千余人,随平投水。太祖合泅水钩捕,无得免者。平众三万余人,皆敛手受执,擒兴尚书右仆射狄伯支,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兴从子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魏书》所 载后秦被俘人员名单与《晋书》所载后秦出兵名单有重合部分,如唐小方、姚良(梁）国、雷星。唐小 方、姚良（梁）国所统的关中劲卒、雷星所率的杏城及蛤北突骑亦在被俘的三万余人之列。 据柴壁(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南柴庄),,随后被北魏包围。柴壁位于蒙坑西口,临近汾水。 姚平被困后,"兴乃悉举其众救平","兴远来赴救,自观其穷,力不能免,举军悲号,震动山谷,数日不止"。在柴壁之战中,后秦不仅丧失了关中、杏城及蛤北的精锐,更重要的是来自各地的军队目睹失败,只能"举军悲号"。后来崔浩在与明元帝定策时称"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应该是柴壁之战后北魏君臣一致的看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北魏将后秦视作周边政权中最弱的一环,明元帝主动提议与后秦联姻,以便应对柔然与东晋的南北威胁。 柴壁之战的次年（403)后秦虽占据姑臧,仍在河西展现出扩张态势,但这是缘于后凉的主动投靠,并非出自后秦的经略谋划。姚兴以四万之众迎接吕隆,在新败于柴壁的背景下,有虚张声势之嫌。四万步骑中除镇西姚诘、镇远赵曜所部之外,还有新归附的西秦乞伏乾归部。后秦几乎捋能动员的西境军队均配于齐难。在出征姑臧之前,"京兆杜挺以仆射齐难无匡辅之益,著《丰草诗》以箴之,冯翊相云作《德猎赋》以讽焉"。姚兴任用正处于舆论恶评中的齐难,也是因为柴壁之战中四 品将军以上、包括尚书右仆射狄伯支在内的四十余人均被俘,后秦朝廷乏孑可用。正因如此,当齐难完成迎接吕隆的任务后,所聚合的步骑四万只能随之东返,留下三千人镇守姑臧已是尽其所能了。姚兴在河西的退却其实是后秦与北魏争夺天下失败的结果,丧失了"连兵十年"、"殚竭中国"以争河西的能力。 二、弘始九、十年间河西导岭北的政局联动 后秦势力撤出河西后.姚兴以秃发停檀为凉州刺史,乃是出于制衡的考虑。秃发氏与沮渠氏疆界相接,二者间的矛盾因秃发傅檀人据姑臧而上升为河西的主要矛盾,后秦可借以干预河西政局。 此即傅檀使者史蒿向姚兴所言之"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尽管秃发傅檀对姚兴的谋划有着清晰的判断,但占据姑臧为其既定国策,故接受凉州刺史之授,在名号上"受制于秦"。与此同时,秃发傅檀又以河西霸主自处,"车服礼制一如王者"。 秃发傅檀这些僭越礼制的举措及其与后秦的实质性对抗,引发后秦统治区内的连锁反应。尤其是赫连勃勃的自立,成为后秦的最大威胁。勃勃称天王、大单于的时间,《十六国春秋·夏录》记作后秦弘始十年(戊申,408),但又称"勃勃初号龙晃元年岁在丁未,至是岁在辛未,二十五载也"。 丁未年为后秦弘始九年、东晋义熙三年、北魏天赐四年(407）。《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魏书·太祖纪》均记载该年勃勃称天王、大单于事,《资治通鉴》亦采丁未年说,并将勃勃称天王、大单于的时间具体到该年六月。对于勃勃与姚兴的反目,《魏书·贺狄干传》的记载是: 天赐中,诏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于长安。后蠕蠕社喻与兴和案,送马八千匹。始济河,赫连屈子忿兴与国交好,乃叛兴,邀留社输马。兴乃遣使,请以骏马千匹赎伯支而遣狄干还。太祖意在离间二寇,于是许之。 《魏书》认为勃勃叛秦缘于姚兴的对魏政策转为友好。《资治通鉴》亦采纳《魏书》的说法,将该事系于东晋义熙三年(407)五月条。《魏书》的记载源自北魏官方史料,是北魏对勃勃叛秦事件的判断与解释,固当有其合理之处。但勃勃选择弘始九年(407)五月与后秦决裂,实与不久前姚兴的河西退却及秃发傅檀顾盼自雄的示范效应密切相关。"勃勃初僭号,求婚于秃发傅檀",这表明勃勃的叛秦行动是秃发傅檀在河西驱逐后秦的后继,勃勃意在以秃发氏为援。 勃勃叛秦的地点是在大城,称天王、单于号却是在高平。西晋泰始四年(268）,傅玄上书言及高平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人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姑臧为武威郡治,安定郡为蛤 北核心。在傅玄的描述中,岭北、河西在同一政治地理单元内,高平川是咽喉要害之地,能阻断"胡 虏"在武威、安定间的"浮游"。勃勃建政时,鲁有人建议"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⑫。勃勃于高平称天王、单于,向东指向安定等岭北地区,向西指向武威等河西地区。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构想,当秃发侮檀拒绝联姻的请求之后,勃勃随即发动对秃发氏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勃勃建政后首次深入河西作战。《资治通鉴》将这场战争系于义熙三年（407)十月条下。 勃勃进军三百余里到黄河以西的广武郡支阳县（甘肃永登）,杀伤万余人,驱掠人口二万七千、牛马羊数十万。在返回途中,又在阳武下峡(甘肃靖远黄河渡口）击败秃发傅檀,杀伤万人,斩大将十余人,并就地捋尸首堆积为京观,号称"髑髅台"。勃勃此战深入到秃发氏控制的广武郡境内劫掠、杀伤以及堆积"髑髅台",表明除掠夺人口与牲畜之外,立威于河西也是其主要目的。 阳武之战成为秃发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勃勃对河西的征战引发秃发氏严重的统治危机。"傅檀惧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人于姑臧,国中骇怨".屠各成七儿发动叛乱,"一夜众至数千"。 傅檀属下向叛乱者解释阳武之败的原因及傅檀的反省态度（"主上阳武之败,盖恃众故也,责躬悔过,明君之义"),才将众人劝散。秃发傅檀的河西霸业因阳武之败而遭到广泛的质疑,这是朔方势力崛起对河西政局的深刻影响。 经由阳武之战,后秦重估了河西局势。姚兴认为阳武之败暴露了秃发傅檀的虚弱与无能:"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于是趁傅檀新败之际出兵河西。这场战争使后秦与秃发氏两败俱伤。秃发氏虽胜,但此战中屠杀姑臧城民五千余人引发内部分裂,为其覆灭埋下伏笔。后秦则因战败丧失了在河陇地区的军事主动权,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影响力。此战之后,秃发傅檀自称凉王,自弘始十年(408）起便不再尊奉后秦正朔。可以说,阳武之战虽然没有使勃勃占领河西领土,但却瓦解了秃发傅檀的霸权,引发河西军事上的混战与政治上的失序,使之恢复到涩水战后的分裂状态中。 三、陇右、蛤北的地缘政治与勃勃、乞伏乾归间的"大单于"号竞争 姚兴在河西的战略退却,不仅引发勃勃的背叛,而且使后秦在陇右的统治也发生了动摇。在失河西之后,陇右成为新的边疆区。这一地区在后秦的行政区划中为河、秦二州及下属诸郡。河州及秦州部分地区原属西秦,弘始二年（400)西秦灭国后.地人后秦。 弘始八年(406）十一月秃发傅檀人据姑臧,乞伏乾归于同月人朝长安。《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云:"姚兴虑终为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书,以其子炽盥为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姚兴所虑"西州之患",即担忧乞伏氏会继秃发氏之后扰乱陇右,故将乞伏乾归留在长安。与此同时,姚兴又不得弘始九年(407)七月,"秃发傅檀复贰于秦,遣使邀乞伏炽磐,炽磐斩其使送长安"。秃发傅檀策反乞伏炽磐之事发生在勃勃称天王、单于一个月后,当是借勃勃叛秦之势策动乞伏氏,一举瓦解后秦在河陇地区的统治。河西、朔方、陇右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动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乞伏炽磐虽拒绝了秃发傅檀的相邀,但于次年(408)"招结诸部,筑城于雌娘山以据之",实质性地脱离了后秦。再过一年（409),乞伏乾归占据河州兴晋、大夏、安固、武始、武城、武阳等六郡,以及秦州苑川、不以乞伏炽磐行河州刺史,反映了乞伏氏在当地的深厚根基。金城二郡,复称秦王。 除秃发傅檀外,勃勃也力图将陇右纳人囊中。勃勃建政后定下的战略是:"不及十年,蛤北、河东尽我有也"。"恰北"为泾水上游地区.后秦在该地密集地设置军镇,是其军事支柱所在。在 勃勃的规划中,"河东"与"蛤北"同为战略重点,计划在十年内夺取。以高平为参照坐标,勃勃所言的"河东"是指黄河甘肃段以东至高平川、陇山的地区.这一地区即西秦故地,渭水上游地区的秦州 与洮水流域的河州。弘始三年（401),北魏袭击高平鲜卑没弈于（没奕于),没弈于率数千骑与勃勃奔于秦州。可见高平与秦州之间的密切联系。 勃勃的"河东"战略与"蛤北"战略并不相割裂,经略"河东"是为了夺取"蛤北"。陇右与蛤北地域相连,西秦的东界鲁推进到安定郡泾阳县西的牵屯山,这里已近蛤北核心地区。弘始十二年(410）,勃勃遣尚书金纂攻平凉。平凉(甘肃华亭）在安定之南,临近陇右,可见勃勃绕过泾北防线,重点攻击陇右与蛤北的结合部。同年(410),勃勃寇陇右,攻破白崖堡,进逼清水,后秦略阳太守 姚寿都弃城逃亡秦州。勃勃兵锋已经指向渭水上游地区。弘始十四年(412),勃勃更是"议讨乞伏炽磐",,准备以西秦为战略方向。 综上所述,后秦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危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一是乞伏氏以河州为根据地,自西向东攻略秦州。弘始十二年(410）,西秦夺后秦侨置的东金城郡、陇西郡、南安郡。二是勃勃以 高平为据点,由北向南经略秦州,其战法是破坏性与掠夺性的,"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使彼疲于 奔命,我则游食自若"⑫。二者相较,姚兴宁愿选择破坏性较小的乞伏氏合作以稳定陇右局势。弘始十二年（410),姚兴遣使署乞伏乾归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蛤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在后秦授予的职衔中,"河南王"为乞伏乾归在太初元年(386）自 称的政治名号,后秦册封这一爵位,相当于在事实上承认西秦复国,但又试图将之纳入到后秦官爵体系中。"河州牧"为实授,这是明确将乞伏氏的统治权限定在河州,隐含限制其经略秦州之意。 "大单于"、"都督陇西蛤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则是直接针对勃勃。陇西、岭北正为勃勃所规划夺取的河东、蛤北之地。《晋书·姚兴载记》明确说姚兴除授乞伏乾归是缘于"勃勃之难"。姚兴此授的目的是挑起乞伏乾归与勃勃之间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大单于"号之授与"匈奴"、"杂胡"之称。弘始九年(407）勃勃自称大单于之时, 河陇、岭北,乃至整个后秦的统治区域内,似乎并无他人再称单于之号。勃勃以天王号兼称大单于号,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指向。自汉国嘉平四年(314）刘聪以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之后,在十六国官制中,单于号便常用以管辖氏、羌等六夷,而不掌管作为统治集团的主体族群⑯。在前赵、后赵的国制中,单于例由太子出任,而非由皇帝或天王亲领。但在前秦、后秦时期,则有天王、王亲兼单于之例,如苻健称天王、大单于,姚苌建政自称大捋军、万年秦王、大单于。蛤北、陇右对两秦兴衰关联极大,天王或万年秦王身兼单于号,正是出于对戎夷势力的重视。勃勃既然准备以同一地域为政治根基,自须延续两秦的这一政治传统,以天王身兼大单于。一言以蔽之,勃勃的单于号指向性非常具体,即旨在动员蛤北、河陇的戎夷。 弘始十二年（410）时,哈北、陇右地区尚遵奉后秦旗号,姚兴以乞伏乾归为大单于,于法统有据。姚兴除授乞伏乾归为大单于具有对冲勃勃政治影响的意义。此外,授予乞伏乾归"都督陇西蛤北匈奴杂胡诸军事"之权,还有瓦解勃勃集团的意图。十六国后期的陇西、蛤北地区,主要族群是鲜卑、氐、羌等,而非匈奴。乞伏乾归官号中的"匈奴"指勃勃宗族,乃勃勃自己所塑造的族群身份。《魏书·铁弗刘虎传》将勃勃世袭上溯到"南单于之苗裔",塑造了刘虎为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的身份,并构建了"刘虎一刘务桓—刘卫辰"的世系。这一记载或出自于赵思群、张渊于勃勃真兴（(419—425)年间、赫连昌承光(425—428)年间编纂的国书。"南单于之苗裔"及先世谱系在史实上存在着问题,但这一历史叙事却反映了勃勃自身的身份认同。姚兴授予乞伏乾归都督匈奴诸军事的权力,指向的便是勃勃所部。 其实勃勃政权是缺乏主体族群的。秃发氏将领贺连鲁蔑称勃勃"以死亡之余,率乌合之众",姚兴亦称勃勃为"乌合之众"。勃勃之父为刘卫辰,所部遭北魏毁灭性打击,卫辰被杀,家属被虏,北魏"诛其族类,并投之于河",勃勃侥幸逃脱。勃勃用以建政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三交五 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二是高平(宁夏固原）鲜卑多兰部。前者由后秦配给勃勃,后秦除授勃勃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的名号以控制朔方,后者为勃勃袭杀高平公没奕于后所领有。三交的五部鲜卑、杂虏与高平多兰部鲜卑,这些部族并无显赫的历史,彼此间亦无深厚的渊源,全凭勃勃的个人能力而得以联结。勃勃在建政地望上选择高平,而非刘卫辰部长期活动的朔方,这明确反映了勃勃集团是由多种势力结合而成之新集团的性质,并非刘卫辰部的自然延续。姚兴除授乞伏乾归都督号中的"杂胡",从政治地理来看,当然指河东、岭北的鲜卑、氏、羌等。在十六国语境中,"杂胡"通常指国人（主体族群）之外的其他少数族群,因而这一"杂胡"也指向勃勃治下的"乌合之众"。 乞伏乾归接受后秦除授固是出于"方图河右"的考虑,但是勃勃对陇右地区的进逼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由此,在陇右、峪北地区出现了赫连勃勃与乞伏乾归两位大单于,彼此之间出现了对抗之势,这一对抗之势为后继者所延续,直至北魏灭夏前夕。 四、夏、魏天下之争与河陇雍朔重层矛盾的解决 经由姚兴的河西退却、除授乞伏乾归等一系列的举动,后秦的西部领域已经分裂为关中、峪北及朔方、陇右、河西等四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各有政治主体,彼此间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关中的后 秦与朔方的勃勃围绕着蛤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勃勃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因陇右牵涉河西政局,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到西秦与勃勃之间矛盾关系的牵制。这种重层的矛盾构造使得河陇雍朔地区在激烈的对抗中又保持了持续的平衡。能够打破这种对抗性平衡的主要是北魏与东晋两个区域外势力西秦复国后,处于西边南凉、北边赫连夏、东边后秦的包围之中。 可以说,在河陇雍朔的重层矛盾构造中,西秦居于风暴眼的位置,因此西秦引人区域外力量的愿望也最为强烈。据《魏书·鲜卑乞伏国仁传》,乾归称秦王(409）后,"遣使请援,太宗许之"。如前所述,后秦已于弘始九年（407)遣使处理柴壁之战的遗留问题,此后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弘始十三年(411),后秦再次遣使聘魏。 明元帝时代的北魏不仅不以后秦为敌人,反而主动促使秦魏交好。明元帝同意西秦的"遣使请援",主要不是针对后秦,而是为了应对勃勃的"河东"经略。按《晋书》所述,弘始十四年(412),勃勃"议讨乞伏炽磐",一度打算以西秦为主要战略方向。只要勃勃的"河东"经略继续存在,双方的矛盾便难以调和。 北魏与勃勃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在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十六年（414)两年间。先是勃勃置吐京护军,随后人寇河东蒲子,杀掠吏民。北魏三城护军张昌等击走勃勃,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刘初原亦攻杀勃勃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三百余人。吐京、蒲子皆在汾州,蒲子更是汾州州治所在地。 勃勃与北魏之间的军事冲突规模虽不大,但是战争在北魏一侧展开,实为勃勃利用吐京胡与北魏的矛盾,试图在河东建立据点。勃勃与北魏间的冲突虽再未见诸记载,但刘卫辰部覆灭的历史恩怨字双方沿黄河对峙的现实局势,都使北魏成为牵制勃勃的有生力量。勃勃凤翔六年（418）占据关中后,拒绝了定都长安的建议,坚决返回统万城,他的理由便是"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可见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勃勃开始营建统万城的目的之一便是防备北魏,弘始十五年（413）、十六年（414）渡过黄河置吐京护军及攻击蒲子,均是为建都统万城营造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后秦弘始十六年(414)西秦灭亡南凉,夺取西平、乐都、晋兴、广武、浇河五郡,与占据姑臧的北凉相对峙。次年(415）,西秦将北凉逐出湟水流域,但失晋兴、广武二郡。在勃勃的政治地理中,北凉的战略地位提升。后秦弘始十七年(415）,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沮渠蒙逊会盟,誓言言道:"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双振义旗"、"夷险 相赴"是指二者在政治军事上的配合。在弘始十七年(415）的地缘政治语境中是朔方与河西建立策应关系,压制陇右。"交易有无"是经济上的协作。河陇战局演化为以赫连夏、北凉为一方,西秦为另一方的格局。 打破河陇雍朔制衡格局的是弘始十八年(416）姚兴去世及后秦的快速衰落。后秦于次年(417)九月被东晋灭亡,随后东晋势力又被勃勃逐出关中。河陇雍朔的四方格局演化为北凉、西秦、赫连夏的三方格局。随着勃勃称帝.北凉对赫连夏由盟友关系转化为臣属关系。吐鲁番出土资料中有真兴、承阳年号,王素先生推断北凉奉赫连夏年号是在真兴六年(424）年初或真兴五年（423)⑪,这一时间可以看作是北凉遵奉赫连夏正朔的开始时间。西秦仍然秉持引魏抗夏的地缘战略。《资治通鉴》卷一一九记载: 秦王炽磐谓其群臣曰:"今宋虽奄有江南,夏人雄据关中,皆不足与也。独魏主奕世英 ,贤能为用,且谶云,'恒代之北当有真人',吾将举国而事之。"乃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等人见于魏,贡黄金二百斤,并陈伐夏方略。 《资治通鉴》将乞伏炽磐与群臣的这一段对话系年于刘宋景平元年（423）,即赫连夏真兴五年,这正是北凉遵奉赫连夏正朔的起始年份。西秦字北凉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巩固了赫连夏与北凉为一方、北魏策应西秦为另一方的既有格局。这一格局之所以在后秦覆灭后继续存在,乃因北魏成为 赫连夏的地缘政治中新的主要敌人,牵制了赫连夏的河陇经略。同时,西秦与北凉也均试图将河陇的地区矛盾纳人到夏、魏的天下格局中予以解决。可以说,夏、魏的天下之争约束着河陇政局的走向. 赫连夏承光二年(426)正月,西秦"遣其尚书郎莫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请伐赫连昌,世祖许之"。北魏第一次伐夏,掠夺了统万城周围地区,并占领关中。同年（426）,赫连夏 也在北凉的请求下夺取西秦秦州.西秦由此转衰。次年（427)北魏第二次攻夏,赫连昌退保秦州上邦。此后上卦、平凉成为赫连夏最后的根据地。魏夏战争、夏秦战争、秦凉战争几乎均在陇右地区展开。胜光四年（431)赫连夏亡国,此前不久,西秦受赫连夏挤压,先亡于赫连夏。河陇雍朔地区的重层矛盾最后集中爆发于陇右地区,是西秦、赫连夏在很短时间里接连灭亡的直接原因。北魏在天下之争中的胜出,终结了河陇雍朔地区的重层矛盾。 结 语 从后秦、赫连夏的盛衰交替可见,河陇雍朔地区具有重层构造的地缘关系,每个地区都受制于 与其他地区的关系,难以长期维系独立。所谓重层构造的地缘关系,是指地缘关系具有层次性。就后秦、赫连夏时期的西北地区而言,第一层是关中与关东的地缘关系;第二层是关中与朔方的地缘关系;第三层是围绕着蛤北控制权而出现的朔方与陇右间的矛盾关系;第四层是陇右与河西之间的地缘关系。上一层地缘关系制约着下一层的地域矛盾。 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被迫从河西战略退却。后秦河西退却所形成的权力真空被秃发氏填补,形成威胁后秦的河西霸权.继而引发朔方勃勃势力的叛秦及陇右西秦势力的复国.后秦的西部领域分裂为关中、岭北及朔方、陇右、河西等四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在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方的赫连夏围绕着蛤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因陇右牵涉河西政局,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到西秦与赫连夏之间矛盾关系的牵制。 河陇雍朔地缘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 连夏败于北魏,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由此我们可作出如下推论.因各地域间的地缘关系具有重层构造性每一层次的矛盾运动均会成为下一层次矛盾运动的约束条件,同样也会成为打破上一层次均衡的因变量,这使得各个层次的地缘关系均难以保持平衡,最终促成十六国后期北方统一趋势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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