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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１０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由于周边地区军阀割据局面的结束，荆州地区经历了一个没有直接受大规模战争破坏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经历了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两次大水灾，但整个荆州市场还算活跃，社会经济借助自身某些有利条件得到迅速发展，形成自晚清以来的第三次社会变革高潮。以商业贸易为例，１９２８年沙市匹头销售折合四君子哔叽布９７万匹，比１９１９年增长了１．３倍。 一些大型银行也纷纷在荆沙设立了办事处。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关税自主，调整了商品税率，并奖励外销，组织直接对外贸易，使荆州的对外贸易迅速活跃。沙市海关１９２８年棉花转口输出达７０万担，成为全国棉花输出的第三大口岸。本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由１９００年的５５０７５９海关两猛升至３８９１０３２１海关两，创晚清至民国间最高值。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现代工业的发展，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据此荆州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推动本地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荆属各县以江陵、荆门二地发展尤快。如：正明面粉厂、沙市纱厂、沙市打包厂、沙市电气厂、沙市长丰机器翻砂厂等现代企业先后建成。其中以沙市纱厂、沙市打包厂、沙市长丰机器翻砂厂最具规模和实力，跻身于全省大企业行列。 １９３０年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两次大水灾的袭击，荆州的商业贸易一度萧条呆滞。１９３５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降至１２９１８９９１海关两。到１９３６年开始复苏，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１９３７年所编《湖北年鉴第一回》载：本年全省主要商市的商户数为２２６１５户，其中沙市有２２８７户；全省主要商市的营业总额为３８５３５８４６６元，其中沙市为８６４５７６４元。本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也升至２１４４３０００海关两。 南京国民政府１０年，荆州的交通事业有较大发展。如：水运航道多达１００多条，通航总里程约４８００公里（不含长江、汉水过境段里程）。公路建设的成绩也十分显著，至１９３６年，境内已有公路２８条，计１７１１公里。这一时期交通事业拓展的另一瞩目成果是创建民用航空。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境内第一个飞机场——沙市三板桥机场建成，随后又在沙市二郎门至玉和坪长江江面建水上机场，供过境班机起降。 荆州以雨水农业为主，农业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本地的经济全局，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基础。如何在保持传统经济特征的同时，又有选择的借鉴近代生产方式和民主理念，当局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从１９３２年始，荆州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包括：整理田赋，调节农业负担；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业经济复兴；推广良种，改良农业等。由于上述措施，从１９３２年始，主要农作物产量基本平稳回升。据《湖北年鉴第一回》载：１９３６年，江陵稻谷产量２６０万担，小麦６６万担；沔阳稻谷产量２７０万担，小麦８５万担；荆门稻谷产量２４０万担；潜江小麦产量５０万担，均为全省产粮大县。１９３７年荆属各县粮食自给的有：监利、石首、荆门；基本自给的有：公安、松滋；丰年有余、灾年不足的有：沔阳、江陵；自给不足的有：潜江、枝江等。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至民国期间，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是荆州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等都有较大发展。主要体现是：现代学制基本定型，普通教育成倍增长，私立学校迅猛发展。以荆沙城区为例：１９３４年仅有中学１所，至１９３６年增至４所（公、私立各２所），有学生３１３人（公立１５１人，私立１６２人）；１９３４年有小学３６所，学生３５６５人，至１９３６年增至４６所（公立２５，私立２１），学生５６７３人。此外，还有私塾１６０所，学生５５１７人。需要强调的是：开荆州近现代性质私立学校之嚆矢的是教会学校，它是随着传教士的足迹在荆州植根的。传教士们在荆州各地布道、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亦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潮和现代科学知识。这些，促进了荆州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型教育理论、思想和体制的引进，加速了旧式教育的解体与崩溃。在它的推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荆州境内涌现出一批有别于旧式教育机制的全新教育学堂。荆州人民借助于教会学校，在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同进，也引进了全新的教育思想、价值观念和教学方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推进文化建设和强化对文化领域的管制。这一时期，荆州的文化事业也有一定发展。以报刊为例，原有的一些报刊或停止或查禁，此时又出现了一批新报刊，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间，境内（包括洪湖苏区）先后出现了３０多种报刊。医疗卫生事业较之以前也有一定的发展，截止１９３７年，境内共有２９所医院，１８所诊所，２３３张病床，６２名医师，３２名药剂师，８１名护士。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和地方军“围剿”红军重要地区之一的荆州，频繁的“围剿”和镇压，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诸多苦难，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破坏。 （四） 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荆州各阶层人民始终以高昂的斗志，站在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并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波浪式地从上海—南京—武汉，推向荆州。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聚集空前强大的抗日救亡的群众力量，以保障东南及沿海工业西迁，全力支援关系中华存亡的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会战、常德会战、鄂西会战等重大保卫战。中共领导的襄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在荆州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力打击日伪势力，支援了正面战场。 １９４０年３月开始，荆州各县相继沦陷。日军的铁蹄踏入荆州地区后，一边以凶残的手段制造数不清的暴行，一边着手建立和强化各级伪政权，借以巩固其军事成果和维护其殖民统治。 日军占领荆州各县后，开始有计划地疯狂掠夺，以维持其战争。其手段为：一是破坏民族经济，对沦陷区疯狂掠夺，沙市因战争被迫西迁的工厂就有１９家。这座江汉平原的商贸中心遭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以１９４０年为例，当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由上年的１１２５７０００海关两降至９７２００００海关两；二是实行战时统制制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战争输送财力；三是建立官方金融机构，进行垄断性掠夺。如日军扶植的汉口中江实业银行，就在沙市设立分行，代理日伪政权垄断沙市及周边地区金融。并滥发伪货币，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加重了社会的经济危机。沦陷期间，日伪政权还实施奴化教育和文化统制，以麻痹荆州人民的民族意识，强化其殖民统治。荆州人民自晚清至民国几十年间苦心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基础，此间被破坏殆尽。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战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国共两党又开始进行殊死较量。四年的争战，荆州的经济几至全面崩溃。 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机制的腐败，致使军事上节节失败，加上其官僚资本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上空前危机，通货恶性膨胀，以至不可挽救。 国民党政权在荆州的统治终于走到了尽头，荆州人民走过长夜，走过坎坷，终于走进了新时代。 （五） 百年荆州，荆州百年。今天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应当深入地了解昨天那段筚路蓝缕的过程。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荆州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我担任《荆州百年》总纂。受命重任后，我放弃了个人一本著作的撰写，全力投入《荆州百年》一书中。 首先，我自省社科院和本市有关部门物色了几位或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或多年致力地方史志工作的学者，担任撰稿人。 几十年来，各种版本的《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不少，省级通史（如《上海通史》、《湖北通史》）也出版了一些，而地市级的《通史》却未见到。《荆州百年》如何撰写呢？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历史也就显示了地区的差别性。只有深刻认识这种差别性，一部中国近代史才能丰富多采地、准确地阐明百年发展的规律性。 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后，社会科学应该紧密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时代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荆州的历史和现状，从而确立荆州在未来发展中新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此，我提出《荆州百年》的编纂方针是：“站在２１世纪的高度，以新的理念和视角，多层次、全方位梳理荆州百年发展的脉络，客观、公正地评述过往的人和事，突出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线″。我的想法得到了几位撰稿人的认同。接着，我草拟出全书的纲目草案，经大家商定后各自分章撰写。 主题思想明确后，我们几位撰稿人先后奔赴全市各档案馆、图书馆和地方史志部门查阅档案资料。仅我个人就在档案馆里蹲了八个月，查阅各种档案不下三吨，我的视力也由１．５降到了０．８。为方便各位撰稿人，我将个人收藏的２万余册图书全部无偿供大家查阅、使用。 《荆州百年》一书的具体分工是：《前言》、《大事记》由我执笔；第１－３章由徐凯希先生执笔；第４章由黎安国先生执笔；第５章初稿由武育香先生撰写，由于原稿篇幅过于繁杂，我进行了较大的压缩和改写；第６－７章由张家清先生执笔。然后由我总纂。我总纂全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核实全书涉及的诸多人名、地名、职务、年号、称谓等；二、尽可能更正各章节一些史实错误；三、尽量淡化有关章节的文学描写色彩、政治斗争色彩，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寓评论于叙述中。最后请李开进先生审定。王培泉、尹福宪二位先生作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荆州是湖北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百年的发展变化离不开湖北乃至中国这个大背景。换句话说，荆州这个局部与湖北和中国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有时整体决定或者制约局部，有时是局部影响整体。我们在论述荆州百年历史时，首先以现今荆州市境的空间范围为主，但在牵涉事件发展时，必然会越出今荆州市境，全省乃至全国，尤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旧荆州所辖地区）的情形，也有所涉及。 《荆州百年》着力展现了百年荆州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等多方面的概貌；重点突出了百年荆州重大历史事件、体制兴革、政局清浊、经济荣枯等历史断层面。 纵观《荆州百年》，我个人认为有如下特色：一是突破了多年来地方史志强调“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厚今薄古”等程式化的窠臼，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二是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既不因事废人，也不因人废事。如：１８９８年沙市″火烧洋码头″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功过，抗战中国共两党各自的贡献，以及徐源泉、雷啸岑等人的功过等等，较过去地方史志的评述，都有较大的突破；三是史料翔实，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们是根据大量史料撰写此书，既纠正了过去地方史志的一些谬误，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几年来，我们几位撰稿人把编撰《荆州百年》当作一件名山事业，以对历史负责和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态度，冒酷暑，战严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广征博搜，钩隐探微，终成此书。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百年》消得人憔悴！ 由于我们的史识、分析、综合、表述方式和掌握的资料不尽一致，加上时间仓促，使得本书不少史实尚待考证，论述尚待商榷，整体不够恰当，风格不够统一等等。 历史研究无止境，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我们尽了努力，但探索没有结束，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全篇完） 刘作忠（1954一），荆州人。曾任湖北荆州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1981年始从事地域文化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主编、责编荆州地方史志30多种，在海峡两岸报刊发表文史类文百万余字。另编著《湖北名胜楹联》《民国野史》《挽孙中山先生联选》《挽陈其美先生楹联辑》《近代荆州名人剪影》《从荆州走出的十大院士》《中国巫道文化资料汇编》等。1994年被中国楹联学会评为“全国联坛十秀”之一，2000年被文化部和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百名优秀读书家庭之一，2017年被中国人民大学等6高校评为“全国爱故乡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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