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郁氏文化】根在海门（文/郁强）

百年yesuo 20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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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氏文化

根在海门

文/郁强

我叫郁强，1962年出生在海门，一直到17岁上大学前，几乎一直生活在这里，每次学校填什么表格的时候，在籍贯这一栏父亲都让我填上“海门”。从小就看到别人家的亲戚来往密切，而我们家的亲戚几乎都在外地，甚至还有几个父亲的兄弟姐妹我小时候居然都没有见过面。

尽管我对自己的根在哪里存有很多疑问，但无论是父亲还是家族里其他的长辈，很少与我交流这些，不知是那个年代特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似乎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甚至连我的那些不算太年长的叔叔姑姑们都不甚清楚我们的家族到底是从哪里来，这100多年来家族到底经历过什么。

2019年的某一天凌晨，一个梦把我惊醒，睡梦中，我来到了一片墓地，墓地到处都是幽灵在飘荡，我很害怕，此时，一个幽灵在我的耳边说了：“不要怕，我们是你的祖先，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也应该让你的子孙了解”。他说完这句话，我就醒了。于是第二天我就决心要把我这一支郁氏子孙的来历搞明白，我有责任让我的子孙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祖先曾经做过些什么。

我专程来到北京，拜见了已经92岁的大伯父郁柳庄，老爷子中过风，再加上可能有缺损的牙齿，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但脑子还是很清醒的，虽然他也不完全了解我们这个家族在海门的历史，但我祖父的经历以及100年来我们这个家族的变迁，他还是基本清楚的。

当老爷子用并不完全清楚的口齿缓缓讲述郁家历史的时候，我惊讶了，原来我脑子里的那些谜团有里清晰的解答。我们这一支的郁氏，曾经经历过许多磨难，一代一代地顽强生存下来，实属不易。

曾祖父名叫郁志高，是清朝的一个秀才，居住在海门原六匡乡（现已并入汤家），靠帮助乡亲邻里打官司写状纸为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律师或者法律顾问吧，在当地属于德高望重的乡绅。后来有一桩他认为完全有把握获胜的官司，没想到对手买通了相关人员，导致官司最终输掉了。为此我的这位祖先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通过不择手段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颠倒黑白，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别人。就此郁志高郁郁而终。大伯父从未见过他的祖父郁志高，年轻时也从没有到过海门，对于郁志高的了解也基本都是从他父亲郁瘦梅那里大概了解到的。郁志高似乎并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即使有，后代们也基本没有跟我们这一支有什么来往。估计主要原因是我的祖父郁瘦梅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海门，再加上到处搬迁，所以他的后代们几乎都没有到过海门，也就无从知道在海门还有什么亲戚了。

我的祖父叫郁瘦梅，在曾祖父郁志高的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另两个孩子是大女儿（具体姓名不详），嫁给了一个姓蒋的；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叫郁瘦竹，在南京铁路上工作，但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嗣。从曾祖父给子女取的名字看，他应该是有些文人气质的，“梅”和“竹”都是中国人所喜欢的植物，往往都被用于形容不畏艰难、洁身自好的，再加上一个“瘦”字就更显风骨了，而“郁”这个形容茂盛生命力的姓氏加在这里，足以显出郁志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对子女的教育培养目标了。小时候我还觉得祖父郁瘦梅这个名字挺奇怪的，男人取了一个梅这样女性化的名字，再加上一个瘦字就更显得怪怪的，直到后来慢慢的理解了中文，才感觉祖父这个名字其实取的还是很有文化的。

祖父出生于1900年，至于在哪里受过什么教育现在似乎已经无从可查了，应该是青少年时代就离开了海门，到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谋生。从他的履历看应该是受到过较为良好的教育。现在所能够查阅到最早的资料是1924年他在上海出任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和亲手创办了辛酉学社商业专门学校。祖父有一位至交，在中国的历史上颇有点名气，他的名字叫：黄炎培。据大伯父说黄炎培先生与我们家在上海一直是邻居，他与祖父两人始终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以至于后来祖父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与黄炎培这个名字密切相关，现在网上所能够查阅到关于祖父郁瘦梅的信息，也往往会有黄炎培的名字出现。祖父后来加入了黄炎培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机构似乎到现在还有）。祖父曾经说过，他当年是在上海听了孙中山的一次演讲，觉得此人很有本事，对他非常崇拜，于是便决定跟着他做事了。大约在1925年左右，祖父娶了当时上海的一位富家女为妻，名叫黄玮，也就是我的祖母。大伯父说我祖母家是开营造厂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建筑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时家里就已经有小轿车了。他们当时住在一个叫做“柳云轩”的房子里，后来在这里出生的长女和长子名字就与这房子相关，分别叫郁云庄和郁柳庄，后来的子女名字基本上就是在哪里出生就用那个地方的简称，如出生在无锡，无锡有个惠山，就叫郁惠庄；在山东济南出生的，就叫郁鲁庄和郁明庄（大明湖）；在重庆生的，因为有嘉陵江，所以叫郁陵庄；在南京生的，南京曾经叫建康和江宁，所以叫郁康庄和郁宁庄等等。后来祖父主要在上海、无锡等地从事社会教育，我的父亲郁惠庄就是1930年出生在无锡。1932年，祖父应韩复榘、何士元的邀请，赴山东省教育厅任职，从此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1937年起他又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社教工作团副团长，负责社会教育这一块。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上海的沦陷，当时的祖父随着国民政府机关到处搬迁，先到的长沙，后又到武汉、贵阳，再后来又到了重庆。而我祖母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在上海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打进来，接着上海又爆发猩红热、白喉和脑膜炎等传染病，两个月内，有三个孩子因这些传染病失去了生命。在这样孤立无助的境遇下，这位坚强的女人，在烽火连天的情况下，带着我大伯父郁柳庄和我父亲郁惠庄从上海出发去贵阳找我的祖父。一路上火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贵阳与祖父会合。据大伯父说，可能是铁路被日本人炸坏了，火车在浙江金华就停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以至于他至今还能回忆起金华酥饼的味道。那一年大伯父10岁，我父亲7岁。在贵阳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到了重庆，他们所经历的便是每天的日军飞机轰炸，只要一听到警报声，大家就会玩命的往防空洞跑，等轰炸结束，往往街道上是一片狼藉，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人的肢体挂在电线上。这一段经历如今回忆起来，大伯父还是很感叹，好像这条命是捡来的似的。祖父也就是在这时候正式转入了军界，他先是到段绳武的荣誉军人协召会任副总干事，后又并入郝子华的军政部任荣誉军人善后司司长，授少将军衔，专门负责荣誉军人善后安置工作。在这期间，我父亲还发生了一次因为迟到而捡了一条命的故事。当时我父亲和全家住在重庆的曾家岩（还是与黄炎培做邻居），但上学却需要到江的对岸去，当年的重庆是没有长江大桥的，需要乘渡船才能到对岸去。父亲原本是要坐那一班船过江的，没想到他赶到码头的时候迟到了，渡船已经开走了，没办法，只能回家去等第二天再过江了。没想到的是这条渡船在江里居然沉了，淹死了很多人，此时家里人得到消息，全都跑到码头去找我父亲，据大伯父讲，那时候码头上一排排躺了好多的死人，一家人心急火燎地在死人堆里反复找来找去也没找到我父亲，只好回家了，没想到此时我父亲已经回到了家里，一家人喜极而泣，而我父亲居然还不知道发生了沉船的事。要是没有这一次幸运的迟到，可能也就没有我在这里叙述家事了。

1945年，大伯父高中毕业，成为了黄埔军校22期的一员，学的是通讯兵科。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家人一起从重庆又到了南京，那一年我父亲应该读初中。

1949年南京解放，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祖父原本可能是要去台湾的，但此时我的祖母黄玮却到了癌症晚期，已经不能再经历折腾了，于是祖父决定脱离军政界。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谢绝了老友黄炎培的邀请，没有加入当时由宋庆龄、黄炎培等创立的“民革”，而是把这些年的积蓄全部投入实业，可能是希望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有一个经济上的依靠。正是这样一次决策，让全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

大伯父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军里担任军官，后来在湖南随部队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我的父亲当时还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三，也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海军。

祖父前50年的生命充满了奋斗与传奇，让人看到了一个海门农村出来的年轻人，靠着自己的奋斗，闯出了一番天地，成为了当时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但世事难料，一个文化人去做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意，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再加上那个不安定的岁月，祖父开的煤矿最终破产了，据说当年在南京的新街口租了一层楼卖家当，以至于最后家中一无所有，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如果不是大伯父退伍拿了3200斤大米回家，估计全家人早就挨饿了（我再三向大伯父确认是3200斤而不是320斤，只是当年是如何保证这些大米不长虫子不发霉的，他也不记得了）。而大伯父因为退伍，自己却失业了，这是1951年的事。此时家里5个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且还有3个孩子在上学，可想而知，当年这一大家子的日子是多么的窘迫。好在祖父在南京还有一些老友，帮忙给介绍了个工作，到南京九中当语文老师（至今网上仍有祖父当年的学生写文章回忆祖父讲课时的情景，谈论祖父在文学和历史方面高深的造诣）。大伯父后来跟着大姑一家去了北京（大姑父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建筑设计师）支援首都建设，在当时的北京一建公司当了个仓库保管员。现在想来，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当时那个年代无论如何也能算一个文化人吧，可到头来却只能当一个仓库保管员。我的父亲1950年当兵入伍后一直从事着文艺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提升，8年后的1958年，他转业到了海门。之所以分配到海门工作的理由是这里是他的原籍，尽管这个原籍对他来说举目无亲。这一年父亲28岁，与他56岁的生命相比，正好一半。他刚到海门的时候，甚至连海们话都听不太懂，所幸父亲走南闯北而且极具语言天赋，到哪里很快就会讲当地的语言，还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被安排到了海门山歌剧团当导演。父亲是在海门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在海门中学任教，于是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生在了海门。后来我父亲也转到了海门中学当了语文教师，再后来他们又到三厂中学任教，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对我的家族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是许多记忆却是终身难忘的。最早受牵连的是我大伯父，1969年全家被遣返原籍海门六匡，这也是他第一次与海们这个原籍亲密接触。陌生的农活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的身体和心理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接着就是我的父亲，1970年初我们一家也被下放到了原籍六匡，这对于一生自尊心极强的父亲心理打击是巨大的。有意思的是他的文艺特长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当年公社的一些文艺演出或者是到县里去文艺汇演什么的，只要是找到他来指导，那就肯定可以获奖，那些毫无演唱表演经验的人到了他的手里，一定是化腐朽为神奇，或许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差距吧。在这期间，我的叔叔郁康庄在文革中自杀，我的小姑被下放苏北农村，大姑家的几个表哥表姐也被下放到内蒙古等地的农村……在南京九中任教的祖父，也因为历史问题，被迫回到了海门六匡的原籍。

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家庭，转眼间就成为了人人唾弃的社会最底层，这是那个时代给我的家族造成的巨大落差，我的祖辈父辈们所经历的这种生理和心理双重打击，是我这一代人永远无法体会的。颇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期我们这个家族剩下的所有男丁，全都在海门六匡这个原本并不熟悉的原籍相聚了，或许上帝就是想要我们记住，我们这一家的根在这里，当你最落魄的时候，还有个原籍可以接受你。

1973年，我的父亲和祖父陆续离开了六匡，祖父是退休回到了上海（祖父因为受批判居然都不让办理退休手续），而父亲是落实政策，先是到了万年中学后来又回到海门中学任教，直到他1986年去世。尽管期间他曾努力想回到南京或者上海工作，但始终没能成功。1975年，大伯父终于得到了平反，回到了北京一建公司（现北京建工集团），在经理办公室一直干到了退休。或许是否极泰来吧，大伯父今年已经92岁了，虽然腿脚不太灵便，但脑子却依然能够跟上时代，他热衷于炒股、网购、玩电脑游戏、微信抢红包等等，还会跟你聊聊明星的花边新闻。子孙们都在北京日子过得都不错，女儿还创立了一个餐饮网红品牌，生意火爆。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拿出政府发给他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来炫耀。我问他，当年那些整你、迫害你的人现在都在干嘛？他说“有的进监狱了，没进去的也都死了，现在就我还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人不怕经历过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活得长才最重要的。

如今我们这一支郁氏家族已经没有一个人留在海门了，或许正是因为家族没有人在海门了，才更应该让我的后代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祖先曾经给这个世界留下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