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豪放词的形成，不只是苏轼一人的功劳

词分为婉约、豪放。究竟怎样才算婉约，怎样才算豪放？

简单来说，婉约词的表现的多是男女恋情，与（女性的）离别相思、伤春感时，风格迂回委婉；而豪放词正是与此对立，表现范围比较广阔，格调上也相应壮大豪迈。

一般我们认为，豪放词是苏轼首创。而实际上，豪放词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草创期的“豪放词”：原生态的纯朴表达

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词最初也是在民间产生的。《敦煌曲子词》被认为是最早的民间词集，约创作于中晚唐时期，表现的是词的原始又朴素的形态。那时的词，体制还不稳定，语言较俚俗，多带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由于敦煌曲子词的作者队伍庞大，因而题材的选择上相当广泛。“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

这其中有不少表现边塞的作品，如这首《菩萨蛮》：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上片说镇守敦煌的大将相当有威望，下片写全体将士对吐蕃扰边的愤恨，满怀必胜的信心。

除了这首词之外，还有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拓枝词·将军奉命即须行》等。

恰如唐圭璋所言：“豪放之作在敦煌民间词本属常见。”

唐五代文人词中的“豪放”担当：李煜

讲道理，敦煌民间词中的题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后来逐渐成熟起来之后却走上了婉约的路子。这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

词本来是在酒宴上供歌女演唱的，增加歌女表演魅力的。在那种娱乐场合下，让那些娇美的歌女唱“大江东去”，这画面，你想想，诡异不？

欧阳炯为之做序的《花间集》，是晚唐五代文人词集，也被视为最早的文人词集。这些作者被称为“花间词人”，他们主要是西蜀词人，他们确定了词的婉约发展方向。

在花间词人笔下，词的内容主要是描写女子的美丽姿容以及表现她们的相思离愁。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调，都充满了脂粉味和香艳气。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样的“创作模式”，对词的发展影响深远。

而晚唐五代，词坛上还有一股势力不可忽视——南唐词人，以南唐二主和冯延巳君臣为代表。在南唐词人手中，词开始可以抒情，抒的什么情呢？不是女子式的相思怨别，而是开始出现“士大夫之情”，软媚的词有了骨力。

当然，我们该记得，王国维曾经评价“士大夫之词”指的是李煜。而事实上，李煜的前辈李璟与冯延巳早已做了范例。

冯延巳的词，在寻欢作乐的表面下，隐含着挥之不去的个人性的忧伤与哀愁。那种“愁”让人恍惚究竟是词中女子的愁还是作者本人的愁。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等，愁思深沉而难以言明，作为南唐宰相，国势危急，他本人政治才能有限，内心有惶恐与迷乱。冯词中已经显现出封建士大夫共有的“世事难料”与“人生无常”的悲切心情。

李璟，在位时前期比较顺风顺水，扩地很广，不过后来因听信佞臣不纳忠谏而国势很快衰败，不得已向周奉表称臣。他在文艺上颇有造诣，词作广为传颂的是《摊破浣溪沙》两首：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这两首词同样是传统题材，一春恨，一秋思。但词中却流露出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与感伤色彩，与国势家运紧密联系。

冯延巳与李璟的创作，影响了李煜，尤其是李煜亡国破家被囚后的词作。

李煜后期词，很明显地突破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狭窄题材，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与家国之恨。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望江梅》）

在那些作品中，李煜毫不顾忌地、真诚地抒发对“故国”与“往事”的眷恋与悔恨，情思真切，而不再是代（女性）言。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乌夜啼》）、“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李煜扩大了词的题材，更新了词的表达方式，为后来的词人反拨“词为艳科”、提高词的地位做了一定的铺垫，也为豪放词的形成搭建了一个桥梁。

北宋中前期：婉约主流下豪放因素的萌芽

词由于被用来充当娱乐的工具，被应歌体制所限制，因此在内容上大抵不出男欢女爱、浅斟低唱，对应的风格也是较柔靡的。宋初，词体沿袭唐五代花间词派的路子，以婉约曲折笔法吟咏风花雪月。

但在这主流之下，豪放词也在萌动着。

• 张先词：婉约词中有豪放因子

张先，有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那位，他的词，总体上看，并没有突破传统相思别恨的范围，但他对词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首先，他把词用来赠答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文人士大夫间的赠答酬唱本属于诗的惯常用法，而词向来用于歌女的演唱。但张先突破了这样的惯例，身体力行地写了大量与文士们酬唱赠别的词，如《定风波令·再次韵送子瞻》等。

其次，他首次将题序引入诗中。题序本也是诗中有的，对诗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说明。而题序用于词中，增加了词的叙事性。如《木兰花》正文前就有：

去春自湖归杭，忆南园花已开，有当时“犹有蕊如梅”之句，今岁还乡，南园花正盛，复为此词以寄意旧词即玉联环，在后。

此后苏轼等人在词中使用题序表明词的创作背景，就是受张先的启发。

• 范仲淹：北宋豪放词的滥觞

范仲淹生活在宋夏对峙的紧张的时期，他心怀天下，始终关注西北战事，不仅亲自参与战争，更喜欢以文字作纪录，即便是当时以幽隐深约的为主词体，在范仲淹手中也不可避免的承载了现实的沉重。

范仲淹的《渔家傲》，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患加入词中，并且以豪放苍凉的意境，为词注入了新的灵魂。其中一首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虽然这类词范仲淹仅存五首，但却将词的描写对象由庭院楼阁扩展到边关荒塞，风格也随题材的广阔变得雄浑，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为豪放词的出现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 晏殊：词中有哲思

晏殊8岁能文，14岁被真宗赐同进士出身，从此进入官场；浮沉官场多年，直至52岁拜相；他身处真仁两朝太平盛世，到晏殊做宰相时，正值仁宗休养生息之时，政务不多，因此人们称他为“太平宰相”。

命运赠予的每一份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签。晚年的晏殊在仕途上屡遭打击，很快罢相、家道中落。因此，晏殊思想中开始出现理性思考与思辨色彩。

这种思想铸融到词体创作中，就表现为将个体生命的思考提升到哲理的高度，升华了词的内涵，也为北宋豪放词风打开新局面。如《采桑子》中“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人生有限，分别无常，但词人却不是沉溺其中，而是自我排遣，有超脱的人生态度。

没错，这种借词抒发理性的笔法，已经很接近东坡词了。

• 柳永：婉约高手也作豪放词

词的体制【包括词调、词体类别（如小令、中调或长调）、句式、声律等方面】在柳永手中逐渐定型与成熟。除此之外，柳永的一些作品也作了很大的尝试。柳永一生仕途失意，在羁旅行役中有深入民间的机会，这些经历有利于扩展题材范围。

柳词在题材上的突破：

①涉及咏史怀古题材。如《西施·苎萝妖艳世难偕》，主旨上感时伤事，感慨遥深，从而突破了以柔媚之语写轻艳之情的婉约词作规范。

②有大量表现城市风情的作品。有《望海潮》（东南形胜）咏杭州、《瑞鹧鸪》（吴会风流）颂苏州、 《一寸金》（井络天开）美成都等。

③以表现羁旅行驿为主的词。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另外还有如《鹤冲天》（黄金榜上）之类表现怀才不遇之愤懑的词以及《风归云》（向深秋）等表露出世之念的作品。不一而足，总之，柳词已经大大超出了儿女之情与相思怨别的传统题材。

大力提倡慢词长调也是始于柳永。曲拍徐缓、声调绵长的慢词长调，与曲拍紧促、声调繁短的小令比起来，更利于作者痛快抒情，扩展了词的抒情容量。

在作词手法上，柳永同样有创新，他“以赋为词”，即采用汉赋直言其事的铺叙手法。而柳永将此手法引进词中，不仅与慢词长调的容量相配合，而且有利于抒发豪放之情。

柳永在词作中大量使用纵情直言、铺排张扬的铺陈手法，使词作层次结构井然有序。同时，他还善于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从而使抒情更为畅达自由。

柳永的不少慢词都以铺叙见长。如《望海潮》（南形胜）以大开大合的铺叙笔法，展现了杭州的繁华壮丽与气势磅礴地，将 “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再如《八声甘州》上片：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词中有一种雄迈豪壮的气势，苏轼曾赞曰“高处不减唐人”，这得益于铺叙艺术，层层渲染雨后江天、萧索清秋、凋谢群芳、寂寥晚景。因此在视觉上给人的冲击力很大。

北宋中后期：诗文革新下的词体革新

• 欧阳修：词中有旷达

在北宋中期政治风云激荡中的欧阳修，将一身正气带入文学创作中，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反对西昆体的浮华、太学体的艰涩，提倡学习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

这种思想也渗透到他的词体创作中。加之他与范仲淹等为首的在庆历三年实行变法，但不久就在与保守派的党争中归于失败。政治的失意，残酷的党争，仕途的贬谪，这些都成为欧阳修创作的素材。

欧阳修的词前期以爱情为主，后期却创作了不少表现个人抱负的作品。他的词风格不单一，正所谓“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冯煦《蒿庵论词》）

“疏隽开子瞻”的欧词如，《圣无忧》：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这首词甚至已经不再借助“离别”来抒情，词中的旷达之气，与苏轼的旷达别无二致。

• 苏轼：词体革新与豪放词的形成

对于豪放词的生成来说，所有的因素都已整装待发，只差一个能够将前辈经验总结起来的人。那个被文学史选中的人就是苏轼。

其实，在苏轼本人看来，“豪放”并不仅仅是一种气象阔大、气势豪迈的风格，更准确来说，这是一种作词思路，一种革新手段，就是要与传统“艳科”词不同。

在苏轼手中，爱情、爱国、咏史怀古、悼亡、咏怀、民俗、念亲怀友、节序、送别、山水、咏物、农村生活、仕途升沉、人生感慨等诸多题材皆可入词。

他同样是将诗文革新的精神灌注于词的创作中。而其心怀天下的胸怀、旷达洒脱的人格，在挥洒自如的文笔下，他的词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被公认为是苏轼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出猎，下片请战。全词弥漫着一种英雄之气与辽阔的氛围。

苏轼对词的革新，还在于“以理入词”，（接上晏殊词的线索）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他从自然中离合聚散的中得到启发，从而排解人世间的烦恼，宽广的胸襟深化了词境。当然，这首词还有个小序“丙辰中秋”云云。

苏轼为了抒情与内容表现，甚至牺牲掉词在音律方面的协调性。【陆游《老学庵笔记》：“……则公（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声律耳。”】

简单来说，苏轼对词的革新不外乎“以诗为词”，就是诗怎样表现，词就怎样表现；诗能表现的，词也能表现。

苏轼的出现，将豪放词的创作推向最高潮。当然，仅仅有苏轼一人的创作实践，还不能形成“派”，那要等到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一批词人的回应，“豪放派”才真正蔚为大观。

文学中的诸多现象如果割裂地看，或是以一种“断代史”的眼光去看，多半无法看到全貌。还是那句话，孙悟空可以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所谓的“传承”，但文学不是，（除非是最早的）后世任何文学创作都可以从前代作品中找到线索。

豪放词的形成，虽然最终是以苏轼登上词坛的实际创作为标志。但是，在此之前，豪放词已经在孕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