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连作业都抄不好吗？丨施展札记09

英国首相约翰逊新冠中招，转为重症入住ICU了。

当初约翰逊讲出“群体免疫”的方案，网络上一通惊讶和嘲笑。惊讶者感觉难以置信，老牌帝国面对疫情怎么会堕落到“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路数，嘲笑者则挤兑老牌帝国“连作业都抄不好”。

01 

政治学视角下的疫情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惊讶者还是嘲笑者，共享着一个误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不同政体类型和瘟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单来说就是，面对高传播性的未知瘟疫（这次的新冠瘟疫就属此类），有限政府基本上会选择一种共存模式，努力坚持到疫苗出现；全能政府则会选择根除模式，它虽然没能力根除病毒，却有能力隔断病毒的传播过程。

当然，这里有个重要的病毒学前提，就是，致死率很高的病毒，往往来不及大范围传播，宿主就去世了，所以它通常是低传播性的；高传播性的病毒，通常都是致死率相对低一些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共存模式是一种能够容忍的状态。

之所以有限政府会这么选择，在于其“有限”性决定了，它不会对社会做无限承诺，它所承诺的主要是基本法律秩序，以及必要的公共服务，它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对公民社会法律秩序的正当保障。除此之外它不承诺对公众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公众和社会通过各种市场过程（比如保险机制）和社会自组织过程（比如各种NGO组织），自行解决各种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日常生活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公众也不会怪到政府头上，因为对政府本来就没有这种期待，也就不会伤及政治正当性。

全能政府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对社会秩序的兜底性承诺，要解决一切问题，从而在原则上来说它会承诺对于公众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由于这样一种正当性逻辑，全能政府实际上还有着未明言的隐性前提，就是从原则上来说，它也应当是“全知全善”的，如果不“全知全善”，则没有资格“全能”。因为“全知”，则其他人发声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其他人不具备“知”；因为“全善”，则其他人的自主行善能力也是可疑的，因为其他人也不够“善”。

有了这些分析，我们再从疫情阶段的角度来看一看。不过要强调一下，下面所说的都是指未知病毒引发的瘟疫，对于已知病毒所致的瘟疫，通常都有相对成熟的办法来应对。

疫情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苗头预防阶段、局部暴发阶段、大流行阶段。

在苗头预防阶段，原则上来说，全能政府有显著优势，因为它可以做到预防隔离半径充分大，说得夸张些，就是只发现一个人，也可以隔离一个城，从而把疫情彻底控制住。有限政府需要隔离半径最小化，控制效率就不如全能政府；不过如果是已知病毒，有限政府更有优势，因为它的预案通常更成熟，对社会的扰动度也通常是更低的。

但是面对未知病毒，全能政府能够发挥其效率的前提，是疫情已经被公开；可是在“全知”原则的约束下，疫情公开的效率有可能是低下的。也就是说，全能政府在它本应最有效率的地方，却丧失了效率，这说明全能政府的行政机理、官僚机制设计上有重大问题。

苗头预防阶段控制不住疫情，就会转入局部暴发阶段。在这个阶段，全能政府更加具有优势。因为此时“全知”的政府已经完全承认了疫情的存在，它“全善”的一面就会被动员起来，这一面隐性承诺了对每一个人的照料，而要达到“全面照料”“不留死角”，便只能反应过度，以对（几乎）所有人行动的隔断来应对。全能政府可以在事实上将区域内所有居民全面禁足，从而在这个阶段在事实上战胜病毒，不会转入大流行阶段。此次中国的疫情，湖北以外的地方基本上都控制在了苗头预防阶段，湖北的局部暴发最终也大致控制住了。

这样一种全面禁足，对于有限政府来说，会是对正当性的一种伤害，但是对全能政府来说，却会是对正当性的一种必须。然而，全能政府在全面禁足的具体执行策略上，仍然大有可商榷之处。

就隔离而言，在检测手段足够的情况下，应当是隔离人，检测手段不够的情况下，也应当是隔离小区，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封城。封城会带来城内人的过度恐慌，以及资源进出的困境，从而导致医疗系统被挤兑、击穿，导致灾难被人为放大。当然，作为局外人无法知道当时的检测手段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无法探知封城决策背后的其它考量，只能说这个决策是颇可商榷的。

不过，封城这种过度反应的决策，却可以在“全善”的逻辑中被正当化，通过过度反应，来表达全能政府对于其他地区民众的无微不至的照料；至于被封的城市，则会在“伟大牺牲”的口号中，被遮蔽掉具体的人活生生的真实痛苦。

有限政府做不到全面禁足，只能尽力做到重点隔离。如果病毒不具备大流行特征，则有限政府在这个阶段也能控制住，倘若具备大流行特征，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就有限政府而言，局部暴发阶段的应对，还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弗朗西斯·福山在《大西洋月刊》上发了一篇新文，谈及这个问题，信任有两个基础，一是公众相信有足够专业知识的、能够公正处事的人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一是对于政府高层的信任。

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都有问题，这样一来，疫情应对就更会出问题了。还有一个事情更加雪上加霜，就是在这次疫情当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信息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但是由此却又导向了另一个方向，就是似乎又连带着不信任中国的信息中所反映出的疫情的危险性，居然在两个月时间里没做什么有效准备，似乎相信疫情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终于，疫情不可控地从局部暴发阶段发展到大流行阶段。

由于全能政府在局部暴发阶段的强硬手段，它有很大机会阻止疫情发展到大流行阶段，因为只要阻止人的流动，疫情传播也就被阻断了。一旦因为某些原因，还是进入到大流行阶段，全能政府就推动更加严厉的禁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隔断所有城市间的非必要联系。

人的流动被彻底隔断，潜伏期都过去，疫情基本也就控制住了。到了这一步，全能政府就可以在“全知”的逻辑下，开始构建出一个“全善”的抗疫叙事，引导公共舆论了。

全能政府和疫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它会坚定地采取根除模式。但是疫情并不关乎有限政府的正当性问题，所以到了大流行阶段，它会采取共存模式，而公众的心态在这个阶段很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从局部暴发阶段的恐慌，逐渐过渡到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开始接受与病毒的共存关系，容忍传播风险，容忍相对较低的致死率，等待着疫苗的出现。

比如纽约仍然处在相当严重的疫情当中，但是4月6日新病例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降，于是股市就涨声一片，显示的就是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所以可以再总结一下，全能政府面对疫情，必须不惜代价消灭之，否则“全能”性会受到伤害；而有限政府是无法付出那么大代价的，公众的期待值也是大不一样的，于是共存模式就会成为一个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不从疫情的政治学属性来分析，仅仅是哀叹老牌帝国的衰落，或者嘲笑他们不会抄作业，都是流于浅表的。

 

02

对未来可能影响的几点想法

人类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实在是太顺利了，2008年金融危机跟此前历史上的那些大灾难相比，简直就是挠痒痒，但也让人长吁短叹了好久。这种顺利的日子让人们忘记了，瘟疫本来就是和人类共存的。

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大疫，又有多少大疫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雅典瘟疫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查士丁尼瘟疫让东罗马帝国复兴的愿望终成泡影，黑死病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西班牙大流感促成了德国在一战中的投降。此前几十年的顺利，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不能以为它是永恒的。人类与病毒、与瘟疫的共存，才是常态，病毒、瘟疫还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秩序的演化。

既然共存是常态，也是有限政府的国家能够忍受的，那就意味着中国这边对于疫情的控制，只能是个短期的事情。中国不可能长期与世界相隔绝的，而一旦与世界的交往恢复了，意味着疫情也就有机会又回来了。

中国的疫情要想控制住，以世界疫情的控制住为前提，中国的命运和世界是高度一致的，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从道德上来说都是败坏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极为短视的。

既然有限政府接受了共存模式，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根除模式是无法真正一直走下去的。中国有可能迟早也会被迫进入共存模式，但这又和全能政府的各种隐性承诺是相冲突的，从而会伤及正当性。

那就意味着，某种机制上的改革是必须的，通过这种改革可以渐进地调整正当性叙事的逻辑，否则会遇到很多问题。大观研究小组此前所做的关于CDC改革的一种思想实验，也包含着对这方面的思考。

回顾大观研究小组思想实验

学者建议：CDC应直接对中央负责，邀请全球专家参与

CDC改革：应有“全球参与”原则

CDC改革：让懂的人有权去做对的事情

CDC改革：为什么要有“事务性集中”原则

疫情过后，WHO很可能会成为与几大全球经济组织同等重要的国际组织。因为人们会发现，公共卫生问题已经突破了广义的医学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如此深入的今天，人口的流动程度前所未有地高，则病毒也会前所未有地穿透国界，公卫问题于是会溢出为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人类的各种问题开始深度嵌合在一起，也无法分离为各不相干的多个专门组织来分别应对。所以，WHO的机制很可能也要经受深刻的改革，与其他一系列国际组织共同演化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目前似乎愈演愈烈、人们讨论越来越多的逆全球化，不会走得太远，毕竟各国在经济、社会等各种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度，并且这种深度并不是由国家主导推动完成的，而就是民间经济自行发展的结果。政治层面的逆全球化，无法改变这个大的趋势，因为民间经济活动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国家”（而非“超国家”）的活动空间当中，已经开始生成很多自主的活动机理。

目前的逆全球化，基本上都是国家行为主导的，而不是民间行为主导的，它更多地应该被解读为全球化进程中一次小小的回潮，无法改变大的方向，但是它有可能提示出未来的全球治理改革要回应的问题方向。

在这一系列可能的演化走向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究竟会往何种方向演化，球实际上是在中国队的脚下。不知道这一次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