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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万历,莫谈家具

 悠悠岁月ab8vni 2020-04-10

隆万之风

在万历之前,硬木家具的身影大多只是时代中惊鸿一过的剪影,认知弥久,但并非一个时代的潮流。

明 鲁荒王(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墓出土

戗金龙纹朱漆木匣子

《格古要论》里写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被罚没家产时,“洪武初,抄没苏人沈万三家条凳、桌椅,螺钿、剔红最妙”。

而自明万历年起到如今,硬木家具才占据了传统家具(在上层中)的主导地位。

明万历 黑漆嵌螺钿描金云龙纹书格

晚明时期,范濂《云间据目抄》风俗卷记载:

细木家具如书桌、禅椅之类,予少时不曾一见,自莫延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见,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计,亦俗之一靡也。

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作者,写细木“少时不曾一见”,等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后。“隆万以来”方才有江南的“豪奢之人家”使用。


明 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架子床

在万历他爷爷那一朝,也就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被抄家的时候抄出来的床:

螺钿雕彩漆大八步床,52张

雕嵌大理石床,8张

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张

椐木刻诗画中床,1张

描金穿藤雕花凉床,130张

山字屏风并梳背小凉床,138张

素漆花黎(梨)木等凉床,40张

各式新旧大小木床,126张

在严嵩府中多达八千四百八十六件家具中,时人的焦点多关注于雕漆、嵌螺钿这类的家具。

所提及的花黎木,总计九处,除了上面的凉床之外,还有牙盖花梨镜架一个、花梨小木鱼一个、玉厢花梨木镇纸一条、花梨木一拜帖匣、牙厢花梨木镜架一个、花梨木鱼一个、小花梨木盒一个、花梨木锥一件,也都是小件,并无桌椅柜箱屏风等大器。

即使是体量稍大的凉床,在《天水冰山录》里,作价“每张估银一两”,这样的二手床卖出去依旧不算太贵。

可见作为权势顶端的宰辅严嵩,并不是不用黄花梨,只是并非时人眼中主流。

明 黄花梨万历柜

隔了一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升天,隆庆登基。而隆庆的年号只用了六年,但是“隆庆开关”中,开放海禁的影响却延续到了万历年间,也让海外的各类优质木材得以进入,逐渐蔓延到底下的富裕乡绅之中。

对比一下,很典型的一个实例明万历朱守城墓里出土的紫檀嵌大理石砚屏:

明万历 紫檀嵌大理石砚屏

上海朱守城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墓主人朱守成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文人,但在他的墓中,除了这件紫檀砚屏的标准器之外,还出土了十几件件出土文房用具:紫檀笔筒、紫檀木嵌螺钿狻猊纹摆件、紫檀浮雕螭虎纹香筒、紫檀木嵌玉压尺、四件紫檀与榉木制的印盒与圆盒、紫檀木嵌银丝浅浮雕螭纹扁瓶,还有黄花梨制的嵌玉压尺、紫檀与黄花梨的镇纸等。

这些小器物在晚明的出现几乎可以说是“蔚然成风”,这种即使是放在当时也是奢侈的文房器作为陪葬,既是墓主人对心爱之物的执着,也可以看出明代富裕士绅家中硬木器物的泛滥与夸耀。


由实向虚的抽象装饰

在冶金工业高度发展的明代,宋代就已发明的框架锯、刨子等刃具与刨削工具得到了更为完善的运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明式家具装饰细节上的精密也可见一斑。

明末清初 黄花梨麒麟寿字纹圈背交椅

明代家具中几何文字图样的题材,相较于前代明显增加,比如长寿纹、双喜纹、福字纹、禄字纹、井口纹、“一根藤”纹等等,光是一个寿字纹的图案变化就有三百多种,而且字义延伸丰富,比如万寿图、如意寿字图、四福捧寿图、如意寿字图。

这些纹样,既可以无轮廓的单独呈现使用,也可以作为内部修饰与外部轮廓相结合的装饰,更是出现了连续重复的图案组成,通过二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的方式,反复连续形成的规律又不失灵动的装饰效果。

除此之外,在“文匠”的审美影响下,像传统的龙纹、云纹卷草纹、花卉纹都出现了一种由实向虚的抽象提炼,各种具象的雕刻纹样出现了更为凝练简洁的线条表达,甚至仅仅通过寥寥几根线条,在镂空透雕、铲地浮雕等技法加持下,展现出纹饰的精髓。


写实的龙与半抽象的龙

比如秦汉时期的龙凤纹样,相较于青铜时代奇谲瑰丽的面貌,其造型更偏向于现实的走兽,以夸张的动态展现气势;唐宋时龙与凤,则走向了世俗化,依旧是写实的风格,但整体更为丰腴流畅。

至明代,则逐渐分化出了宫廷偏好的写实龙纹,与民间所用的拐子龙、草龙等变体龙纹,凤纹也与之相似;高度的图案化让龙凤纹饰用的更为活泼而自由。


具象与抽象装饰的双轨并行,在重要构件上用雕刻、镶嵌、线形等手法做小面积装饰,再加之各类造型简练、富有变化的各种券口、牙板、挂牙、角牙的结构形式,也让明式家具本身的纹样变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比如这块海棠形的圈口,你说它雕了吗?好像没雕;但你说它没雕,它又通过镂空展现出了完整的美学线条,“言简意赅”。

赏玩注目的艺术升格

在明中叶之后,硬木家具本身也逐渐从从生活实用器的定位逐渐兼跨到了观赏器行列之中。

明代文人在书里提及家具的次数频率远胜前代,专门为其著书立说的也不少,比如黄成的《髹饰录》、午荣的《鲁班经匠家镜》、计成的《园冶》、姚成祖《营造法源》等。

自晋唐以及宋元,善书画者,往往出于一些缙绅大夫,而很少有山林隐逸之士依靠技艺而得以显名于世。但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相当之多。

明 仇英 竹林七贤图

明代后期,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工艺家的创作才能都被社会所认可;文人认可家具与诗文书画在艺理上完全相通,在品第上也无高下之分,彼此在齐平的等级线上。

在文人与工匠的共同参与下,避免了明式家具走向“文胜质”或“质胜文”的两种极端,也正是在整个社会共同的艺术化“注视”下,明式家具完成了这样的升华。

而这一点在晚明的收藏热下,还催生出了万历柜这种兼具古董陈列与储物收藏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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