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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藩入嗣通俗来讲指的是皇帝无后的情况下，从宗藩中选择一人过继到皇帝名下，并继承皇位。但是在尊崇儒家思想的封建王朝里，宗藩入嗣往往会在继统与继嗣关系的处理上引起争端。  宗藩入嗣背后的继统与继嗣之争继统为统治权力的传承，继嗣为宗族血脉的延续。于儒家的宗法制度而言，皇帝为皇族大宗，享有皇位继承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而藩王为皇族小宗，其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权利；因此，宗藩入嗣的宗法秩序是藩王子弟先从小宗先过继到大宗，然后以大宗继承人的身份获得皇位继承的正统性，强调的权利传承的逻辑是先继嗣后继统，继嗣为继统的前提与保障，其主要目的，除却保证政治权力的延续以外，更要保证皇族大宗的延续，以维系权利传承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基于以上情况，皇族小宗过继到大宗之后，必须淡化与原小宗的关系，尊崇大宗的地位，这亦是维护统治秩序之必要。但是对于入嗣后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从血缘亲情上而言，必然倾向于原先的皇族小宗，而忽视大宗的政治地位，产生对入嗣大宗的否认，这种心态表现在政治上，即为弱化被继承大宗的宗法父权，而突出皇族小宗的政治地位，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出现由小宗代替大宗的情况，形成继统不继嗣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儒家所遵循的先继嗣后继统的宗法秩序。儒家强调先继嗣后继统，帝王则想要继统不继嗣，由此在处理继统与继嗣的关系上产生了分歧。 而所谓'天子之统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尊道统为治国理政之根据，道统奉治统为统系万民之正统，两者皆为王朝统治不可或缺的力量。而治统之关键在于皇位的权力交接，即所谓的继统；道统之核心在于遵循儒家所提倡的宗法制度，应用到宗藩入嗣即为强调继嗣的重要性，是对皇权传承的一种宗法约束。因而，在宗藩入嗣的事件中，继统与继嗣又分别代表着治统与道统。  在此情况下，当宗藩入嗣的帝王遵循先继嗣后继统的宗法秩序时，其衍生意义无疑是治统对道统的顺从；而当入嗣之帝王出现继统不继嗣的情况时，无疑表明了皇权约束力的减弱，显示了治统对道统的强力压制。由此可以看出，宗藩入嗣中对于继统与继嗣关系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统与治统强弱态势。而道统之维系力量，多为信奉儒家之道的臣子；治统之核心在于皇权，因此，道统与治统的强弱态势，又反映了封建王朝专制皇权的发展趋势。 从三个经典案例，看道统与治统的强弱态势的转变
汉昭帝去世，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之后，改立刘病已为汉宣帝。虽然完成了皇权的延续，但是对于儒家宗法道义而言，汉宣帝虽为汉昭帝之继承人，但两者为祖孙关系，与'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宗法制度相悖。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汉宣帝而言，其解决办法无非有两种，第一种策略是基于其属于戾太子刘据一脉，刘据为汉武帝之子，其通过尊崇其祖父刘据为正统，形成汉武帝——戾太子刘据——刘进——汉宣帝继承脉络，解决宗法次序上问题。但是如此行为，显然是一种继统而不继嗣的行为，一方面致使皇族大宗汉昭帝因此而绝后，与宗法道义不符；另一方面，刘据之谥号'戾'也，其意为'不悔前过'，为汉武帝所定。尊崇刘据必涉及贬低汉武帝，更为不妥。第二种即采取尊崇皇族大宗的策略，并力图解决汉昭帝与汉宣帝继承次序上的缺失，如此做法虽符合先继嗣后继统的宗法道义，但必然致使汉宣帝舍弃其作为刘据一脉的身份。  面对这样的情况，汉宣帝放弃了尊崇其祖父刘据，而采取了全心尊崇皇族大宗的策略。面对与汉昭帝之间权力继承次序上的缺失，其通过为其父刘进立皇考庙的方式，树立起其父刘进为汉昭帝继子的形象，从而形成了汉武帝——汉昭帝——皇考刘进——汉宣帝这样的宗法传承秩序。汉宣帝只尊崇其父而未尊其祖父的行为，将原本的皇族小宗从其父刘进开始，剥离到了皇族大宗，明确承认了其作为汉昭帝合法继承人的身份。 需要注意的是，汉宣帝尊其父为皇考而入嗣大宗的行为发生在铲除霍光势力之后，表明汉宣帝如此举措，是对儒家所提倡的宗法制度的自觉维护，反映的是道统强而治统弱的态势。
北宋宋仁宗无子，其后继者宋英宗为濮王之子，亦是属于典型的宗藩入嗣的案例。宋英宗即位后，下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引起濮议之争。宋英宗联合大臣欧阳修等人，主张称濮王为'亲'，尊其为'皇考'，并为其'即园立庙'。尊'亲'有表明宋英宗为濮王亲子之意；称'皇考'则是对宋英宗入嗣宋仁宗的否定，断绝了仁宗与英宗的父子关系，如此行为将致使皇族大宗仁宗绝嗣，形成以濮王小宗转换为大宗的态势，已然是对道统所强调的儒家宗法制度的挑战。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臣则主张称濮王为'皇伯父'，不称'亲'，不立庙，这种观点强调宋英宗必须作为宋仁宗之子才具备皇位继承的正统性，坚定的拥护儒家所提倡的先入嗣后入统的宗法制度。  面对如此争端，宋英宗坚定地为其生父濮王争取着名分，一方面以强硬的手段将反对他的等御史贬谪出京城，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拉拢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可谓是软硬兼施。但是，宋英宗的强硬态度导致了大部分朝臣的顽强抵抗，司马光等人甚至以自请贬谪以示反对。以皇权为核心的治统之力量与以儒臣为核心的道统之力量进行了博弈。最终在压力下，宋英宗被迫采取了让步的策略：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宋英宗最终采取了称'亲'，但不追尊，亦不称'皇考'的策略。宋英宗虽表明其生父为濮王之意，但亦明确表达了其与濮王远嫌有别，承认了自己入嗣仁宗皇帝，为大宗之继承人的身份，已然是对先入嗣后入统的宗法秩序的妥协。 濮议之争，宋英宗并未自觉维护儒家之宗法秩序，而是充分发动皇权之力量，试图打破儒家的宗法桎梏，反映了治统力量的增强；而最终结果以皇权妥协而告终，却可以看到道统虽依然强大，但妥协之词，已然表明治统与道统之间的强弱差距已然缩小。
明武宗病逝后，由于其无子，故立兴献王之子为明世宗，即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嘉靖皇帝，其与明武宗为表兄弟关系，亦是以藩王子登基皇位，因此，同样要处理继统与继嗣的关系。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坚持遵循儒家的宗法制度，主张嘉靖皇帝必须入嗣皇族大宗，过继给明武宗之父明孝宗为子，尊崇明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方才具备皇位继承的正统性。但是掌握皇权的嘉靖皇帝联合张璁等人，坚持不改换父母，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考。这种行为不仅使皇族大宗绝嗣，更是妄图以皇族小宗代替大宗，从而彻底剥夺明孝宗一脉作为皇族大宗的地位，已然是对道统所提倡的继嗣方可继统的宗法秩序的颠覆。  大礼议事件中，一方面嘉靖皇帝则根基尚未牢固，另一方面基于维护宗法秩序之朝臣力量的强大，因此礼议之初，嘉靖皇帝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先行妥协，张璁等人也被贬至南京；到了嘉靖三年，此时嘉靖皇帝已稳固地位，朝臣之首杨廷和致仕，于是嘉靖召张璁等人入京再次重提'继统不继嗣'之事。面对皇权试图冲突儒家宗法制度的行为，群臣先是集体谏诤，后又在左顺门哭谏，欲迫使嘉靖让步。但是嘉靖却采取下诏狱、当廷杖责等强硬手段进行回击，并彻底赢得了大礼议事件的胜利。大礼议事件后，其父兴献王尊号改为 '皇考恭穆献皇帝'，其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而皇族大宗明孝宗则被称为'皇伯考'。这意味着明孝宗一脉的绝嗣以及皇族大宗地位的丧失，而嘉靖则实现了'继统不继嗣'，完成了皇族小宗取代大宗的壮举。 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以皇权之强力，蛮横颠覆儒家所遵循的宗法制度的背后，是儒家宗法道义对于皇权约束的失效，更是治统对于道统的压制。至此，治统与道统强弱态势彻底扭转。 综上，宗藩入嗣所涉及的继嗣与继统关系处理上的问题，其本质是道统与治统的博弈。而发生在汉、宋、明的三起宗藩入嗣的经典案例，从一个宏观角度反映了治统力量不断壮大的演变过程，这与历史上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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