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礼义之邦，在于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与欧洲长期徘徊在宗教神学下的统治相比，中华民族在三千年前就通过诸子百家的争鸣，确立了以道德认同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伦理，将忠孝廉勇耻作为社会观念，将温良恭俭让作为行为方式，建立了稳定的公共秩序。  大礼仪之争当我们站在世界文明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时，就会发现传统的礼制在为古代中国的良性发展确定了稳固框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古代中国与近代世界的融合，影响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西方文明在快速发展，传统中国也在寻求制度的调整，以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现在回看历史深处，就会发现明清时期的制度调整却显得沉重而缓慢，仿佛是一扇长时间不开启的大门，开合的枢纽处锈蚀斑斑，似乎无力面对人心的变化和世道的调整。 我们可以通过明清两个重大的礼仪之争，来观察传统礼制面对剧烈社会变动时的反应方式，也能看到传统礼制内在的困境。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病亡，没有子嗣。其父亲明孝宗朱祐樘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了朝廷最头疼的问题。经过朝臣紧急商议，确定由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到了北京郊外，对应当以什么礼仪迎接的问题，双方发生了争议。  朝廷认为应当采用皇太子的即位仪式，但朱厚熜认为明武宗的遗诏是：“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让自己即皇帝位，不是以太子的身份继位。若按照太子身份继位，应该由东华门入城，先居文华殿，择日登基。如果是即位，则从大明门入，直接在奉天殿即位。国不可一日无主，朱厚熜的坚持，让朝臣不得不妥协，让他直接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嘉靖皇帝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以太子的身份继位，而是以室宗之子的身份入继大统。这样，又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该如何称呼自己的父亲？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坚持“继统继嗣”的原则，认为嘉靖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应尊奉正统。也就是说，只有嘉靖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他才是明武宗朱厚照的亲弟弟，才有资格继位。 这样一来，嘉靖皇帝就成了亲生父母的侄子。嘉靖皇帝坚决反对，当时只有张璁等少数人主张可以“继统不继嗣”，认为继承皇统并不一定要先继承皇嗣，嘉靖仍可以生父为考，在不改变自己的血统身份的同时，也可以即位。但即位之初的嘉靖皇帝拗不过大多数朝臣，只能将此事暂时搁置了。  嘉靖三年(1524)，嘉靖皇帝旧事重提，再次遭到朝臣的集体反对。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朝臣同意让嘉靖皇帝亲生父母的谥号用“皇帝”，但必须加“本生”二字。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被封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等于承认了其为嘉靖皇帝的生父，但在宗法上，嘉靖皇帝仍要尊孝宗为“皇考”，等于被过继到明孝宗名下。 这个争执，恰恰体现了传统礼制的困境，那就是，西周形成的礼义，是以宗法制为基石的，宗法制的意义在于维护财产继承权、爵位继承权和皇位继承权。倘若大宗没有继承人，就要从小宗过继子孙来延续大宗。过继过来的子孙只能放弃本宗而作为大宗的子孙。这样问题就来了，被过继来的子孙在宗法上是大宗的后嗣，但在血缘上仍是小宗的传承。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便违背了人情，那就是：小宗之子一旦被过继，就会既有宗法上的父母，还有亲生的父母。 按照传统，嘉靖皇帝认为自己继承了皇位，自然可以追认自己的父母为皇帝，就像朱元璋曾经追认其父为“仁祖淳皇帝”一样。但大多数朝臣认为，嘉靖皇帝必须过继给明孝宗，才有权利继位。这就等于让嘉靖当了皇帝，却不能再认自己的父母为亲生父母。坐稳了皇位的嘉靖想不通这个理，就坚持己见。  七月十二日，嘉靖直接诏谕礼部，要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等于向天下宣告要追认自己的父母也是皇帝，不承认自己是明孝宗的嗣子。群臣大惊，两百多位大臣在文华殿外跪请嘉靖收回诏命。嘉靖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没想却引来了更多的朝臣抗议，双方都不退让。 最终停职待罪的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下狱拷讯的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有十六人直接被廷杖致死。最终，反对的朝臣只好缄默不语，默许了嘉靖皇帝的做法。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皇帝将生父“献皇帝”的牌位供入祖庙。 这个事件被称为大礼议，关于其背后的动因，历史学家有很多论述。有视为外戚与皇权争斗的，有视为嘉靖与朝廷旧势力斗争的，有将之视为明朝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也有辨析继统继嗣之论孰是孰非的。其实，最为关键的是预先设定的礼制遇到了独特个案，宗法制度与伦理认知出现了冲突。 尽管春秋之后宗法制有所削弱，但在皇位的继承上，却更重视宗法的传承有序。汉武帝后昭帝继位，昭帝无子，就从武帝的孙子中选择了昌邑王即位。昌邑王被废后，又从汉武帝的曾孙中选择了宣帝继位。这就保证了汉武帝皇统与血统的延续。  嘉靖在即位之前，未被立为皇太子，也就是说，他并非是先过继给明武宗，然后再即位。他是直接以兴献王嗣子的身份继皇帝位的。这一冲突的根源是制度偏离了礼义，只不过在嘉靖继位过程中强烈爆发出来了。在中国礼制史的发展过程中，记载的或者设计的《仪礼》《礼记》《周礼》所提供的材料、观念和经验被不断强化，确定了古代礼制的基本框架，成为后代礼制变革的学理来源。 固化的传统观念汉以周之故事为经验，唐以汉为经验，宋明又以汉唐为参考。中国礼制有所损益，但皆未脱离周礼的基本框架，也未偏离周礼的主要精神，因其能够维持历代王朝的制度稳定。正因为要维持大局的稳定，其中便有诸多“存天理，灭人欲”的规定，难免矫枉过正。原本作为相互权利和彼此义务的君臣以义、父子以亲、夫妇有别的社会关系，在汉代被阐释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形成了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绝对控制权。 这些在制度建构中被不断强化，其既是对周礼礼义的曲解，也是对传统观念的固化。嘉靖在十五岁即位，在此之前他是父母的儿子，即位后却不再是父母的儿子，成了伯父的儿子。从明朝的礼制而言，嘉靖变更身份有理有据，但从个人情感而言，嘉靖无法接受，为此不惜与朝臣作对。  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道出了礼的本质是尊重人情、维护人情，实现情与理的统一，在二者出现冲突时，要依人情进行调整。当程朱理学强化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时，理超越了情，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情与理的冲突，最终转化为人情与礼制的根本冲突。 阳明心学的形成，正是从个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试图在礼的约束中发现人的价值、心的感知和情的合理，更加重视个人的需求。因此，嘉靖以父以子贵的要求来反对子以父贵的传统，是在强化个体权利。嘉靖可能还有诸多政治考量，但坚持自己身份的不变更，并冒着风险去挑战传统礼制和朝廷官员，十五岁的嘉靖考虑更多的，还是人之常情。 情与理的冲突，一直是中国礼制史内在的矛盾。朝廷为了维持秩序，不断强化礼制；官员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断细化礼法；百姓为了获得理据，不断抬出道德来寻求正义。这就使得礼成为排斥异己、修订法律、制定族规的依据，成为约束个人情志、控制个人要求的绳索。  特别是清朝强化了思想控制和社会控制，礼不仅失去了被反思被讨论的空间，在礼义的阐释上固步自封；而且也放弃了与时俱进的修订原则，成为朝廷禁锢社会的利器，在礼制变革上裹足不前。最终使得礼变为了维持皇权秩序、制约天下百姓的工具，也成为时代发展的负担。 乾隆时期，中国有一次与世界直接对话、平等交流的机会，也是因为对礼仪的理解，最终选择了关闭国门，导致了中华文明未能与世界同频共振，错失了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1792年，已经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绝对优势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名义，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由马戛尔尼率使团，请求觐见乾隆皇帝。 自诩有“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一听英国派使节远涉重洋前来祝寿，龙颜大悦。他认为英国的朝贡，会使得自己的寿宴锦上添花。于是批准英国使团直接从天津登陆，尽快来热河朝见。1793年6月19日，英国使团上岸后，清朝官员便将使团视为英吉利贡使，他们所携带的礼物被视为贡物。  当时乾隆皇帝驻跸热河，使团赶到热河觐见。但在采用何种礼仪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员秉持传统的朝贡体系，认为大清是天下唯一的共主，周边国家要么称臣进贡，要么被征服，不存在平等的国家关系。乾隆皇帝坚持认为各国贡使觐见，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却认为，英国与清朝都是主权国家，英国又是西方第一强国，出使的名义是祝寿，不是朝贡，而且两国平等，不能下跪。 双方皆不肯迁就，这次会面几乎破裂。马戛尔尼为了完成使命，依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完成了朝仪。英国使团带来了战舰模型、望远镜、九大行星的模型图以及蒸汽机模型、舰船模型等，代表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新成就，他们期望以此让清朝正视自己，能相互通商。 乾隆皇帝却因为礼仪之争，失去了对英国使团的兴趣，对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互通贸易要求，一概拒绝。乾隆皇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按照传统朝贡惯例，回赠了英国使团瓷器、玉器、丝绸、茶叶等礼品，认为英国使团进贡祝寿已毕，要求他们尽快离京回国。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表面是礼仪之争，实际体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初接触时的尴尬。在此之前，中华文明一直茁壮成长，遥遥领先于周边文明，形成了中央王朝观念，通过征伐与怀柔控制周边区域，建立了稳定的朝贡体系。随着欧洲航海技术的发展，原本不在中华视野中的西方诸国，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开始交流。 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理解，常常是通过口耳相传获得的。在《荷马史诗》中提到了希腊贵族使用精美的绮罗，从中国传来。在马可波罗和鲁布鲁乞的游记中，中国人礼貌、文雅，恭敬中有亲热，中国社会几乎不会发生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 在中国，车子与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莱布尼茨也认为中国人服从长上，尊敬老人，即便是普通百姓的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时，彼此也非常客气，他们之间的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伏尔泰甚至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在当时欧洲的想象中，中国不仅是富庶之地，更是礼义之邦。  马戛尔尼正是带着这样的美好想象，期望能够打开双方贸易之门。没想到双方因为观念的差异，发生了根本分歧。清朝依然秉持着朝贡观念，没有意识到以条约体系为基础的国家关系，已经成为新的国家交往法则。乾隆皇帝拒绝通商，从世界秩序上来讲，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观，必将面临着系统的挑战。 从文明进程上来讲，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代表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清朝关上了主动面向世界的大门，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的机遇，从此停滞不前，逐渐落后于世界文明进程。有学者认为，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体现着乾隆皇帝提防英国突袭的戒备。 英国使团再次被拒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为大使，请求通商。阿美士德依然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直接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认为英国使团冒犯天威，直接下令驱逐英国使团。乾隆和嘉庆时期两次以礼仪拒绝使团，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固守着传统的天下认知，未能睁眼看世界，排斥异质文明，拒绝与世界交流，导致中国在近代文明进程中不断落后。  从世界文明史来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就一个时代而言，文明的进程或快或慢；就不同区域而言，文明的发展或先或后；但人类向着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是坚定不移的，趋势也是无法回避的。早期中国所确定的人文理性精神，使得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着领先地位，为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义之邦，正是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褒奖。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寻求自身文明突破的同时，也在探索融入世界文明的方式。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将之作为发展中华文明的养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因此，我们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可能会有阵痛，这更需要我们调整思想观念、更新道德认知、提炼人文精神，把中华文明的独特创造、历史经验想清楚、讲清楚。 借助现代文明观念，重新审视传统礼义，将其中有益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核心思想、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让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道德认同、价值认同和秩序认同，不仅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学理支撑，也成为现代社会的行为法则，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继续熠熠生辉，与其他文明一起，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 传统中国是礼义之邦，有很多传统仍在当代延续，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荣耀。只要我们能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抱残守缺，不故步自封，能守正出新，能开放胸襟，形成道德自觉，促成行为自律，未来的中国仍然会是礼义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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