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有权有势的富人们手里偷回来的节日

吕杨鹏 2020-04-10

展开全文

编者按，

到1906年，五一劳动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已经走到了第二十一个年头。美国行业联盟（America’s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在1884年芝加哥会议上，确定1886年5月1日为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起点。美国工人对此所做的反应就是，将古老的五朔节转变成了展现工人力量的盛大节日。1889年，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在巴黎召开会议，将1890年5月1日指定为八小时工作制示威运动的国际日。当时的《佩纳爸爸报》［Le Père Peinard，佩纳爸爸是该报作者埃米尔·普热（Emile Pouget）的笔名］将这一新节日与1870年一个重要的日子相提并论—那个日子发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摇摇欲坠的那几个月，当时“每个人”都放下工作，加入到维克托·努瓦尔（Victor Noir）的葬礼行列。

努瓦尔是《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的记者，这份讽刺性报纸由亨利·罗什福尔（Henri Rochefort）创办。路易·波拿巴的侄子皮埃尔·波拿巴（Pierre Bonaparte）亲王准备与该报的一名编辑进行决斗，在争执的过程中杀死了努瓦尔。大张旗鼓地向努瓦尔表示哀悼，其实是在向帝国政权示威，表示反抗，但又无须承担公开表达政治态度的风险。难道政府会因为民众向一个被杀之人表示悼念就要惩罚他们吗？这实在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五一劳动节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一个从有权有势的富人们手里偷回来的节日。实际上，在1890年，佩纳爸爸就建议工人们好好利用这个节日，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公然向资产阶级献媚的新百货公司去随意取用：“卢浮（Louvres）、春天（Printemps）、美园（Belle Jardinières）、波坦（Potin）这些百货公司都向我们展开了双臂，抛着媚眼。身上穿着新大衣，脚上穿着好鞋子，这滋味多么美好！……你们要走上街头去处理社会问题，”佩纳爸爸称，“要去看看到底哪些人钱多得用不完，哪些人却一文不名。”（Pouget 1976: 33）

因为刊登了上述文章，《佩纳爸爸报》的社长被判入狱15个月，并处以2,000法郎的罚款，这反而激起了该报的猛烈抨击。同往常一样，这篇新文章的署名还是佩纳爸爸，文中大声疾呼：

为什么？因为我口无遮拦，鼓动五一劳动节的示威。不过我肯定不会就此闭嘴。我仍旧要说，民众正被抢、被劫、被暗杀。现在5月1日这么好的机会要来了，再不抓紧它就是傻瓜。大人物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朝他们的罗特席尔德（Rothschild）大吵大闹，那个畜生可是他们的神。让他下地狱吧。他也不是死不了。毕竟，他们也曾砍下过路易十六的脑袋。（AN BB18 1816）

1890年五一劳动节，巴黎发生示威和罢工，正是对佩纳爸爸这些反叛言论的回应。

这就是劳动节的精神。1906年，雅克·特尔宾（Jacques Turbin）写了一首叫“总罢工”（The General Strike）的歌，前两段歌词如下（Brécy 1969: 97）：

走吧，各行各业的人们，

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同心协力

在同一时刻，凭着我们的自由意志：

去参加罢工吧！

厌烦了受人驱使

像牛马一样辛勤工作，

厌倦了生活没有希望，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去参加罢工吧！

靠一次大型行动来求得自身解放的想法在日常经验中得到了共鸣。

五一劳动节也释放出较长期的政治信号。自1890年起，法国的劳动节就成了每年一次的总罢工演习日，也是工人们为自身利益争取来的革命节日。一开始，法国的工人—尤其那些支持“集体”社会主义而非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就利用五一劳动节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诉求、表达不满和展现自身的力量。在1904年的布尔日（Bourges）大会上，法国总工会决定开展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发动时间就定在1906年五一劳动节，正式的计划就是号召工人从那天开始每天工作八小时后就下班。

1906年这个时机似乎选得刚刚好。自1866年起，第一国际就将八小时工作制列入自己的工作议程中。1905年，法国社会主义分子联合起来成立了法国统一社会党（PSU: Unified Socialist Party），成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 French S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naitonal）。虽然自1898年一名社会主义者首次进入内阁后，社会主义者就断断续续地与政府合作，但在1905年11月还是因教师的罢工权与政府决裂。法国统一社会党在1906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施加了一定影响，使得不太保守的候选人阿尔芒·法利埃（Armand Fallières）当选。之后，该政党再接再厉，试图在5月的立法选举中再创佳绩。法国总工会从官方意义上来说是非政治性组织，而且事实上也一直反对政党控制，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政党稳固自身的支援。所以，法国统一社会党有强烈的动机支持工人运动。

而且，俄国刚刚发生但失败了的革命为法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在高压统治国家发起民众起义的例子。苏维埃的形成和莫斯科、圣彼得堡总罢工的暂时性胜利，向其他国家的工人提供了一种为自身利益而行动起来的可能性。［效仿俄国的热情如此强烈，以致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不得不在1905年11月5日的《人道报》（L’Humanité）上撰文写道：“在法国工人阶级诠释俄国革命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他们已经拥有了俄国无产阶级仍在向沙皇争取的普选权。” Jaurès 1976: 124。］许多激进派工人期待1906年五一劳动节成为总罢工的起点，进而摧毁整个法国资本主义。建筑行业联盟（Federation of Construction Trades）分发的宣传小册子上写道：“八小时工作制只是预付款而已，或者你愿意将它称作餐前开胃酒，等到工人们发起总罢工，赶走了资本主义寄生虫，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政权这道主菜就会上桌。”（Lefranc 1967: 129）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似乎也选对了为大罢工大唱赞歌的时间，他从1906年6月开始在《社会主义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iste）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他的著作《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

法国总工会其实给了成员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在5月1日开始罢工，但截止日期未定；另一个就是在当时当地开始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巴黎劳工联合会悬挂的旗帜上写着：“5月1日一开始，我们就每天只工作八小时。”（Julliard 1965: 23）总工会的全国委员会每天都收到大量来自巴黎及其他地区工会的求援，包括请求支援能鼓舞人心的演讲者。警察局局长派遣便衣警察跟踪委员会成员。

4月26日和27日，警察局局长的属下呈上文件，详细“预测”了工人的意图：劳动节当天不上班，进行长期罢工。他们的预测都是基于总工会一名高官的机密报告而得来的。顾问们预测，8,000名平版印刷工、25,000名制车工人和5,000名金属业工人会开始无限期罢工。

这些预测的信息来源都很可靠，其中有些预测提前变成了现实。原本预测有25,000名制车工人会参加罢工，4月30日，10,000名汽车工人加入到了1,200名已经开始罢工的同事当中。然而，警察局局长安排的劳工监管员却发现，建筑工人才是罢工行列中最活跃的人群，其中有10,000名泥瓦匠、5,000名石匠、20,000名粉刷工、2,000名木工和细木工，另外还有30,000名粗工。“不算当下正处于罢工过程中的印刷工人和珠宝业工人，” 报告如此写道，

我们估算巴黎共有185,000名罢工者。但是某些人的自愿罢工可能会导致其他人的被迫罢工……所以罢工者总数据估计可能是200,000。其中最麻烦的是粗工、烘焙工人、杂货工人和理发匠。对他们来说，通过和平罢工的方式不太可能成功，他们可能会采取蓄意破坏的方式迫使雇主屈服。（AN F7 13267）

警察局局长及其上司内政部部长克列孟梭得到以上报告，于是在4月30日逮捕了总工会的秘书格里甫埃勒（Griffuelhes）。在监狱里，格里甫埃勒碰到委员会的同事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克列孟梭在此前北方矿工罢工达到高潮时，以煽动朗斯（Lens）暴动的罪名逮捕了莫纳特。为了装样子，他还逮捕了一名波拿巴派的领袖（罪名居然是资助莫纳特煽动暴动）。政府禁止在5月1日举行游行或集会，接着警察局局长和内政部部长在全市范围内部署警力。

事件发生之后，对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到底哪种解释是对的，是镇压有效还是政府高估了可能的威胁，这还真的很难说。不管怎么样，虽然当时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工联合会门口和共和广场附近，热烈响应斗志昂扬的演讲，但都没有占领整个巴黎城的企图。他们整天呼喊的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万岁！五一劳动节万岁！”（Le Temps 1906年5月3日）在白天的街头上，只发生了几起民众与警察或龙骑兵之间的小规模冲突。

但是临近黄昏的时候，几百名激进分子聚集在共和广场周围的街道上，与部队或警察发生正面冲突。有人边冲锋边高唱《国际歌》或《卡马尼奥拉歌》（Carmagnole）。工人们开始在贝尔维尔街上砌街垒，但政府力量明显占上风。当天的官方记录如下：

逮捕665人，其中173人经审讯后被羁押（173人中有53名外国人被遣返，另外35人有犯罪记录）。

1名警方总督察、12名警察和3名共和国卫队的卫兵受伤

12名示威者受伤。（Le Temps 1906年5月3日）

无疑还有更多受伤的示威者自认为最好还是不要上报。即使民众伤亡的数目是报告中的几十倍，1906年五一劳动节可能看起来还会是一场劳工展现其力量和决心的和平表演，只是被笼罩在政府力量和决心的阴影之下。

在随后几天，罢工倍增。在巴黎，大约70,000名建筑工人（这个数据相对接近警察局局长的预估数）在5月2日放下了工作。整个5月，全国约有158,000名工人（超过当年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参加了罢工。5月12日至20日，全国罢工运动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再一次消退。

在法国劳工史上，1906年的罢工潮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虽说此前同年3月和4月发生在北部的矿工罢工很重要，但这次却是第一次由巴黎负责协调并主要集中在巴黎附近区域的全国性罢工。这也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产业（包括农业）工人所占比率更高。无产阶级工人，例如巴黎的汽车工人，在发动罢工时扮演的角色比以往更重要。劳工组织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正面交锋（自七月王朝以来的第一次）使得1906年4月和5月的罢工潮成为组织工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行使权力的主要呼声。

随着罢工潮的推进，5月的立法选举使法国统一社会党获得近900,000张选票和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中51个席位。虽然他们的主张存在一定争议，但大多数还是选择替1906年的罢工者说话。1906年7月通过确定周日为休息日的法令，10月成立独立的劳工部（Ministry of Labor），这些都反映劳工已经成为一支新的全国性力量。另外，在7月，德雷富斯上尉在被宣布无罪后重返部队（更别说众议院于12月决定将爱弥尔·左拉的骨灰迁入先贤祠），于是，这场长期的斗争以法国左翼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很多观察家，包括法国总工会自身的领导人都认为，这场运动的结果最多算是一种僵持局面。八小时工作制还没得到认可，决定性的总罢工也没有落实，甚至在首都的力量展现也得在政府势力明确划定的界线内进行。这并不是劳工激进分子所想要的。而且，法国总工会1906年10月的亚眠大会通过著名的《亚眠宪章》（Amiens Charter），宣称不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任何政党结盟。宪章呼呼以没收资本家财产的方式实现“彻底的解放”，申明如今的工团（syndicate）将成为今后的生产单位，并重申相信工人可以通过采取罢工等直接行动达成自己的目的（Lefranc 1963: 151-152）。总工会的激进分子并没有放弃让劳工为自身目的而展现力量。

五一劳动节在随后几年提供了一年一度展现力量的好机会。虽然社会党不断试图将五一劳动节为自己所用，但全国工会还是坚持了对事件发展的牢牢掌控。然而，组织化的劳工并不能保证每次所展现的力量都差不多。正如1908年五一劳动节之前呈交内政部部长的机要报告所写到的，

1906年五一劳动节之所以会出现群情涌动，是因为工会中的普通成员认为可以从雇主那里获得每天只工作八小时的许可。这一努力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几个大组织退出，而其他组织之间又缺乏一致性，这就导致1907年五一劳动节很平静。1906年五一劳动节之后的长时间罢工已经耗尽了全国工会的精力，尤其在冶金业，到第二年还没完全恢复过来。（AN F7 13267，1908年4月28日）

警察局局长预计，1908年，在金属业、建筑业、汽车业、烟草业、火柴业、机器制造业等行业，会有大量工人庆祝5月1日这个未获官方许可的节日，在别的行业人数会少一些。他也预料到会有集会、示威及声明。他是基于工人运动中的卧底和线人提供的机密报告做出上述预测的。

警察局局长的预测大体上都言中了。警察局局长所拥有的警力，加上军队这个后盾，足够掌控这个节日，并减少总罢工发生的可能性。实际上在1910年，工会看到成功的希望渺茫，就取消了当日的示威。

但五一劳动节并未就此消失了。1911年，大约4,000人在纽扣上别着红花，在街道上游行，以此庆祝劳动节。当游行者试图在协和广场举行动员大会时，警察将他们冲散，接着发生争斗，2名警察受伤。之后，又有示威者在圣保罗广场与警察发生冲突。当晚，在蒙马特尔的一家酒馆中，乐队演奏了《马赛曲》，听众中的“反军国主义者”则以《国际歌》回应，于是发生争斗（Le Journal des Débats 1911年5月2日：1）。当天共有60多人被捕，几十人受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五一劳动节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但工人们的节日并未完全消失。1919年和1920年的罢工潮超过了1906年的：1919年共有130万名工人参加了2,047次罢工（据官方统计）；1920年，110万工人参加了1,879次罢工。两次罢工潮在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五一劳动节的动员。

到1919年五一劳动节，法国总工会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再一次组织大规模示威和总罢工，政府则再一次禁止示威者集聚。迫于双方筹划所施加的压力，众议院首次通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案。这一行动促使法国总工会调整计划，要求在全国所有工作场所立即实施此法案。五年前暗杀饶勒斯的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在劳动节前夕被判无罪释放，工人的不满清单上由此多了一条内容。1919年五一劳动节，劳工游行队伍试图前往波旁宫（Palais Bourbon）向众议院表达他们的诉求，但遭遇了警察和军队的阻挠。等到白天的阻挠和斗争结束时，至少有1名工人死亡，600人受伤。

1920年，铁路工人工会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罢工。法国总工会号召矿工和其他交通行业的工人在5月3日举行罢工以声援他们，但被劝服的工人不多，而且铁路工人发现他们的工作还被志愿者取代。梦想正在远离，本来准备将5月1日从工人节日过渡到总罢工，最后到革命，但这个想法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从1933年到1936年，在左翼、右翼与中间派之间的激烈争斗中，巴黎一些共产主义者将5月1日视作向政权及其警察发出挑战的日子。于是，五一劳动节就不再是展示力量的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