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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韵的生成与嬗变（十一） ·姜寿田 在赵孟頫书论中，晋人庄玄一体化玄的心灵状态被彻底遮蔽了。“韵”被“法”“理”所置换。赵孟頫以法入理来阐释魏晋书法，因此赵孟頫在王羲之那里发现了“法”的无处不在。至明代丰坊、项穆“法”已经神圣化而对个性表现构成绝对笼罩： 扬子云：“斫木为棋，抟革为鞠，变皆有法。况书居“六艺”之五，圣人以之参赞化育，贯彻古今。（丰坊《书诀》） 永宣之后，人趋时尚，于是效宋仲温，宋昌裔，解大坤，沈民则，姜伯振，张汝弼，李宾之，陈公甫，庄孔旸、李献吉、何仲默、金元玉、詹仲和、张君玉、夏公谨、王履吉者，靡然成风。古法无余，浊俗满纸。况于反贼李士实，娼夫徐霖，陈鹤之迹，正如蓝缕乞儿，麻风遮体，久堕溷厕，薄伏通衢，臃肿蹒跚，无复人状。具眼鼻者，勇避千舍，乃有师之如马一龙、方元涣等，庄生所谓“鲫且甘带”，其此辈欤？（丰坊《书诀》） 苏米之迹，世争临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梭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姿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譬夫优伶在场，歌喉不接，假彼锣鼓乱兹音声耳……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尊颜、李；米芾及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始作夫人，举止粗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芾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项穆《书法雅言》） 正书法，所以正人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子舆拒杨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垂者千秋，识者复起，必有知正书之功，不愧为圣人之传矣。（项穆《书法雅言》） 从以上丰坊，项穆书论中可以看出理学对书法的渗透已构成主宰之势。书法的“情”与“韵”以及主体表现性都让位于理学的秩序，理学成为书法的根柢，因而求“法”与对书法的膜拜便成为丰坊、项穆理学化书论的强烈特征。这种异化封闭的书论，强化了书法的理学统治，也直接造成帖学的衰微与末流的形成。应该说，帖学的衰微是由理学桎梏直接造成的，帖学异化是理学的直接产物，因而在晚明心学支配下的表现主义帖学，其针对的对象即是理学化的异化帖学。 在书法理学语境中，书法之“韵”被“理”“气”“法”彻底颠覆消解，书法的精神本体和个性意志被肆意遮蔽了，书法成为理学羽翼下的实用工具，斤斤于技法论列而失去了求真意志与美学追求。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就终极意义而言，艺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对艺术的揭示，就是对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与最高存在方式的揭示。艺术本体的敞亮将会展示人在艺术中所臻自身领悟的程度和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标示出人的本体的超越性——人的艺术审美生成的全部奥秘。而“韵”正是人的本体超越性与艺术审美生成奥秘的显示与揭橥，南宋理学的审美异化，导致“韵”在北宋书法领域臻至高潮便迅速趋向凌替衰变，这主要表现在从南宋姜夔、赵孟坚到元代及明代初期，赵孟頫、丰坊、项穆的理学书论与异化书法实践中。但是从这个时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代表性书家的理论与创作却固守了北宋乃至魏晋以来崇“韵”尚“意”的审美观念，从而使以“韵”为主导的书法审美观能够冲破理学桎梏而得以延续和发展。如南宋陆游、范成大、元代倪瓒、吴镇、杨维桢；明代中期祝枝山、徐渭以至晚明王铎、黄道周、傅山，皆或以对逸气——“韵”的倡导维护，或以对禅宗及阳明心学的弘扬而显示出“韵”作为书法存在的敞显及精神本体的超越性。这在陆游、倪瓒、徐渭，王铎、黄道周、傅山书论中皆有显示。它表现出“韵”在南宋至元明清的绵延发展的另一余脉。其在书史上的再造意义，即使已陷入困境与危机的帖学在经历南宋至元代及明代初期颓势之后得以中兴。 不过，同时在此还需要特别提及晚明及清代书史上的三个关键人物，董其昌、包世臣、康有为。因为他们的理论观念与审美立场，对认识与理解“韵”在这个书史重要转折时期的存在境遇是非常重要的。 董其昌作为元代赵孟頫之后对帖学影响最大的人物，他在书法审美观念上是并不排斥“韵”的，并且由于对北宋米芾的推崇，他还极力赞美尚意书法，这使他能够越过理学樊篱，而在很大程度上在书法审美观念上与“韵”达成一致。如他立足禅宗立场对“淡”的强调，便表明他力求“韵”，只不过，他的这种“淡意”与北宋苏东坡之“意造”、疏淡、黄庭坚之“韵”与米芾之“真趣”已存在很大距离，这表现在主体精神和个性表现的弱化。对董其昌来说，“淡意”只是一种风格规定，它是一种美学策略而并不是一种基于生命感性的存在性眷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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