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鲁迅在《灯下漫笔》第一节里，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作的两个重大判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回圈。──这石破天惊的两大发现，不知道震醒了多少沈睡的中国人。 同时请注意这样的重大发现是怎样产生与表达的：它是由人们在兑换钞票时的心理变化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引发的，鲁迅由此及彼，由现实到历史，经过广泛的联想，以其特有的思想的穿透力，终于作出了对中国历史本质的大概括：这样的“以小即大”，正是思想家与杂文家的鲁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鲁迅能够如此敏锐地抓住问题，还因为这背后有他的理想与价值理念。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即提出，在中国要“立国”，首先要“立人”，而立人的根本就是要“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到五四时期，鲁迅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在鲁迅看来，生存权、温饱权与个体精神的自由发展权，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活得像个人样的基本标志；而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这样的天赋人权，在各种名目下，被侵害，被剥夺，人不是站立的人，而是跪着的奴隶。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有时连想做奴隶都做不成，这就是所谓“乱世”；等到统治者定下“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走上“奴隶的轨道”了，于是就称为“太平盛世”，其实不过是“做稳了奴隶”。鲁迅因此发出召唤：根本走出奴隶时代，“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严重的问题是人们对于这样的奴隶地位的态度，这正是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所要讨论的。鲁迅曾经说过：“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的奴才，总在“寻人诉苦”，似乎也有不满；但鲁迅却一语点破：他“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不过是只限于、也止于“诉苦”，因此，“聪明人”表示一点“同情”，奴才就满足了；而“傻子”真要采取行动，打开一个窗洞，奴才反而大喊起来：他实际上不但习惯于被奴役，离不开这样的奴隶状态，甚至感到了其中的“美”，因此，他要把傻子赶走，并借此来表示对主子及奴隶制度的“忠诚”：奴才“只能”是奴才。 “聪明人”其实也是奴才，不过他有知识，在奴隶体制内，比一般的奴才即所谓“愚民”地位要高一些，是鲁迅《春末闲谈》里所说的“特殊知识阶级”。他一面对奴才表示有限的同情，舒缓其愤懑，因而为奴才所欢迎；但又反对傻子那样的反抗行动，从根本上维护了“铁屋子”的安全与稳定，自然为主子所赞赏。这样的“聪明人”就是《春末闲谈》里的“细腰蜂”，在奴隶体制中的功能与作用，是“麻醉”奴隶的灵魂，使他们既能“动作”，充当“服役和战争的机械”，又“没有了头颅”，不会思想，自然也无反抗，“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 只有“傻子”，不但说，而且行，他们是真正要摧毁奴隶制度，“创造第三样时代”的。这正是鲁迅不断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坟·摩罗诗力说》）。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傻子”，不但为主子所不容，也为奴才与聪明人所痛恨，是所谓“社会公敌”。──这里显然包含了鲁迅本人的痛苦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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