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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之后的五百多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革的重要时期，诸侯争霸，烽烟四起，战乱频仍，是名副其实的战国。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孟子却说春秋无义战。事实上，战国时期的不义之战比起春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细看历史你会发现，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在战车隆隆的间隙中，还不时地夹杂着唇枪舌剑的口水仗。 在淄博市临淄区北郊，有块高地叫梧台，因周围遍植梧桐而得名。相传，这里是当年齐国议事大厅的所在，史称梧宫。可以想见，在这个高台上，应该建有一座殿堂的，齐王与文武百官在这里议事或宴请来宾。据刘向所编选的《说苑》记载，战国时期，就是在这个议事大厅里，曾发生过一场有趣的口水仗。 楚国派使者到齐国，齐王在梧宫设宴款待他。楚国的使者看着让梧宫得名的梧桐树，惊奇地说：“好大的梧桐啊！” 齐王故作姿态地说：“这没什么。大江大海里的鱼能吞没舟船，大国的树也一定很高大，您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楚国的使者说：“从前燕国攻打齐国，循着雒路，渡过济桥，放火烧了齐都临淄城的雍门，齐国将领王歜吊死在杜山，公孙差战死在龙门；燕国的军队在淄水和渑水饮马，又在琅邪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仗；齐王带着太后逃奔莒国，躲到城南的山中避难。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个时候，这棵梧桐树有多高呢？” 齐王一时没词了，指着陈子说：“陈先生，你来告诉他！” 陈子说：“我不如刁勃清楚。” 齐王说：“那就让刁先生回答他。” 刁勃说：“你是问梧桐的年轮吗？我这样对你说吧。当年楚平王无道，加罪申氏一族，杀了伍子胥的老爸和大哥。子胥披头散发地逃到吴国讨饭，吴王阖闾拜他为相。事隔三年，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向楚王复仇，在柏举一战击溃楚军，斩首百万，楚将囊瓦逃窜到郑国，楚王躲到随地寻求保护。于是，吴国的军队潮水般地攻入郢都，子胥亲援弓箭射击宫门，挖开平王的坟墓，鞭打棺木并历数其罪行：‘我的先人无罪，你却杀害他们。’这还不足以泄愤，又令士兵轮流鞭打，每人打了一百下才停下来。我告诉你吧，那个时候，这棵梧桐的枝干粗得可以用来作鞭尸的棍子了。” 这个戏剧性很强的历史片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在这一时期之前发生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双方的智慧和口才固然令人感佩，但这哪里还是什么大国的外交宴会，分明是一场意气用事的口水仗。楚使也好，齐王和他的部下也好，了无君子风度，互相拿对方先人最不堪闻的糗事作底料开涮，尖酸刻薄，恶言讥讽，揭底曝短，蓄意折辱。虽然还没到骂娘的程度，但从双方攻讦的呛声中，我们仍可感受到唇枪舌剑的火药味。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这样的闹剧并非偶然，而是经常上演，并且是以群体性行为表现出来的。何以如此呢？历史的本质往往就隐藏在这些闹剧的背后。那么，就让我们把目光从群雄争霸的政治、军事特别是战争场景中挪移开来，扫描并透视一下这种群体现象的底蕴，便能窥见这些大国集团首脑及其僚属们的倨傲心态和逞强心理，便可解读游说外交是如何配合强权政治共同造就霸业的原初文化生态。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却也并非全然无法无天，潜在的游戏规则还是有的。在春秋时期，王室的权威日渐衰微，越来越强大的诸侯国蠢蠢欲动，但又囿于周天子残存的声望和合法地位，只能偷偷地一步一步地试探禁忌的边缘，有很多过剩的力量和策略无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到了战国时期，你可以不把周室放在眼里，但在大国争霸的复杂格局中，也不能肆无忌惮，想修理谁就修理谁。除了师出有名之外，还要权衡利害冲突。因为你要击败某个对手也许并不难，问题在于原有的势力范围一旦被打破，你就会成为或将成为其他眼红的诸侯联合起来修理的对象。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权势制衡的束缚，一些大国诸侯便把战争之外的多余精力和聪明，转换为“智力游戏”。在那个年代，拳头硬的主儿不仅要在战场上拥有强势的话语权，即便是在外交场合的辩论席上，也要挖空心思占上风。或者是在礼仪上设下圈套嘲弄别人，让对方尴尬；或者在言辞上抓住把柄压倒别人，让对方出丑；或者是在游说中打入楔子，让对方就范。 正是由于“逞干戈，尚游说”的时代需要，一批摇唇鼓舌、巧言令色的名嘴也应运而生。如，一席话便使齐军停止攻鲁的子贡，挑拨离间退秦师的烛之武，被称为“连横之父”的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以及上面提到的巧舌如簧服荆蛮的晏婴，等等。他们折冲樽俎，不辱使命，游走各国，述说主张，宣扬治国平天下之道，开创了中国民间思想家以思辩劝谏影响世俗权力的一种新的政治运作方式——游说，以及以游说谋生的职业——说客。于是乎，嘴上功夫了得的说客便有了用武之地，成了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片言可得干禄，一语能步青云，不仅在当世红极一时，而且还为后世广为传诵，再加上说书人的演义和夸张，就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正如刘向所言，“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些名嘴的故事确实很好玩，某些策论和机谋也确实值得我们钦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各种危机面前胆略超群，妙论迭出，表现得相当有办法，表演得太有才了。有人曾把这些说客的能耐概括为“寸舌扭转乾坤”，依我看，类似这种匡时救世的评价有些过誉了。游说，只是一种语言技巧；说客，也不过是一种凭口舌博取富贵的职业。尽管他们满腹经纶，语言艺术造诣精湛得令我们击节赞赏，书写了我国论辩文化史上的辉煌记录，代表了中国游说政治最有活力的高峰期，影响了那个时期人文社会的基本性格，但若从长远的历史轨迹看，这些小聪明、鬼点子对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的影响是有限的，充其量也只是稍许推进或迟滞了“应该发生的事”罢了，有的连促进和延缓都说不上，仅仅是讨了个嘴巴上的便宜、脸面上的快活而已。 如果我们将这些辩才的作业回收起来，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的推理过程，就会发现，尽管他们当中不乏说理透彻的策论高手，也确实发生过语惊四座的奇效，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是不讲道义、不合逻辑的。有的是挖阱设局，暗中施诈；有的是以偏概全，危言耸听；有的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有的是转移命题，偷换概念；有的是颠倒黑白，指桑骂槐；有的是设置一个错误的大前提，以讹证误，一步一步地归纳出荒唐的结论；有的则是利用推理两端元素的化约性等同，拐弯抹角地将对手引入谬以千里的死胡同；有的甚至是迂回诡辩，强词夺理，胁迫恫吓，就像赵本山表演的《卖拐》等系列喜剧小品那样，你会忽悠，我比你还会忽悠，就看谁的脑筋急转弯转得快了。事实上，在那些需要发挥急智的论辩场合，是否讲道义、合逻辑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风头上压倒别人。虽然这口水仗不如真刀真枪来的痛快，但能让对方灰头土脸，甘拜下风，即使心中不爽也不得不称自己为老大，那目的也就达到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多元的文化取向是与多元的政治格局相伴而生的。对五霸七雄而言，口舌上的争锋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干戈上争霸的必要补充。战车因冲撞秩序而雄起，策论因左右君王而走红，铁骑践踏了规则，吊诡消弥了烽烟，强权与谋略、兵法与辩术、征战与游说，遥相呼应，密切配合，酝酿着一个个剑拔弩张的强国故事，演绎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壮观活剧。 （作者 王兆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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