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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篆刻》第31期一一金石文字 语陶山房随笔七则(一)

 攸州刀郎 2020-04-13



语陶山房随笔七则

□ 谷 伟

战国时期,齐国的综合国力强大,势力辐射范围宽广,以至于齐陶文的出土地点东可至即墨,西可至聊城地区的东阿故城和菏泽的郜国故城,最北可达天津海西钓鱼台遗址。另外,我所生活的莱芜地区,当时虽归属鲁国,但也有齐系铭文陶釜和齐陶文“陈得”出土。当然,这些零星出土的齐陶文应当都是当时流通使用的实用器所遗,而真正生产制做陶器的窑厂,主要还是聚集在齐国都城附近。据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孙敬明先生的考证,城东和城北郊区的窑厂多制陶豆,窑厂“城陽”位于今临淄城东四十里之“臧台城”,制豆产量众多。“蒦陽”即春秋之棘邑,汉代之澅阳邑,在今临淄城西四十余里,专做陶罐。“东酷里”“西酷里”在城南。“高閭豆里”的窑厂在都城高閭门附近。而“鄉”应在城郭之外,“里”则在都城之内。由此可见,当时的陶器制造已有专擅。而并不把全部窑厂都安排在都城之内,亦可谓齐国的首创。以上信息,极大的丰富了战国齐都城地理与经济研究领域的史料与物证。再有,齐陶文“繇鄉蒦陽某”和“繇鄉酷里某”的出土,也明确了窑厂“繇鄉”与“蒦陽”“酷里”之间的等级关系,这对于研究齐国制陶行业的监管制度也大有帮助。

齐陶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诸多古文字的考证释读上。例如:沙孟海先生《印学史》第五章“春秋战国印”中所著录的一件战国齐陶文,被释为“楚城迁关里草”。关于这件齐陶文的考释,山东省博物馆的王恩田先生则释为“楚郭鄉关里草”。孙敬明先生则将前三字释为“楚郭鄙”。王恩田和孙敬明先生对这件齐陶文前两字的考释一致,即第二个字释“郭”,而不释“城”。关键是这件齐陶文的第三个字,沙孟海先生释为“迁”。而且,韩天衡先生在《中国篆刻大辞典》“陶文”辞条中对此又做了详细的解释:陶文“楚城迁关里草”,“草”为陶工名,“楚城”为原住址,现“迁”至“关里”。可见,此字被当做动词,即移动,搬换的意思。而孙敬明先生所著《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在《齐都陶文丛考》一文中明确指出:释“鄙”为“迁”字,不确。春秋中期以前“鄙”为边上邑,中期以来则与都邑相对而言,即只要是都邑周围的郊野不论内陆抑或边土皆可称之为“鄙”。齐陶文中的“鄙”,均是对齐都城而言,其实际意义亦相当于后世文献中所谓的“郊”。关于“鄙”字形体之递嬗,意义之衍变,孙先生在他的文章《齐陶新探》中亦有详论。所以,对这件齐陶文中的第三个字,不论是释为“鄉”或是“鄙”,其性质都是做行政级别或属地范围的意思,而非为动词“迁”的意思。像这样没有准确释读的古文字,在齐陶文中还有许多。由此亦可见,齐陶文在古文字研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齐官营陶文为例,其比秦和三晋的都要字数多而且内容丰富。比之于燕,也大致如此。因此,无论它们于何时何地出土,只要据其字形,形制和辞例,即可断之属齐。仅以字形而论,齐陶文与齐系金文和玺印文字均相一致,这在战国文字分域中,是典型的东方齐系文字的风采。因此,面对如此成熟且丰富的齐陶文体系,从事篆刻创作的艺术家们想引之入印,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仅从齐陶文的字形边框等典型特征上取法借鉴,无疑是简单机械的平移照搬。但若遗貌取神,只凸显齐陶文的艺术性,则又显得虚无缥缈,不着边际。所以,发掘探讨齐陶文的艺术价值,我们必须要用艺术的眼光来解读它。对此,我还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一件陶文的文字无法释读,或是根本不具备文字学的意义,那么它还有没有艺术价值?如果有,我们又该如何去提炼那些艺术元素?举个例子:齐陶文中,有许多“重影”的陶文。即陶工往陶坯上钤盖印章的时候,由于按压的力度和角度等问题,导致第一次钤盖的效果并不理想。对此,他们会在印面上进行第二次钤盖。而第二次钤盖往往又不能与第一次的印记重合在一起,也就造成了字形和线条的无序交叉或平行,形成“重影”。这种失去了文字功能的印面,里面的线条或断或连,笔画或粗或细,完全是无法预知的偶然效果。在篆刻艺术创作日益独立的今天,对于这种由摆脱了字形束缚的线条而组成的印面,我们如何用艺术的眼光对它进行理解和借鉴呢?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去做认真的思考。另外个别齐陶文的印面旁边会出现乳钉,这些乳钉排列整齐,数量不一,但却分布均匀。这种带有乳钉纹的齐陶文出土量虽然不大,但年代跨度却很长。而且,官营量器和作坊陶器上都有出现。这种在陶文周围钤盖乳钉的做法,似有规律可循,但又无明确的记载解释。乳钉完全不具备“物勒工名”的明确属性,但它却长时间出现在齐都诸多窑厂的产品上。对于这个现象,唯一能解释通的理由,就是窑工们对美的主动追求,乳钉的作用就是装饰。这种推断,套用在作坊窑厂的私印陶文上尚可成立,但以此推断官量陶器上出现的乳钉纹,就解释不通了。因为,齐官量陶器的出土量虽然不多,但却从未出现过印面钤盖模糊的现象,可见在官量陶器上钤盖陶文一定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由着窑工们自由发挥。这种现象,在燕国陶文三级督造等品种中也有出现,亦是无解。

齐陶文的内容,多是制陶者的窑厂位置和姓名,作用就是凭信,所谓“物勒工名”是也。而钤盖陶文这道工序,一定是在器物成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并不是在入窑烧制之前往成型的器物上集中钤盖。对于这一点,许多齐陶文能清晰的出现在兼具上下弧度和左右弧度的陶器口沿凹槽之内,就是铁证。
关于陶文拓片的制作,清代金石学家山东潍县簠斋陈介祺有过专门的论述。正是这些论述,才为我们建立了制做陶文拓片的审美标准和方法规范。簠斋曾言“砖,瓦,封泥,须上白蜡后方可拓。土范同”。陶文的质地大都与土范类似。许多烧成温度不高的陶文,质地松散,字口疲沓,基本无法施拓。所以在拓陶之前,一定要做封蜡护器处理。陶文也只有封过白蜡之后,字口才能固定,不至于出现浮土状散碎脱落。拓陶文的纸,簠斋曾用“六吉棉连扇料”,小名“十三刀”。但遗憾的是这种纸在当时就已经没有了。之后,簠斋就改用较薄的净皮了。现在,我拓陶文用的是扎花,不用连史,我嫌连史纸太平太硬,不如扎花紧制而棉柔。拓陶文,上纸是关键。清水上纸易起,胶水上纸则损器脆纸。对此,簠斋亦有言:用大米汤上纸,胜于清水。至于做拓片的手法,簠斋更是详述备至:“拓墨须手指不动而运腕,运腕乃心运使动而腕仍不动。不过其力,或轻或重,或扑或扬,一到字边,包即腾起,如拍如揭…”。至于拓片墨色,不论浓淡,当以均匀明亮为佳。拓片背面也不可有不白处,不可有轻重浓淡处,也就是说,墨不能透纸。

陶文拓片的题跋,不是给陶文写说明书。而是对陶文理解认知的高级赏玩形式。一件好的陶文拓片题跋作品,其文化附加值会大大增强。当年,簠斋对齐陶文拓片的题跋,内容涉及出土信息,文字考证,以及与其它器物文字的比较研究,并间有个人感受,内容极为丰富。而且簠斋所作题跋的书写位置也极为得当,字形字体也能兼得灵巧与朴厚。而且他钤盖陶文拓片的印章也十分用心!例如:“齐东陶父”“三代古陶轩”“古陶主人”“古瓦量斋” “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秦前文字之语”“文字之福”等。甚至对钤盖印章的位置,印泥的颜色,都讲究到了极致!总之,簠斋赏玩陶文的态度,方法和形式,都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当代,对陶文有精深研究,并能在古人基础上做出成功探索的,当首推沪上唐师子穆先生!所著《步黟堂藏战国陶文遗珍》收录的陶文珍贵,拓制讲究,题跋雅致,可谓至善至美!

上海博物馆玺印馆中陈列的陶文“蒦陽陶里人”就是齐陶文,是当代篆刻家吴子健先生捐献的。另外,杭州西泠印社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豆里賹”“蒦阳陶里人”“关里”“豆里”也都是齐陶文的常见品种,捐献者是日本篆刻家小林斗庵先生。

□丹

曹不忳

城阳□

闾椇里曰臧

城阳

东双阳安

陈遇立

城阳固

城阳土豆

城阳众

楚郭乡蔖里邵

曹□

东酷里惑


楚郭乡关里艸


豆里賹

楚郭乡关里旦

蒦阳南里□

丘齐乡桼彫里得

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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