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谈《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作者：Rory O’Connor

译者：Issac

校对：奥涅金

来源：《The Film Stage》

25年来，贾樟柯的电影为世界呈现了一幅充满诗意和个人色彩的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图景。

从早期的杰作《世界》（2004）和《三峡好人》（2006），到巴洛克风格的类型尝试《天注定》（2013）以及更近时候的影响深远的史诗《山河故人》（2015）和《江湖儿女》（2018），他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将镜头置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又有机地记录了沧海成桑田。

 不可多得的是，在这十年里，贾樟柯第一次回到纪录片创作，带来了他再一次回首过往的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该片通过四位作家的回忆（三位再世，一位已经辞世了），记叙了贾樟柯的故乡山西省的城市化过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近日于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鉴于全球的状况，贾樟柯亲自出席电影节实乃一项壮举。

记者：您能来此，实属不易。您能谈谈吗？

贾樟柯：我个人认为，就我的情感而言，这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不来。

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轻易地做出这个决定，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柏林电影节已经宣布了会放映这部电影，我真的很想信守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我克服了所有的挑战，努力来到这里。

我认为现在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不仅对中国人来说如此，对中国电影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很多电影公司，他们可能还要等6个月才能运作。

这对中国的这些电影公司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在制作方面，也有很多项目已经停止了。所以这些电影能不能拍，什么时候能拍，都不得而知。

所以我认为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这特别黑暗的时刻带来些许光亮。

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总是可以化险为夷的。

记者：这部电影说的是几位作家回到故土寻找灵感。您作为导演也是如此吗？回到故乡对您来说很重要吗？ 

贾樟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第一次开始拍故事片时，我在家乡拍是因为我对我的家乡很熟悉。还有方言，语言方面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处理信息。

在这部特别的纪录片中，我目睹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性的城市化，很多人都去外地务工了。他们从农村去到城里找工作，寻找机会。我认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只知道城市社会，城市文化，城市社区。

这些都是他们知道的。他们对农村历史，农村文化，农村社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当你想了解中国时，你不能不看农村文化，因为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理解贫穷是什么样子的，在过去食不果腹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暂时回顾一下历史，回顾记忆。

所以我们暂时需要找到一个不同的方向，一个不同的视角。在空间上，在地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农村地区。

这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是从这些农村城镇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回到山西和回到过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结合这些时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实。

记者：《天注定》上映后，您曾说过想探究中国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情感」。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贾樟柯：是的，确实。这部电影继续探索了内在的、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变化。这就是我选择这些作家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用这部电影来检验、探索或谈论他们的文学作品。

对我来说，我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是敏锐的社会观察者。他们非常勇敢，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真正成为时代的信使和社区的信使。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使。

所以我认为可以通过他们来捕捉特定的现实，因为他们不仅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他们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样的方式吸引了我，让我想要拍一部有关于此的电影。

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去拍这些事情，而是通过听他们述说、而非是看他们写的文字来捕捉历史。我想看看作为作家，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然后我将其拍成电影研讨会的样子。

记者：这部电影的名字有些哀愁，主题也非常严肃，但某些时候，特别是当作家余华讲述的时候，电影也变得十分有趣。您是刻意为之的吗？

贾樟柯：这就是典型的余华（笑）。这正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讽刺意味，很像黑色幽默。

对于作家余华来说，他实际上比第二位作家贾平凹晚出生十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写一些东西是颠覆性的。

这是一种展示他有多么叛逆的方式，因为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用谦逊的幽默来谈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也为了制造那种冲突或者用幽默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事情太糟糕了，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记者：您怎么就选了这几位作家呢？拍电影之前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故事了吗？

贾樟柯：当然，这四位作者中，一位已经辞世了，三位还再世，其中我只认识余华。其余的我在项目之前都不认识。直到我们做了调查，收集了信息。然后我联系了贾平凹和梁鸿。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在镜头前谈论的十分之一。我们只知道最基本的信息。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在文革期间，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因为他的父亲，他吃了很多苦。

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他的父亲莫名被列为「黑五类」。

记者：时隔多年重回纪录片创作，您有什么感想吗？

贾樟柯：与虚构的电影不同，纪录片在一开始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决定我们想要捕捉或采访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时间的事情。

但制作纪录片的乐趣在于，有太多的未知。很多事情都是自发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

另一种层次的享受来自于对象——当我说对象时，我不是指那些我试图通过访谈来呈现的作家，那些在公共场所、火车站或街道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对象。

这些是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的形象，也是当时所发生事情的目击者。这些人正是这些作家在他们的故事中描写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们同样重要。拍摄他们会给我更多的自由，因为我可以很自然地捕捉到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样子。

记者：触及历史方面，会带来额外的挑战吗？中国自1949年以后的历史是比较棘手的叙事。这方面有什么红线，或者您觉得在哪些地方您不得不做出限制？

贾樟柯：我确实认为，我在拍这些电影的时候，尽可能持客观的态度，因为1949年以后发生的故事，是人们可以谈论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的确会讨论。但同时，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并不是要用这些叙事来批判社会。

我认为完整地记录记忆是很重要的，不要做任何判断。无论这个集体主义的实验在过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进步还是灾难，这都不是我想要评判的。我想做的是，以某种方式，诚实地、客观地、完整地，通过个人叙述，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这种见证，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了未来的一代也为了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欣赏和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

就边界而言，他们可以表达自己，来诚实、真切地谈论这个问题，谈论非常敏感的话题和议题——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见证。

所以即使是负责审查的人，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表达是多么真实。

所以我几乎是在用这个来突破你所能谈论的极限。这在纪录片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人在谈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他们是证人，他们提供证词，所以他们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