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创新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吗？ 大家都在讲创新，是好事，呈现出的是社会进步。创新当然是有大有小的，大到战略性谋划，小到办理具体事务的方法，等等。今天我们一起交流，讲一下创新与观念、与行为、与法律的关系。 为什么要创新？ 因为旧的东西太多，尤其是旧的思想、旧的方法太多。所以，打破旧思想、旧方法是创新最本质的表现，也就是说，创新是一种突破。有突破就会有否定，这是哲学，也是常理。 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是不会创新的，因为他怕失去本来有的；一个圆滑世故的人是不会真的去创新的，因为他怕得不到什么反而招是非。因此，有勇气的人，才会创新，有胸怀的人，才会不排斥创新。 市井之中，如一个工厂，厂长创新没什么了不起，工人创新才是了不起的事，因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否定的过程，你要让工人去创新，又要工人“什么都听厂长的”，那你还能指望“会有什么样的真创新呢”。所以，对于厂长来讲，容忍别人，宽厚对人是创新的基本观念，没有这样的观念作支撑，就会假创新、伪创新，结果是瞎折腾，形式主义一大堆。 创新为了什么？ 突破旧的，打破旧的，为了一个新字，建立起新思想、新方法、新行动。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创新出来的新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或者说现实之中不一定都行得通。所以，你必须准备好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新东西。这里面，有二个方面。一是，作为创新主体来讲，你要经得起失败，但也不能一意孤行；二是，对于面对创新者来讲，你要给人空间，给人善意，而不是嘲讽，更不是打击。 允许别人在创新中犯错误是一种社会姿态，是一种社会价值。不然的话，社会就会无活力、没动力，结果是投机取巧，利己者盛行。 上面讲了创新是突破、是否定，创新也会不正确，也会失败。所以，创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难，但也必须去做。创新是要破规则的，法律（法规等）是社会规则，一经公布，全社会都必须遵守。 那创新能不能“破法”呢？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有一条原则，即：母法不能破。在这个原则之下，我的观点是：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说明一点，为了私利创新“破法”不在此列，我们不讨论。 创新能不能“破法”，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大家其实不要去回避，“不说穿”是普遍的心理。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在实际工作的“一些改革”存在着不于法于据。所以讲，客观上，创新“破法”是存在的。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如在行政审批中，上面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地市、甚至是县一级，在这过程中，事实上大多数权力都是“先下放再认可”的，认可前都是违法的，经过几个来回磨合，后来认可了（通过修改法律法规；予以授权等形式）。 这种创新，是不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但，如果当初不去“破法”的话，下放工作至少来得更漫长，也就是说，没有这么快得到认可。回过头来看，我们甚至于还会感谢这样的“破法”。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法律法规更完善了，要在这方面再想用“破法”来创新的话，那就应该慎重得多。 又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各地的“处罚权的清单”都不一样的，你一定要去找依据的话，可能有，但一定不会很充分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清单”上所列的处罚权，第一，能不能集中？第二，应由谁来决定可以集中？第三，通过什么程序能决定集中？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到县一级，这三个问题是“剪不断理还乱”。 那怎么办？好办，“创新”即可。县一级政府，甚至于某些开发区管委会一纸公文，就能将多个职能部门的N项处罚权集中到一个部门。 我们看到这种创新，有一种无奈。 一是，法律法规方面，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是分散的，大量的规定存在于各种“政策、讲话、规范性文件”之中。断定这种创新已经“破法”了，好像也不完全对。 二是，对于行政执法这样严肃的法律行为来讲，各地方有各不相同的状况，肯定有违反“法治统一性”的情况。因此，这种创新实质上是已经“破法”了。所以，如何看待这种创新，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这种创新予以理解，不要动辄就加以“违法”之名。 在社会管理中，创新“破法”的例子也有不少，比较典型的是信用（诚信）惩处的运用。现在这方面有一种普遍、广泛使用的现象，甚至有点滥用。 什么都与信用挂钩在一起，如吐个痰，就是不诚信，上当地诚信网，还出文件规定，将与上学、名额联系起来；又如，为了快速拆违，不走程序，将当事人一户纳入到不诚信之列，还出文件规定，要与招录、考试结合起来，等等。对一个公民的惩处，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这种创新的举措都没有法律上的支撑。对这种“破法”的现象，我们要持反对意见。 以上种种，说明一个道理，即：创新是应该讲规矩的创新。 如果将创新框定在法律范围内，有些创新将无法进行，同时，也推动不了法律的完善；如果将创新无限扩大，没有法律约束地去创新，那将会让创新变得任性，会无所顾及，破坏的将是法治的环境。 处于需要不断创新的社会之中，我们如何去把握其中的尺度，我们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还有好多社会综合因素。 【第二篇】法律法规真的不够、不完善吗？ 我们现在有多少法律法规？大家网上一查就知道。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还有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如再加上各个部门、地方的政策、文件等等，那可真是太多太多了。 有这么多法律法规，但我们依然会经常听到“工作难开展，这事难办，法律法规还是不够、还是不完善”类似这样的话，这种现象，日常之中，已经是见怪不怪，但严重影响着社会管理秩序。 真是这样“不够、不完善”吗？讲这样话，应该欠妥的。 第一，规章制度不可能是穷尽的，碰到一个事，就想着最好就有个法律法规可以遵照，遇到一个事，就想着最好马上立个法、制定个规定，怎么可能呢？ 第二，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不能干”的理由，只盯着条文上的文字，最好做什么都已经是“文字上写着的”，哪会有这样明确的事呢？所以，这种现象，本质上就是一种推诿扯皮。同时，这种现象，也很有欺骗性。你跟他争论一下，他马上来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感觉就是“他没有职责、也没有依据”。对这种现象，我们要加以警惕，我们先不妨来分析一下原因。 第一种现象：将法律法规的“不穷尽”随意理解，当作不作为的理由。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再怎么细，内容再怎么多，的确不可能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情况）都作出规定。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个，并不是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身的问题，是在理解上出了偏差： 第一，总是对具体条文上的文字“十分注意”，而不去考虑这些法律法规“制定的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如，法律法规上的总则部分，都规定的很清楚，但就是“看不到”。 第二，将“法定职责必须为”中的“职责”狭义地理解为“审批什么就执法什么；条文什么就执法什么”。 有二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整治一个养羊场，执法单位说“条文上对养殖场的规定只列了养猪场，没有养羊场，所以没办法整治”；拆一个违建，执法单位报告“建筑是指钢筋混凝土，人家用旧的集装箱搭的房子，我们没依据去拆”。还装着委屈说“我们的法律法规太不完善了”。 第二种现象：将“下位规定”当作操作标准，反而忽略了法律法规的原意。 社会管理中，尤其是行政（审批）管理，一般都是一级一级下来的，有了法律法规后，弄个细则，到了地县一级，再出个规范性文件，出个什么“权力清单”。这种模式下，就会出现二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法律法规中一些兜底条款在“层层下来”的过程中没有了，使基层没有了“自由度”；二是，规范性文件、权力清单等都定得过分呆板，甚至出现“不在清单中的，不能作依据”的硬性规定（本意是积极的，但清单有时也并不准确，且不及时调整），造成基层在执法过程中只认“现管”不认法律法规的现象层出不穷。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 A机关是向当事人发证的机关，A在发证前，是审查了BCD等机关“意见”的，也就是说，BCD的审批在前，A最后发证的依据就是“A审查了BCD的意见后，认为OK了”就发证的。 BCD认为有“谁审批、谁监管”的工作原则，A是最后发证的机关，对当事人的监管当然应该是A；A认为，BCD实质上也是审批机关，只是在过程中，所以BCD也应该监管。 结果是：A与BCD都认为法律法规不完善，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谁审批、谁监管”只是一个工作要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监管上的不同理解，原因就在于：一是将“谁审批、谁监管”作机械式理解，事实上，这句话，不能反过来理解成“监管者，就是审批者一个人”；二是将“权力清单”简单地理解为，即：只要审批不在“权力清单”内，那管理也不是我的事；即使在“权力清单”内的，也只是让我就审批的事项进行管理，其他我不管。 类似的现象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体“就是总认为法律法规不够多、不完善”。对此，笔者认为：法律法规不够是绝对的，面对大千世界，要让法律法规对每个事都作出规定，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不必纠结于“不够”，运用好当前的法律法规，从法律法规中寻找到解实际问题的办法，才是我们应该的态度。顺便说一句，行政上的有些事，对不对的评价在民间，赢不赢在法院，有时候，真的不必去太多思量和纠结。 法律法规不完善是相对的，同时也是（这种不完善）固定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法律法规总有空隙、也总有交叉，要让每部法律法规、每个条文都衔接得天衣无缝，是不现实的事。所以，我们要从中寻找“我能为、我可以为、我必须为”的依据，而不是去找那些“我不能为、我不可以为、我不敢为”的理由，如果那样的话，在你面前，法律法规将永远不完善。 法律法规已经够多的了，“不善于用”才是你的硬伤；法律法规应该也是完善的，“不积极用”才是你的病因。当然，科学立法也是任重道远的一项工作，但，现在我们更要做到的：守法、执法。（完） 【声明】正文部分文字系原作者意思表示，不代表本公号任何观点，特此声明。打赏利益归作者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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