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液晴涵一镜开，溶溶漾漾自天来。 光浮雪练明金阙，影带晴虹绕玉台。 萍藻摇风仍荡漾，龟鱼向日共徘徊。 蓬莱咫尺沧溟下，瑞气絪缊接上台。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四四《诗》） 上面是明代大臣杨荣描绘西苑美景太液晴波的一首诗，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西苑的优美景色。西苑是明代重要的皇家园林，因在北京紫禁城之西而得名，其范围四至，大致是东至西苑门，西至西安门，南至长安街一线，北至北安门一线，主体区域在宫城西墙和皇城西墙之间，因为此区域相当大一部分为太液池水面，即后世的北海、中海与南海，且水域东岸逼近紫禁城西墙，所以西苑建筑主要集中在太液池西岸一带，如今日仍存的紫光阁等建筑便多是始建于明代。但此区域划分只是大概而言，太液池东岸也有部分建筑被明代人认为是属于西苑，如大高玄殿等。此外，在历史文献中又常见“西内”之称，此“西内”狭义上讲乃是指西苑的西南部，“万寿宫之西，西尽皇城，东包大光明殿者，兔儿山、旋磨台所在”（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但明人亦常以“西内”来指代苑内更加广阔的区域。在明代，西苑因为地近中枢，所以兼具离宫别苑与皇宫内廷的双重身份，明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大事都发生于此，西苑的地位也就愈加重要了。 大高玄殿西牌楼。大高玄殿是嘉靖帝所建，明清两代为皇家道观。大高殿从地理位置上看并不属于西苑，但因嘉靖帝在西苑常住也常来此玄修，故世人常等观之 西苑的历史与变迁 西苑地区能形成规模庞大、风景秀丽的园林，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辽阔水面，那么在相对干旱的华北为什么能形成这么一大片水域呢？侯仁之先生经过研究认为：“从地质史上来看，这一带湖泊原是古代永定河的故道，河流迁移之后，残馀的一段河床，积水成湖，并有发源于今紫竹院湖泊的一条小河—高梁河，经今什刹海（也同样是古代永定河故道的残馀）分流灌注其中。”（侯仁之《北海公园与北京城》，《文物》1980 年第4 期）因为水资源丰富，所以在遥远的古代，先民们就已经在此劳作生息，并利用这片湖泊开展各种农业活动。 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末五代时期，契丹族兴起于临潢，建立大辽国，国家武力强盛。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把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幽州城变成了辽代五京之一的南京析津府。契丹人在经营析津府的同时，在城外东北部风景秀丽的山水之间初步修筑了瑶屿行宫等一些宫殿，因此地周围是一大片景色优美、气候凉爽的湖泊，所以备受这些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青睐，成为他们避暑的不二之选，正因为此，北海琼岛上有辽国萧太后梳妆台的传说也世代流传，如明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曾在书中记载：“皇城北苑中有广寒殿，瓦甓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梳妆楼。”（《张太岳集》卷一八《杂著》）广寒殿虽实非辽代所建，但是辽人初步创建的这些离宫别苑却开启了这片皇家园林的千年历史。 辽灭金兴，女真统治者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金海陵王完颜亮决心将都城从偏远的上京会宁府迁到中原，开始在辽代南京城基础上参照宋都汴梁营建新都，并于贞元元年（1153）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号中都大兴府，这也是北京城建都之始。从辽至金，城市郊外山水间的离宫一直沿用。大定十九年（1179），金世宗完颜雍在此兴建了太宁宫，此宫后来数易其名，据史籍记载：“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1191）更为万宁宫。”（《金史·地理志上》）这组宫苑被金人称为“北宫”，规模庞大，亭台楼榭密布山水之间，金人赵秉文有诗赞道：“花萼夹城通禁御，曲江两岸尽楼台。”（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七《扈跸万宁宫》）整个园林四周有宫墙，并设有端门，整体布局为传统皇家园林的“一池三山”模式，湖泊中分布着用湖泥堆砌而成的琼华岛等三岛，以仿东海中蓬莱、方丈、瀛洲等三仙山。金末元初人耶律铸描写琼华岛曰：“金莲川即山北避暑宫，琼岛即山南避暑宫。”（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一《龙和宫赋并序》）是以有金一代，世宗、章宗等皇帝都非常喜欢在这里避暑，常在此居住数月，处理军国大事，接受朝贺，举行庆典等。 金元易代，北苑也为兵火所波及，万宁宫有一定损毁，但万幸“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元太祖十八年（1223），成吉思汗将琼华岛及附近土地赐给全真教道士丘处机为道院，称万安宫。四年后丘处机去世，诸道士不事修缮多有毁坏，此处也逐渐颓圮。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称帝，雄才大略的他欲迁都燕京的时候发现金中都旧城已甚残破，且土泉疏恶不敷使用，于是转而选择了城外水草丰美的太宁宫地区，在琼华岛居住办公。因为大汗驻跸在此，蒙古人对原来的宫殿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陶宗仪文中所言“琼花岛”即琼华岛，“万寿山”乃是忽必烈在至元八年（1271）给它改的新名字，也称作“万岁山”，他经常在重建后的广寒殿处理政务，万寿山苑俨然成了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之后刘秉忠、也黑迭儿等人规划营建大都城和皇宫的时候便以琼华岛和太液池为中心展开，元大都皇城也因此形成了很明显的对称格局。此外元人还创造性地融宫殿与园林为一体，元代皇宫主要的三处宫殿分列太液池两侧，太液池的东岸是皇帝居住的“大内正衙”，西岸北部是兴圣宫，为嫔妃居所，南边是隆福宫，原为太子府，后为皇太后宫。在整个元代，万寿山苑既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又是皇帝的主要游幸园林，皇帝在此赐宴大臣，泛舟太液池，其他一些重大的政治和佛事活动也常在此举行，所以说在元代万寿山苑的地位已经很高了。 蒙古人国祚不长，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元大都变成了北平府，成为燕王朱棣的封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于南京，四年后，朱棣打赢了“靖难之役”，登基称帝，他此时已经有了将都城迁回北京的计划，所以在永乐初年便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西苑的建设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宫殿基本仍元之旧，但是新开挖了南海，史籍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开北京下马海闸海子”（《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五）。此处开挖的“下马海闸海子”便是太液池的南部，太液池的水面自此向南拓展到长安街一线，形成了后世所称的北、中、南三海格局。明人在新开拓的太液池南部水面堆砌人工小岛一座名曰“南台”，即后世的瀛台，另外将挖出的泥土堆在宫城的北边建成镇山一座名曰“万岁山”，即现在的景山。从以上也可以看出，明代西苑的范围较元代万寿山苑大了许多，大概包括了元代万寿山苑和隆福宫、兴圣宫以及明代新开辟的南海等区域。 永乐年间的营建之后，明宣宗时对西苑园林进行了整修建设，修葺了广寒殿、清暑殿和琼华岛，新建了圆殿即承光殿，也就是今天的团城，其馀园林基本仍维持前朝旧观。至明英宗时对西苑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天顺四年（1460）九月完工： 丁丑，新作西苑殿、亭、轩、馆成……上命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池东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东对蓬莱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缮之而饰以垩，曰太素。其门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飞香、拥翠、澄波、岁寒、会景、映晖。轩一曰远趣，馆一曰保和。（《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九） 此次建设布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凝和、迎翠、太素三大殿“均面向太液池，并附有临水亭榭，与原有的琼华岛一起形成了以太液池为中心互为对景的建筑群”（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此后，后嗣皇帝陆续仍有小规模建设，如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在北海和中海之间改建石桥一座，桥两端各建牌坊一座，西名金鳌，东名玉，所以桥名金鳌玉，即今天北海大桥的前身。至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为方便检阅骑射，在太液池西岸金鳌坊的南侧建了一座名为“平台”的建筑，“高数丈，中作圆顶小殿，用黄瓦，左右各四楹，接栋稍下瓦皆碧，南北垂接斜廊，悬级而升，面若城壁，下临射苑，皆设门牖，有驰道可走马”（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上《紫光阁》）。之后废台建阁，即今天的紫光阁。 紫光阁旧影。紫光阁初名“平台”，原为明武宗检阅操练弓马之地，后废台建阁，现存建筑为乾隆年间重修 西苑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在嘉靖时期，这次营建的时间跨度三十馀年，建筑规制宏丽、美轮美奂，使得西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明人对这段大兴土木的时期有详细的记载： 西苑宫殿自十年辛卯渐兴，以至壬戌凡三十馀年，其间创造不辍，名号已不胜书。至壬戌万寿宫再建之后，其间可纪者，如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华等殿，宝月等亭，既成，改惠熙为元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建金箓大典于元都殿，又谢天赐丸药于太极殿及紫皇殿，此三殿又先期创者；至四十四年重建万法宝殿，名其中曰寿憩，左曰福舍，右曰禄舍，则工程甚大，各臣俱沾赏；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真庆殿，四月紫极殿之寿清宫成，在事者俱受赏，则上已不豫矣。九月，又建乾光殿，闰十月紫宸宫成，百官上表称贺，时上疾已亟，虽贺而未必能御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斋宫》） 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西苑宫殿的营建一直延续到嘉靖帝病重之时，这一时期大肆营建西苑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的。嘉靖帝以藩王入继大统，其统治前期“大礼议”事起，此事对嘉靖帝内心冲击极大，亦成为嘉靖政局一大转折点，而自此之后嘉靖帝慨然以“制礼作乐”自任，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祭礼改革，其中有一部分祭礼改革便是在西苑内施行的，如嘉靖十年（1531）三月，改筑先蚕坛于西苑，以便于后妃亲蚕。同年“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坛”（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帝社稷》）。在嘉靖帝统治中后期，其醉心道术，不住紫禁城，避居西内一心修玄，又按照斋蘸和祭祀的需要在西苑修建了众多建筑，沈德符在笔记中曾记载： 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未几而玄极、高玄等宝殿继起。以玄极为拜天之所，当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玄为内朝之所，当正朝之文华殿。又建清馥殿为行香之所。每建金箓大醮坛，则上必日躬至焉。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帝社稷》）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亭台楼榭拔地而起点缀于湖光山色之间，如浮香亭、撷秀亭、水云榭等。由于嘉靖帝的大力营建，西苑的面貌在嘉靖朝变化很大，但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帝驾崩，西苑宫殿迅速败落，“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宫殿及门所悬扁额，以次渐拆材木……未历数年，惟存坏垣断础而已”（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斋宫》）。继位的穆宗节俭，无甚营建，西苑殿阁继续默默朽坏。到了万历七年（1579），连著名的广寒殿也坍塌了。万历二十九年，新建了迎祥馆、集瑞馆、乾德殿等，次年，在太液池北岸新建五龙亭。彼时国家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财政捉襟见肘，也无力营建了，至崇祯五年（1632）修葺乾光殿是明代关于西苑营建的最后记载，此后西苑就在这北京城最热闹也最僻静的角落静候着大明落日的到来。 西苑与明代政治 1368 年，北伐明军逼近元大都，元顺帝弃城北遁，从此直到1644 年，北京都是大明王朝皇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珠。在这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十四位皇帝，无数的妃嫔和王侯将相在此上演了一幕幕喜怒哀乐的剧集，而西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舞台。 洪武三年（1370），朱棣受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之藩北平，从此就和这座城市结缘一生。朱元璋驾崩、建文帝登基后，朱棣暗蓄力量准备谋反，广蓄奇人异士，得到姚广孝（道衍）等谋士相助，仗着燕王府乃是元故宫，有深邃宫墙的优势，“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zhòu）翎甋（dì）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此处明言练兵在“后苑”，再者蓄养鹅鸭需要水面，则此“后苑”为接近太液池的西苑无疑，可以说广阔又隐蔽的西苑在朱棣起兵初期助了他一臂之力。朱棣即位之后，在营建北京、拆毁元故宫新建紫禁城期间，西苑还临时承担起了皇宫的职能，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丁亥，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西苑中新营建的西宫的位置就在元代隆福宫和西御苑的旧址上。 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后，紫禁城作为帝国政治核心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西苑更多地保留了其离宫别苑的功能，常作为君臣游乐之所，史书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宣德三年（1428）三月： 命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夏元吉、杨士奇、杨荣等及翰林诸臣凡十八人从游西苑、万岁山，诏许乘马，中官导引，登山周览，复赐登御舟泛太液池。上谕诸臣曰：“今天下无事，虽不流于安逸，而政务之暇命卿等至此，以开豁心目，庶几古人游豫之乐也。”（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七） 但自此时起，西苑除了供游幸之外，又多了“高墙”和“冷宫”的功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犯法的藩王、妃嫔乃至帝王往往会被囚禁到此处。如宣德元年八月，太宗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宣宗御驾亲征至其封地乐安，逼降高煦，押送北京，“锢高煦于西内”（《明史·宣宗本纪》）。后高煦终以桀骜不法被烧死在此。再如弘治五年（1492），荆王朱见潚因“戕害骨肉，渎乱人伦”被逮治，孝宗念及宗亲之谊从轻发落，“削王爵降为庶人，锢之西内”（《明孝宗实录》卷七〇）。 汉王、荆王不过是犯了法的藩王，西内还囚禁过失意的帝王。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中英宗皇帝被瓦剌军队俘虏，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在大臣拥护下登基称帝，是为景泰帝。后英宗被放归南还，被尊为太上皇，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其兄太上皇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支持下“夺门”复辟，重登九五之后，朱祁镇立即对自己的弟弟下手，“废帝为郕王，迁西内”（《明史·景帝本纪》）。不久，景泰帝暴崩于西内，后人有猜测为英宗派宦官勒死者，至亲兄弟手足相残落得如此结局，令人不胜唏嘘。景泰帝死后，朝廷赐谥号曰“戾”，毁其寿陵而以亲王礼葬金山以示减煞。至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顾念叔父“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之功，恢复其皇帝之号，并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或许正是因为宪宗常怀宽仁之心，也是在成化十一年，老而无子的他竟然收获了一个已经六岁的皇子，此事细细说来曲折婉转不减小说，而其发生之地即在西苑。大概六年前，宪宗偶然临幸了一个典守内藏的女史纪氏，纪氏乃广西土官之女，被俘获充入掖庭，未曾想偶遇宪宗答对称旨，遂得恩幸，珠胎暗结。彼时万贵妃专宠，后宫女子有孕者全被逼堕胎，万贵妃听闻纪氏有孕，令婢女去逼纪氏堕胎，婢女可怜纪氏，“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明史·孝穆纪太后》）。明代安乐堂有二，一在北安门内街东，为宫人杂役养病所居，“凡在里内官及小火者，有病送此处医治，痊可之日，重谢房主，消假供职”（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一在西苑内金鳌玉桥西羊房夹道者称内安乐堂，“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也”（同上）。纪氏所居者即为此处。后来纪氏生下一子，幸得宫人掩护才得存活，时废后吴氏亦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明史·孝穆纪太后》）。皇子潜养西内长至六岁始为太监张敏奏知宪宗。宪宗大喜，父子相认后以得子昭告天下，将纪氏移居西内永寿宫，但不久纪氏暴薨，后人认为极有可能是万贵妃下的毒手。纪氏母子在西内历尽艰辛，纪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子最终被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孝宗皇帝，纪氏亦被追尊为皇太后。 金鳌玉蝀桥，1922年。（来源：《帝京旧影》）此桥原为木桥，弘治二年改建为 石桥，新中国建立后拓宽道路，拆除了东西两端的牌坊，金鳌玉蝀桥是北海与中海的分界线 对孝宗而言， 西苑是其“ 潜龙”之地，幼年艰辛苦难皆与此地相连，但到了其子武宗之时，却将此处变成了逸乐骑射之地。正德二年（1507） 起， 武宗在西苑费银二十四万馀两新建豹房二百馀间，广蓄美色与义子、番僧等人，日日声色犬马，不再回归大内。武宗在豹房乐不思蜀又多信用狡黠之徒，亲昵逾常人，如江彬“出入豹房，同卧起”（《明史·江彬传》）。而诸宵小也引诱武宗以玩乐为急务，江彬知道武宗自幼爱好骑射，于是进言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由江彬统率练兵西内，“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明史·江彬传》）。上文所言检阅骑射之“平台”亦因此而建。好在爱折腾的武宗享寿不长，三十一岁就驾崩于他流连忘返的豹房，遗诏兴献王长子嗣位。孝宗、武宗父子二人一生于斯，一终于斯，生死枯荣皆与西苑结缘，而从此之后，帝系转入兴献王一脉，大明王朝的历史即将翻开全新的篇章，而西苑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接替武宗即位的是其堂弟朱厚熜， 即后世所言的嘉靖皇帝。嘉靖帝以外藩入继大统，因为“大礼议”事件政局多有动荡，嘉靖年间进行礼制改革，其中亦有在西苑施行者，且自嘉靖二年（1523）起，皇帝供斋醮神，建殿设坛多在西苑，但这些还不足以表现皇帝对这座园林的喜爱，真正让嘉靖帝和西苑生死相依还要等一件大事的到来。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在宫中不堪凌虐的杨金英等十多位宫女趁着嘉靖帝熟睡，用绳索勒住其脖颈，意欲杀之，但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而失败，事后诸宫女皆被凌迟处死，此即明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嘉靖帝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虽说化险为夷了，但是从此疑神疑鬼，总以为宫中不宁，“疑壬寅大变，内有枉者为厉”（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在这种恐惧心理作祟下，嘉靖帝“益厌大内，不欲居……决计他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其迁居的地点就是西苑永寿宫。永寿宫是永乐帝为燕王时的旧宫，正是世人所言的“西内”核心区域，祖宗龙潜旧邸甚符合嘉靖帝的要求， 但嘉靖帝入住永寿宫之后，便不再视朝，时人称其“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传》）。当然，作为一国之君是不可能完全不理政事的，于是嘉靖帝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选择亲信的勋戚大臣入值西内，将西苑无逸殿左右厢房辟为“直庐”，供值班大臣起居， 以便有事及时征召，严嵩、徐阶等内阁重臣皆享受此等待遇。内阁大臣办公的地点移到了西苑，皇帝重要令旨皆自西苑出，此时西苑反而取代紫禁城，成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嘉靖帝避居西内是为了玄修和躲避紫禁城的“厉鬼”，宫中看似安定下来，但是“壬寅宫变”的馀波仍未平息，五年后在西苑发生的另一件事又彻底改变了后宫的政治格局。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不慎失火，殃及方皇后寝宫，“中官请救后，上不应，后遂崩”（何乔远《名山藏》卷三〇《坤则记一·方皇后》）。嘉靖帝如此冷血无情仍与“壬寅宫变”有关。宫变当天方皇后闻知凶信赶来救驾，在捉拿与事宫婢的时候趁机将无辜的曹端妃和王宁嫔牵连进来，此二人皆是嘉靖帝宠爱的嫔妃，尤其是曹端妃聪明漂亮甚得皇帝欢心，是方皇后在后宫的劲敌。方皇后趁嘉靖帝病悸不能言，快刀斩乱麻将端妃、宁嫔同磔于市。事后嘉靖帝自然不无怀疑，但又无证可查，现在得此良机能为宠妃雪冤报仇，自然也就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隔岸观火了。方皇后是嘉靖帝的第三位皇后，其死于非命后嘉靖帝再未立后，后宫格局为之一变。嘉靖朝其后二十年六宫无主，皇帝连正妻都没有一位，身边少了许多勾心斗角，一心向道的皇帝终于可以专心玄修了。 嘉靖帝表面上看着虔诚修道，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净模样，其实也都是些骗“鬼神”的伎俩，兹举两事以证其虚伪。其一，嘉靖帝因“事玄设醮，不茹荤之日居多”，所以常要吃素，但锦衣玉食惯了的皇帝对寡淡的素斋哪能下咽，宦官揣摩圣意，“茹蔬之中，皆以荤血清汁和剂以进，上始甘之，所费不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御膳》）。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虚假玄修，纵有神仙在上也不会降福于他吧。其二，清修之中，花天酒地丝毫没有耽误，这位一心向道的皇帝于酒色无一不沾。嘉靖四十年十一月，永寿宫被一场大火焚毁了，而起火的原因竟然是“上是夕被酒，与新幸宫姬尚美人者，于貂帐中试小烟火，延灼遂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万寿宫灾》）。其荒唐可见一斑。 西内这场火本是嘉靖帝骄奢淫逸引起的，但谁又能料到恰是西内这场火给大明朝烧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朝局。永寿宫焚毁后，嘉靖帝暂居玉熙殿等处，但是皆狭隘潮湿不宜居。其实嘉靖帝对于住了二十年的永寿宫甚有感情，内心是很想重建的，便假借宫殿不宜居之事向首辅严嵩咨询该如何办，但此时严嵩已然老迈迟钝，又无其子严世蕃在一旁协助，匆忙应对竟然建议皇帝暂居东华门外的南宫，南宫乃是英宗北狩回京时所居之处，是“逊位受锢之所”，因此犯了喜欢祥瑞的皇帝的忌讳，嘉靖帝听闻此言对严嵩甚是不满。此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次辅徐阶抓住机会建议重建永寿宫，并美其名曰重建是利用建设三大殿的“馀料”，替皇帝完美遮掩了过去。徐阶又推荐精明干练的工部尚书雷礼主持重建工程，三个月后就把一座新的宫殿建成了，嘉靖帝龙颜大悦，赐新殿名为“万寿宫”，又奖励功臣，徐阶加官少师，兼支尚书俸，荣宠已经超过严嵩。徐阶又趁热打铁联合道士蓝道行，让其在西苑扶乩之时伪造乩语指严嵩为奸臣，至此嘉靖已有去严嵩之意，御史邹应龙闻知此事立即飞疏弹劾，公议顿起巨浪，群情汹汹已不可挡。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严嵩罢相之诏下达，六月二日，盘踞朝野二十馀年的严阁老黯然离京，一个时代落幕。严嵩以议礼起家，又在西苑内伴随嘉靖帝修玄二十馀年，亲撰青词，身试仙丹，无一不小心谨慎以固其宠，却不想荣宠在西苑而极、亦在西苑而衰，自是一番轮回造化。沈德符曾评价严嵩曰：“分宜一生以逢迎称上旨，独晚途片言稍逆，顿失权宠，岂天夺其魄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严嵩被逐， 日薄西山的嘉靖朝时日也所剩无几了，但嘉靖朝对明王朝影响深远，尤其是其历时四十五载，之前诸帝无一能与其并肩者。而且即便是放眼整个大明朝，若论享国长久能和嘉靖帝相提并论的也只有其孙万历皇帝，而万历朝历时四十八年，对国家影响之深更甚于前朝。而且万历朝和嘉靖朝一样也有一件扰动朝局二十馀年的大事，即“争国本”。“国本”乃是太子之谓，取储君乃社稷根本之意。明朝立储基本遵循“立嫡立长”之制，但到了万历朝立太子之时却出了麻烦，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大部分朝臣却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两派势力拉锯之下致使东宫储位久久不决。在这场角力赛中，大高玄殿又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原来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浓情蜜意的“热恋”期，曾经仿效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故事在大高玄殿起誓，约定立福王为太子，明人对其事记载颇详： 郑贵妃身负盛宠，福王生，即乞怜神庙，欲立为太子。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玄殿，供有真武香火，颇著灵异，神庙偕贵妃特诣殿行香，要设密誓， 因御书一纸， 封缄玉盒中，贮贵妃处为信。后廷臣敦请建储，慈圣又坚持立长，神庙始割爱定立光庙。既立，遣使往贵妃处取玉盒来，封识宛然，启盒而所书已蚀尽，止存四腔素纸而已。神庙悚然怀负誓之歉，从此二十年中不复诣大高玄殿。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从此记载看，万历帝一开始对于立福王一事很是坚决，所以才敢在大高玄殿真武神像前与郑贵妃盟誓，但未曾想神灵不佑，一场海誓山盟的约定却毁在了小小的蠹鱼口中。但立储一事的失败对万历帝的触动是巨大的，其影响从伤心之地大高玄殿波及帝国广阔的天地中，“天子”在神灵前面的誓约都作不得数，最后败给了一群叽叽喳喳的臣子，看来做皇帝也不能事事如意。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对国家政事也意兴阑珊，不再留意朝政，荒怠之局渐成。外朝大臣们在为这场“正义”的斗争胜利欢呼，但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此事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争国本”与其后不久发生的“妖书案”、明末三大案都有密切关系，国家又在争吵中日渐衰弱。而朝臣之间党争日趋激烈，东林党与齐、楚、浙诸党以及之后的阉党的斗争几乎将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古来史学家尝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大明朝就像这座日渐荒废败落的西苑园林一样，静静地等着最后的崩塌，等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万历皇帝去世之后，一子二孙先后即位，国运日蹇，生民日艰，焦头烂额的皇帝很少顾及西苑了，西苑渐渐远离了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回归到了一座宁静自然的园林。二十四年后，甲申年的料峭寒风送来了帝国的丧钟声，当众叛亲离的崇祯帝在凌晨踉踉跄跄地登上万岁山的时候，在北京城这个制高点上茫然四顾，他一定看到了这座承载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荣耀与繁华的园林。 西苑与大明朝三百年相始终，一座园林能阅尽国家大政与兴衰荣辱，亦是世间少见，而湖光山色之间斗转星移，铅华洗尽，太液池千顷碧波浪起之处，仍是那处绝佳园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2、3期“人文游踪”栏目 原创 李根利 文史知识 2020-4-1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