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宋代对外贸易中心宋代时期的中国，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对亚洲沿海所投注的兴趣和关注。汉、北朝和唐代曾经享有的通往中亚的现成道路被切断之后，宋代转向大海，开辟出一条西到印度洋的广阔的贸易体系。以福建泉州为这个贸易体系的中心，1087年宋代设置市舶司，南宋初年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港。泉州的进出口商品名目繁多，举不胜举。通过泉州，香料、棉花、犀角、象牙、珍珠等宋朝上层越来越离不开的奢侈品源源输入中国；通过泉州，中国的丝绸、瓷器、大米等商品不断流出。 大约在1231年，真德秀第二次出任泉州知州期间，讨论宗室耗费财力的问题。不断增长的宗室支费，越来越沉重地压迫着州府。奏章具体介绍，按照最初的安排，州和路（宋代区域）一家一半提供宗室支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想方设法取消了这项义务，而州则不得不承担大部分负担。泉州每年要支付俸钱90600贯（总数为145000余贯，市舶司提供剩下的54400贯）；全部米钱60600贯（20200石米，每石3贯）中的53100贯，剩下的7500贯由兴化军负担；以及宗子的教育费15600贯。 有意思的是，真德秀的解决方案不是要削减宗室补助，而是要重新分摊宗室支费，增加转运司和市舶司承担的份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宗室支费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分担。宗室无休止的需求增长是13世纪泉州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泉州宗室人数以及消费水平最大的增长发生在12世纪，而这时候泉州还有能力承受它的财政负担。宋代泉州衰退的真正原因是，铜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铜钱匮乏，而从12世纪中期起，州府开始在东南地区使用纸币。 宗室是泉州州府和市舶司的巨额负担，这一点也不可低估。但是随着宗室人数的增长，这项开支也相应地增长了。在南宋的头一百年中，宗室成员的人均补助额其实是降低了。1131年，339名泉州宗室得到了60000贯俸钱，平均每人177贯。相比之下1231年的全部145000贯俸钱平均到人只有63贯。宗室对地方当局的需素并未增长，显然，宗室待遇是在严格限制之下的。 宋代宗室如何参与国家的对外贸易？至于宗室直接参与海外贸易的情况，现存史料稀少但却富有启发性。最直接的证据是，宋代两名高级宗室官员赵士衎和赵士雪不仅参与了贸易，而且还利用权势非法巧取豪夺商人的海舟。禁止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官员参与海外贸易的条令显然只适用于宗司官员。泉州居住着数量众多的宗室，因此肯定有不少人至少作为投资者私自参与了贸易。
宗室影响海外贸易的第三个领域在市舶司机构。宗室常常担任市舶司长官，87名南宋提举市舶中有9-10名（10%-11%）是宗室。宗室官员因而获得了直接干预海外贸易的机会，有几个人还因此出了名，当然也有臭名。1213年赵不息（生卒年不详）受到经常勒索外国商船、涂改记录的弹劾，遭到罢免、降官、永远不得任监司郡守差遣的处分。 相形之下，1228年-1233年年间兼任市舶使和知南外宗正事的赵彦侯却一扫贪婪腐败的风气，还充实了市舶司的金库，受到普遍好评。前任宰相赵汝愚的第五个儿子赵崇度（1175-1230）在泉州市舶司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崇度担任提举福建市舶的时间大约是1217-1219年。他一到任就碰上一项积弊。 商人们冒死渡海远道而来贸易，到了泉州之后，却被自州官以下的各级官吏却以'和买'的名义夺走珍珠、象牙、犀角、翠羽和香木等大半商品。此举大大挫伤了商人的积极性，到达泉州的船只锐减。在新任知州真德秀的协助下，崇度取消了'和买'，结果在接下来的三年之间到达泉州的商船增长了三倍。 还有一位促进商业发展的宗室官员，就是赵令衿（1158年卒）。赵令衿的职位不是市舶司长官，而是泉州知州。1151年-1153年任职期间，他主持修建了安平桥。这座长桥将港口区和主要市场联成一体，对于城市商业的繁芽至关重要。长桥竣工之后，感激的泉州百姓为他修建了生祠。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汝适（1170-1231）对海上贸易的影响最为深远。1224-1225年，赵汝适首先担任市舶司长官，而后又兼任泉州知州和知南外宗正事，一人而兼此三职，汝括是唯一的一例。然而，使他留名史册的却不是官职而是著述，具体地说就是他的《诸蕃志》。赵汝适的父亲赵善侍（1138-1188）是一名成功的地方官，还是儿子们严格的老师。他引导儿子们博览群书，几个儿子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学者。 赵汝适早年的教育为《诸蕃志》的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诸蕃志》记录了13世纪中国人所了解的亚洲、非洲，甚至地中海地区的海洋世界，其史料价值无以伦比。汝括在写作中使用了商人的口头叙述和市舶司的书面记录，先记国家和文化，再记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这部书开拓了中国文人对远域殊俗的了解，是研究海洋商业史的无价文本。 宗室影响海外贸易的最后一种方式，是他们也作为这种商业活动的消费者，这种方式最富于投机性，但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宗室成员有俸禄有补助，买得起奢侈品，有的人甚至有能力大宗消费，而奢侈品构成海外贸易的主流。我们不知道那艘'大船'中的货物有多少是为宗室而非开放的市场而准备的，但是可以想像宗室当局必定有能力保有那些上等之选。 本文总结：如果说宗室曾经为泉州最繁盛的时期作过自己的贡献，那么，他们也助成了泉州在13世纪的衰退。这并不是因为宗室成员剥削太过，而是因为路中断了对宗室的供给，由此切断了泉州以外资金的来源，而供给水平的降低又使得宗室的消费水平变得越来越低。虽然导致宋代某一地区科举成功的因素很多，但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就这样，泉州宗室成员的命运通过多种方式与他们定居于其中的城市的命运缠绞在一起，无法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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