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ourishing:Letters 1928-1946 by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1、“Letters, 1928-1946”: The Book of Isaiah Berlin。该篇书评为英国知名文人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ByGeoffreyWheatcroft）所写，发表在2004年的《纽约时报》上。评论的是伯林书信的第一卷。在这篇短文中，惠特克罗夫特首先认为，伯林的大师声誉，要归功于其文集的详细编辑者亨利·哈代。不过，哈代百密而有一疏：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脚注可以表明，他对上个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劳动俱乐部被共产党控制一事并不知情。这是该书在编辑上的一个瑕疵。另一处令人质疑的是，“反共”这一术语在书信中的滥用。在惠特克罗夫特看来，“反共”一词不足以概括，伯林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复杂而多样的政治生活。而后者才是这些书信的迷人之处。对于这种观点，惠特克罗夫特大体上提供了三个具体的例证说明：其一，伯林对一度加入共产党的斯蒂芬·斯彭德没什么批评意见，却非常看不上继承发扬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哈耶克、米塞斯（另外，他还把西班牙内战作为政治的试金石）。其二，伯林与作为苏联间谍和共产党的盖·伯吉斯关系很近（这一点，在《伯林传》一书中有提及），他们曾一起在美国旅行。惠特克罗夫特认为，伯林声称后来才知道盖·伯吉斯的真实身份，这一说法难以置信，又予人以讳莫如深之感。其三，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其实一直是比较认同的。惠特克罗夫特说，前者是伯林的伟大志业，后者几乎可以说是伯林整本书信的表达之意（A wholebook could be written on “Berlin the Jew.”）。在该书的最后，他想看到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那里，不仅没有人会选择离开，也没有人再因为有希特勒这样的人而走向死亡。总之，在惠特克罗夫特看来，伯林这本书信集，充满了私人的政治八卦和情感生活逸事，颇能给人带来阅读快感（“merry letters”）。 2、《迂回的伯林》（Swerving Berlin）一文也是伯林第一卷书信集的书评，曾发表于2004年的英国《卫报》，作者是赫尔迈厄尼·李（Hermione Lee）。在该文中，作者认为，伯林的这些早年书信，反映了伯林对人和地杰出的洞察力。它们使得伯林对20世纪的政治和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的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 一、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伯林是一个追求丰富生活的人。他对作为他知识英雄之一的密尔的一段描述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他的生命跨度和影响很大，和19世纪他推崇的先贤爱默生、卡莱尔和赫尔岑一样，可以对他们的时代有益。 二、伯林不喜欢作家亨利·詹姆斯，因为后者试图秉持着看似中立的立场。而伯林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甚至会沦为一种虚伪的教条体系。因为人性中的自私、疯狂和紧张，会让人学会逃避和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或关系网络之外。不过，他在给友人本·尼科尔森的一封信中接着表示，他不同意没有人可以生活在阳光之下的观点，人与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吃与被吃关系。在伯林看来，一个人应投入到世界的结构关联之中，而在政治道德上，不能假装着快乐和糊涂。毕竟人类不是居住在高山之上的纯粹自然之物。 三、在经过一段很长而卓越的生活之后，伯林变成了一座纪念碑和一个圣贤。他受到人们的纪念，成为在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方面的著名哲学家。在亨利·哈代出色的编辑工作之后，人们可以充分去讨论伯林。而伊格纳季耶夫关于伯林的生动传记，则可以成为阅读伯林书信集的必需指南，进而更好地去评价伯林。比如，有人说伯林虽然没有一部特殊的重要的著作，但他可以因为其杰出而创造性的见地而被人们记住。 四、伯林的这卷书信集，是伯林生涯中块头最大的一部作品。它不可能被一口气读完。因为，其所涉甚广，而且这些书信打开了20世纪一段特别的历史（在本文中，作者大略地列出了伯林从俄罗斯到耶路撒冷的人生路线图和卷入的一些事件，比如间谍丑闻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另外，据布伦达·特里普（Brenda Tripp）的说法，大概读伯林的书信，也会产生一种自卑感。因为你的头脑会被其强大的才智和气势所震撼或吸引过去。 五、在本文的最后，这篇书评的作者赫尔迈厄尼·李认为，关于伯林的书信，如果我们在阅读它们时，沉迷于那些非凡的事物或事件之中，是何等的自私。因为，伯林在谈论自己的时候，总是向外看的。他对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颇为自省，更可以与外人坦诚相见。事实上，他并不自怜，尽管在文学批评、音乐欣赏、哲学辩论,政治分析等很多方面，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造诣水平。 3、《才智飞扬》（Crackling wit），是尼古拉斯·拉扎德（Nicholas Lezard ）对伯林第一卷书信集的一篇书评文章，发表在2005年的英国《卫报》上。作者尼古拉斯·拉扎德好像是英国现在颇为活跃的书评作者，在《卫报》等主流媒体上可以经常看到他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尼古拉斯·拉扎德认为，伯林的书信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息，且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幽默感。而且作者还认为，他的书信向我们展现了一颗有着非凡识别力的心灵，它让才智飞扬。也正是这样的品质，把他带进时髦的社交网络，让他跻身为社会名流，进而可以和奥尔德斯·赫胥黎这样的人在一起插科打诨。 在本文作者看来，伯林大概是一个心直口快之人，喜欢月旦人物，爆人隐私。但他往往是坦诚相见，不会鬼鬼祟祟地去做。不过，他的很多断言倒不是胡说八道，大体上还比较符合事实。因此之故，他的书信很受人欢迎，里面那些涉及的人和事非常有趣，让人忍不住想一窥究竟。 不过奇怪的是，人们对伯林的这卷书信集却颇有争议。作者尼古拉斯·拉扎德提到了一个叫克莱夫·詹姆士（Clive James）的人。此人读完那大约长达700页的书信集后，评价道：“这本书乞求受到贬低。”在他那里，他反感伯林这卷书信集的主要原因在于，伯林没有充分地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没有坚决地抵制自由主义面临的危险。这意思好像是说，伯林防御的不够。不过，本文的作者却认为，这是书信，而不是福音书。而促使伯林写下这些书信的原则仅仅是他的决心和自觉。另外，伯林从不会在书信中去详述一个观点，他大概多是想为我们展现一幅他政治的和道德的生活图景。因此作者认为，可以把读伯林的书信集，视作一种娱乐之旅。但他又转而认为，书信中的伯林，在战时从事的工作是较为严肃的，我们应该向他拥有的飞扬才智致敬。它们并没有因为其放荡不羁的生活，而有所减少。 4、《从高桌子上掉下来的珠宝》（Jewels from the high table），作者是泰勒（D.J .Taylor），但此泰勒非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社群主义大师）。该文也是伯林第一卷书信集的一篇书评，发表于2004年的英国《卫报》上。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伯林的这卷书信集，除了嗜好于谈论牛津琐事外，还可以显示出他是一个诙谐的但偶尔也有点粗野的人。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作者为什么用“从高桌子上掉下来的珠宝”这样的名字。伯林出身牛津，称得上是珠宝。但珠宝如果落到地上，是会染上灰尘，带有瑕疵的，这可以喻指伯林的弱点。 在此文中，作者认为，伯林的早年书信是一种混合物。它一方面有着高层次的知识装饰的花边，一方面又散发出某种虚幻不实的气息。我们知道，伯林的发迹，主要因为30年代的牛津和战时驻华盛顿大使馆。经由它们，他同化于主流的英国文化，得以彻底地进入当时的上流社会。虽然伯林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的书信表明，他根除了自己的过去，与原来的生长背景隔绝开来。 伯林曾隐藏在一道自我否定的墙下，用献媚等手腕来赢得一些特殊之人的口味认同。这并没有什么错。不过，像追赶一只兔子，回到它的洞穴前可以免得自己的精力被消耗殆尽。伯林于是觉得应该去愉悦自己，而不是他人。可能是因为如此，在书信中，伯林的文学天赋在嘲讽他的朋友方面，得以高调地发挥（本文后面提到，伯林在三十年的文坛上还扮演过随从的角色）。作者在文中认为，这可能是出于伯林书信编辑者亨利·哈代的有意塑造。亨利·哈代想把伯林塑造一个伟大的现代书信作家，但他没有成功。不过，在本文的最后，作者认为，这些书信仍可以证明伯林是一个有原则操守的人。尽管，有个叫莫里斯的人依旧嘲笑伯林，认为他早已愉快地坐上了一把钦定的、专属于自己的交椅。 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by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mles. 1、《回到伯林》（Back to Berlin）一文是伯林书信第二卷的书评，发表于2009年的《新准则》（The New Criterion）上，其作者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兼作家罗杰·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 ，《保守主义的意义》一书的作者）。在我看来，作者的哲学家身份，让其特别有心地去关注伯林的思想移动轨迹或精神心路历程，并能从思想史的视角对之做出了评价（这种知性的评价几乎充斥着全文的每一个角落）。这应该是一篇较为专业的书评。 罗杰·斯克鲁顿在开篇认为，伯林的那些大量的私人书信具有记录时代的公共性价值。它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战后的英国、美国和更广阔的世界，特别是牛津。从那些书信中，人们可以看到，伯林也乐意向公共发言，并不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当然，他并不是一个不懂批判、一味讨好的人。不过伯林坦承，他有着取悦自己或别人的过多欲望。这一点，在这本书信集中是颇为明显的。然而正是这种欲望的困扰，让他明白人类从根本上是会容易犯错的。这一对人性的消极看法，使得他坚决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辩护。除此之外，他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人格，也使得他的名字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 在罗杰·斯克鲁顿看来，伯林这些战后时期的书信，反映了他痛苦心灵的复原历程。他痛苦的主要根源是出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之疾的威胁。有两个因素导致了他走向了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其一是他在战时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对战争的经验感受，其二是他与苏联的关系背景（他出生于原属于苏联的里加，有亲戚在那里受到苏联当局的迫害；后来，他又在战后访问过那里，并见到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他们的那次见面，让阿赫玛托娃深受苏联当局的折磨）。尤其是后者，让他深刻感受到苏联的“实验”的危险性，他怀疑那毋宁是一种杀人机器。但当时的西方居然还有一些占据社会要职的精英为苏联大唱赞歌。这使得伯林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了某种距离。 尽管罗杰·斯克鲁顿承认伯林的反苏联共产主义的贡献，但他认为，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伯林对英国社会和政治的主要问题（比如自由市场、君主立宪制和英国普通法等）并不关心，也没啥影响。他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局外人”。这或许是伯林的困境，但这并不能否定伯林那种广泛的影响力。因为，他在另一个方向上开辟了战场。这一方向即是思想史或观念史。罗杰·斯克鲁顿在文中提到了伯林对托尔斯泰哲学精神的钟爱，对迈斯特思想个案的研究，以及他和同时代许多知识人的交往，尤其是牛津的语言哲学学派中人（比如奥斯汀、赖尔和斯特劳森等人）。这一切引人入胜，并闪现着伯林那敏锐而透彻的观察力。 在本文的最后，罗杰·斯克鲁顿对伯林的主要思想特质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比起那种呼唤“解放”、积极要求“赋权”的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即“自由作为个人的主权”（liberty as personal sovereignty），具有更永久的价值。而对于伯林为之辩护的“多元主义”，罗杰·斯克鲁顿认为，那种流行的观点——多元主义强调人类具有各种不可通约的价值，因为它们没有终极和可被共享的基础——尽管影响不小（这一观点甚至参与构成了“伯林式自由主义”），但并不怎么确切。因为在罗杰·斯克鲁顿看来，伯林毕竟是人类一些基本价值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他不可能去违背一些最基本的规则或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伯林和我们一样。不过，伯林毕竟要在哲学的神殿上占据一席之地。他关于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虽然受到奥克肖特的嘲讽（奥克肖特曾在195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向观众介绍伯林时，说他的两种自由概念只是“一个帕格尼尼的观点”，意思大概是过于简单，但又有点天马行空、痴心妄想），但毕竟确实地开启了一种可以被发展的范式，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们。 2、《彬彬有礼的扩张》（Urbane sprawl）一文发表于2009年的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这篇文章，评论的也是伯林书信的第二卷。伊格尔顿对伯林主要持批判和讽刺的态度，认为伯林的那些信件正反映出他是一个喋喋不休地喜欢卖弄自己的人。在本文的开始，伊格尔顿就极尽嘲讽之能，他用一个酒吧学舌鹦鹉的比喻，暗示着伯林彬彬有礼的涵养和博学之名，是被势利而古怪的人群制造出来的。而牛津那种道貌岸然的，看似培养上流社会精英、实则热衷于追名逐利而不务实学的教育体制，也比较适合于伯林在里面一展身手。在伊格尔顿看来，伯林那些看似异质的口味，掩盖了他和所谓的快乐的牛津精神在更深层次上的相似性。伊格尔顿批评伯林也是一个追名逐利、爱慕虚荣之辈。尤其是，伯林善于阿谀奉承他的同仁。这让他的学识（尽管别人并不熟悉）在圈内赢得了完全的认同。伊格尔顿还有一个意思是，伯林凭借着自己的钻营和圆滑手段，获得了出入上流社会和许多豪门的入场券。而且在他们面前，他能很快地隐藏他的批判力。伊格尔顿或许认为，正因为如此，伯林成了社会名流知识分子，沦为像莫里斯·博拉、艾耶尔那样的 “两栖动物”。总之，伊格尔顿在伯林的书信中，只是看到了一个炫耀自己的饶舌者，他看似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与一种意识流的风格相近，其混合着政治哲学的碎片和上流社会的虚情假意。伊格尔顿甚至怀疑伯林不是一个真自由主义者，而称他是“一个走在水面上的人”（a walking-on-water figure）。在伊格尔顿看来，如果伯林真的热爱个人自由，他就不应该对贫困和剥削视若无睹，而仅停留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利己主义渊薮之中。 3、《伯林的两张面孔》（The two face of Isaiah Berlin）一文是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对伯林书信第二卷的书评文章，发表在2009年的《前景》（Prospect）杂志上。在本文中，戴维·赫尔曼担心由于这些书信的出版，伯林的声誉会受到人们的质疑或否定。因为，书信中的伯林，带给人许多不好的、甚至是令人反感或困惑不解的阅读感受。戴维·赫尔曼给出了许多条理由或例证，来证明这种阅读感受。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伯林在战后很少谈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有共产主义；他对他们不感兴趣，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解和研究，也对可怕的战争不置一词，未加反思。对于那些并不遥远的黑暗时代，伯林犯了失语症。因此之故，他远不如奥威尔和米沃什。我们看到，不仅在长达900页的书信中，只有一处涉及到斯大林的死亡；而且在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伯林多采取了一种骑墙的态度，他宁可去关心牛津的八卦绯闻，也不去关心当下的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当他被问到关于某一政治事件的观点或建议时，伯林的说法往往显得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经常回避问题，甚至有点“两面三刀”（比如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 二、在该本书信集的前150页，充斥着大量的关于牛津和社会名媛的八卦。这让人怀疑其作者伯林根本不是一个思想家。更糟糕的是，书信中的伯林，被显示出是一个虚情假意的和狡猾的人，其在背后还会中伤朋友。他担心太多的取悦或恭维，让自己产生焦虑感，但他已身不由己。根据路易斯·麦克尼斯的说法，伯林的这种品行，20年来一直都不曾改变。此外，他的那些信件表明，他还是一个沉溺于自我的势利之人。虽然他忧心于自己的懦弱和不自信，但很少进行反思。他几乎从没有停止过谈论自己，停下来扪心自问一下。 三、在伯林所写的关于自由的著名文章中，没有出现那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身影。我们没看到，伯林在那篇文章的某处有提到过洛克、亚当·斯密、边沁和霍布斯。伯林也很少写关于国家的政治的一般原理性的东西。另外，他的研究很少出现参考文献。这些都让人大惑不解。还有的就是，作为一个观念史家，他通常较为关注那些古怪的思想家和作家，比如维科和别林斯基，从他们那里发现问题。不过，对他于一些更为著名的思想家和流派却很少问津，比如弗洛伊德、涂尔干、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在他的书信参考文献中，只有一处提到了马克斯·韦伯。而对于雷蒙·阿隆和阿伦特，他的反应可能更为淡漠。这可能让人怀疑他的知识结构是否健全。 尽管有上面这些不好的看法，戴维·赫尔曼仍不失温情之敬意地认为，伯林确是一个著名的健谈者和有趣的作家，一个时有洞见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在他和T·S·艾略特以及卡尔·波普尔等人关于一些严肃的思想和理论问题的意见交换中可以看到。 4、《惬意的哲学家》（The Cosy Philosopher）一文，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约翰·格雷（John Gray），发表于2009年的《文学评论》杂志（Literary Review）。在这篇文章中，约翰·格雷主要梳理了伯林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精神底色和心态变化。他的主要说法可以概括如下： 一、伯林过去常说人是他的景观。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的不同于自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在他的第二卷书信集中得以更好的展现。他本人在战后的多彩生活和人生转变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第二卷书信集，毋宁说即是他的肖像描写。不过伯林对于新生的自我，心态有点矛盾。 二、伯林的书信表明，他的外向性格和社交能力，不是自发的，而可能来自经验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他在1951年写道，他对于生活的要求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心理准备，无法保持平静。他喜欢牛津那种更容易、更简单和更舒适快乐的环境，是因为他可以用之防御过去的带给他黑色记忆的深渊。人们或许会羡慕和嫉妒伯林所构建的快乐世界，但在伯林那里，他不过是想完成之前那个不得已而去逃避的自己。他确实因为婚姻和事业上的成功变得而快乐。他在1958年发表的重述英国自由主义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一文，也在清晰地表明，那些让人熟悉而又舒适的东西是值得人们去珍惜的。在伯林看来，那种轻视个人选择的哲学，在道德和智识上都非常可疑。 三、伯林的思想和心态变化，也受到俄罗斯精神的深刻影响。虽然他一度被强调分析、反抗体系的牛津语言哲学学派所吸引，但他在战后很快与之疏远，转向俄罗斯19世纪白银时代的高贵文化，并将之视为精神家园。他认为，仅有一种清晰的思维是不够的，因为这种逻辑训练对人类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够。而这项工作可以由俄罗斯思想家来做。当伯林被作者问及，是谁真正影响了他的思想，伯林给出的答案不是休谟和密尔，而是俄罗斯的激进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伯林看来，俄罗斯思想传统不是一种政治的教条，但它却可以抵制教条，参与构建人类的自由传统。伯林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家那里得到启发，让他知道，人类之间的价值冲突不可避免。不过，恰因为如此，人类的生活才变得真实、自由和多元。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伯林喜欢安逸的生活方式，为错过历史公交车的那些看似多余的个人辩护，是有其理由的。尽管他提供的自由多元主义理论，并不怎么完满。 综上所述，约翰·格雷的这篇书评其实写的一般，让我有点失望。但他能将书信中的那个喜欢舒适的伯林和其思想对应起来，对伯林试图做到 “同情之了解”，也确实可从中颇见其作为《伯林》和《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的作者的原有功夫。 5、《摆脱象牙塔》（Dispatches from the ivory towers）一文的作者叫奥利弗·马尔（Oliver Marre），其也是伯林书信集第二卷的书评文章，刊于2009年英国的《卫报》。奥利弗·马尔在此篇短文中写道，透过书信，可以看出伯林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而又喜欢恶搞的人。作者为此提供了两个例证： 其一，在战后，那起最大的间谍丑闻曾让他不安（可见他在1951年给伯登·米勒的一封书信），因为那涉及到他的亲密友人伯吉斯。 其二，当伯林受邀与女王共进午餐时，女王要求伯林向她推荐一些书。伯林故意推荐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让·热内的作品，为此，他受到了内政大臣的批评，但伯林却得意有此一出恶作剧。 奥利弗·马尔还认为，读伯林的书信，会让人们经常觉得，学术的世界和其他的世界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象牙塔里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过的，除了像伯林这样有深厚背景的人。但伯林大概并不想安于象牙塔。他的朋友遍布政界、金融界和上层贵族，以致于在他的书信中，也充满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有趣笑话，以此证明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 此外，在奥利弗·马尔看来，伯林的这些书信代表了一种很高的写作的艺术。其主要表现为：对话性的语言风格，张弛有度，不蔓不枝，且又能广征博引，融会贯通。出于此，奥利弗·马尔强烈推荐读者去读伯林的这卷书信集。他认为，如果伯林的哲学著作让人费解，伯林的那些势利的朋友让人不爽，那么，读伯林的这本书信集，却可以让你知道，伯林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局外人。 6、《对伯林的漫长告别》（A long goodbye to Berlin），为伯林书信第二卷的书评，发表于2011年的英国《卫报》，其作者是尼古拉斯·拉扎德（Nicholas Lezard ）。在这篇短小的书评中，作者首先引用了威尔逊对伯林书信写作的评价：“蓄意、势利、自负、懦弱，一个喜欢自我夸耀的多语症患者”。易言之，“这些书信不值得去人们去付出时间，它们是如此的无聊，根本称不上是好的书信写作。”作者声称，他很少引用如此长的评论。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引出他自己的看法，即，伯林的书信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无聊；相反，他要推荐这卷长达800页的私人通信集。尽管，在里面，身为一名思想史家的伯林，确实存在着诸如饶舌、恶毒、粗心大意等毛病。尼古拉斯·拉扎德认为，这部书信不全是私人性质的，因为伯林想过，在他死后，他们会被发表。这可能使得这部书信集中的很多内容，被有意地处理掉了。对于伯林这样家喻户晓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要求更多的出版。因而，我们在他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到，他喜欢制造一些恶作剧去吸引人们的眼球。比如，他今天可以写信给X，对X阿谀奉承；明天可以写信给Y，却反而说X的坏话。这种两面三刀的恶意做法，在他的书信中占有不恰当的比例，并在他死后却得以出版。这看似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好像与伯林一贯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品质不符。不过在作者尼古拉斯·拉扎德看来，这或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伯林喜欢的那种干硬、辛辣和实在的品质，要胜过那种软绵绵的理想主义和悲情主义。作者讨厌后者，认为它比知性和道德上的邪恶更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们破坏了原则，掩盖了问题。因此之故，作者对伯林也是“同情之了解”的，他并不像威尔逊那样对伯林充满敌意（文中一处有提及）。在本文的最后，作者认为伯林的第二卷书信有很多还值得一读。 2013年2月1日，念兹在兹于吉林敦化市一网吧选译。后于2017年12月25日凌晨正之。谨以此，纪念我博士之路出发的起点，并证明一点：我依旧在路上，从没有放弃；而那个终点，已经隐隐可见。当那一天来临时，我会对过去说再见，再也不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