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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薪水，对中年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这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看起来如此重要，是不是因为社会剧变、行业剧变带来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对钱和职业前景的恐慌？ 高德地图的方勇 方勇是高德地图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被一年前空降到高德的高管叫到了会议室，告诉他由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他所负责的团队将要合并到另一个部门，并委婉地告诉他，可以跟着一块过去。但新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欢迎他。真实的情况是他被架空了。 他前下属们的工位依然围绕在他四周，只是再也不向他汇报了。他也不敢再主动亲近他们。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士”，他认为这个时候有必要与他们保持距离。新的老板可能会对团队的忠诚度持有怀疑，“你做为老板，不能给人挖坑。”方勇成了孤家寡人。 “混”了一个月后他主动辞职了。39岁那年，他成为了职场中失意的中年人。此前五年，方勇顺风顺水。方勇原本以为凭他的资历，离开高德找下一份工作应该毫不费力，但这段失业的时间整整持续了8个月。期间有一些总监级的工作找到他，但方勇不愿意接受降职减薪，“我说总监就不要跟我谈。”这加剧了他找工作的难度。一方面，他已经超过了职场的黄金年龄，另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职位越不好找。 方勇感到后悔，2015年，滴滴曾经找过他，开出不错的职位和薪水，被他拒绝了。“（当时）我没有任何离开的理由，我们做得蒸蒸日上，我怎么可能跑。搞得我非常被动。” 方勇有时候觉得，是命运跟自己开了个玩笑。他离开高德之后，曾经跟乐视汽车、万达商业地产都谈到了比较深入的层面。结果乐视轰然倒塌，而万达，不久前刚刚卖掉了价值600多亿的商业地产。 离开高德的前一年，方勇买了学区房。7万一平米的老房子，“又小又破”。他花光了他的积蓄，每个月还有2万多元的按揭。离开高德后，这笔钱成了问题。方勇认为，这是中国中产阶级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一旦出现一些变故，一下就跌倒底层。” 不久前，方勇刚刚过了40岁生日。他知道年长一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又下降了一格。而这不仅仅关系到他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家庭。“失业了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20多失业大不了啃老去。现在不是你啃老，是老来啃你。”方勇说。刚离开高德的时候，阿里因为“假货”风波，股价正值洼地。他等到价格稍微回升了一些，一股脑儿全卖了。如今，这些股票比他卖的时候溢价了70%。“这时候你就得认命，特别寸。” 方勇最终也接受了薪酬的下降。离开高德8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新东家是他从前的一个客户，热情相邀，但开出的薪水是高德时期的一半。 方勇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实在太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提供一些安全感了。但与赋闲在家相比，接受这份工作是另外一种焦虑：“你接受你不再上升，接受你下降，发现你人生的顶点已经走完了，开始走下坡路了。” 方勇还记得，他刚来北京那一年，赶上北京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整个城市的交通都瘫痪了。高速封路，公交车把他放在道旁。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花了40块钱住了一晚地下室。今天，他仿佛就遭遇了一场人生的暴风雪。“我不能永远陷在这个坑里头，还得往上走。”不久前一个中档规模的团队找到他，希望他在北京从头搭建起一个团队，并开出了与高德时期等量的薪水。方勇认为，这可能就是他爬出事业低谷的机会了。 京东金融的张翀 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中年危机，我们在谈论什么？京东金融风控负责人张翀第一次感到中年危机，也是35岁前夕。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银行工作了9年，职位只升了1级半。他发现很多公司的招聘都截止到35岁，过了这个年龄，在一些岗位上的竞争力就下降了。他想离开银行，去互联网公司拼一拼，却又担心无法适应体制外的工作节奏。 张翀还曾在华为工作过2年。华为因裁撤34岁以上老员工受到质疑，张翀认为，很多人曲解了华为的“狼性”文化。加班虽然辛苦，但华为那个时候还有个口号，“3年买房，5年买车。”那是2000年左右，房价还没涨上来，张翀就在华为期间买的房。他省吃俭用，基本拿得出首付。他离开华为的时候26岁，认为有些老员工确实像任正非说的，“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总要调整人员配比，给年轻人机会。 张翀跳槽到了京东金融。一些行业在下沉，另一些被催化成为新的行业风口，张翀是幸运的那个。就在张翀犹豫换工作的那两年，AI及大数据兴起，他的研究领域数据分析，一夜间成为了整个互联网都在搭建的基础能力。张翀自己也被这个大潮托起来，成了猎头抢夺的紧俏人才。 毫无疑问，转换跑道会给人带来新的刺激和活力。跳到京东后，张翀感觉自己进入了职场的上升期。他管理着一个12个人的团队，每天的日程里排满了大大小小的会。只从是业务岗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让他稍微感到有些不适应。“你会觉得，我这一天除了开会，没干什么事啊。” 与银行相比，张翀认为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更加摆在明面上。在银行的时候，大家平时其乐融融，一到晋升，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互联网公司，大家机会更多，虽然看起来竞争也更频繁，冲突更多。 支付宝推出“人脸识别”功能的前一天，京东金融抢先上线了类似的产品。这个产品，在内部是有多个不同的团队同时研发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存在着内部的竞争。不同的业务线同时开发一款产品，最后优胜劣汰，胜出者面向大众推广。“对公司而言，我投了3、5份资源，最终出1份。哪怕比一个团队只快了一天，也是有价值。因为抢在了同业的前面。”张翀说。这有时也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 张翀的团队有一次开发了一个“用户画像”的功能，走上线流程的时候，被另一个团队抢先推出去了。他从来没听说对方在做，猜想对方可能也不知道他，只是因为对方快了一步，他的工作就浪费了。 进入京东金融后，张翀的知识更新焦虑加剧了。在华为的时候，一位同时兼有管理和专业职级的老领导曾经告诫张翀：一定要专业傍身。管理者的身份随时有可能被撤换，但业务尖子，是不愁没有出路的。张翀的职业理想，就是成为业务顶级的管理者。 但现在，张翀有点担心自己的知识过时。毕业10年，张翀接触到的计算机语言换了十几种。20多岁的时候，他曾经一周时间学会了一门语言。而现在，他的记忆力不比从前，也没有那么高的学习新语言的热情了。“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学的语言，可能是一个下场。”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让张翀感到忧虑。不久前，他设计了一个智能化数据分析工具，把原本需要人工花费大半天时间去做的一些计算，由机器按照流程跑一遍就能完成了。这个工具减轻了分析师的工作负担，他的下属们都很开心。但张翀没有告诉他们的是，“这个东西是后面跑着的一只狼，他们如果跑的不快就被吃掉了。” 最近几年，有太多的岗位已经被技术“吃掉”了，张翀说。互联网金融“吃掉”了银行，电商“吃掉”了商场。不久前，京东开发无人车送货，目前在封闭环境内已经可以实现。成本测算后，每单比人工还要低25%。而现在，他们自己开发的金融产品，也正在取代分析师的工作。张翀不禁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们“自己被自己的技术取代”。即使你目前一切顺利，但隐隐的，你不感到焦虑吗？ 这个时代，个人的职场沉浮，会随着新公司新行业新业务的缺人风口而上升，但这个时代的变化超出以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风口停了、寒冬来了、公司合并了、业务转型了。 亚马逊的张思宏 进入了互联网这种新行业，焦虑并不会停止。人到中年，财务自由或者至少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拼搏？阿里巴巴的HR曾在公开课里讲过一个例子。一个曾经优秀的阿里中层，在上市之后，手里股权套现、财务自由了。工作不再上心，表现大不如前，关心的事情，变成了喝茶玩玉。即使经过了跟HR谈话、转岗之后，也没有进展。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被劝退。 IT行业不景气之后，张思宏从戴尔跳槽到了亚马逊，担任亚马逊（中国）负责客户维护的副总裁。这是张思宏外企职业生涯的巅峰。但不久张思宏认识到，在本土公司的夹击下，外企在中国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包括亚马逊。 张思宏认为一方面与外企自身有关：他们从不信任本土团队，把权力下放到本地市场。即便是大区的CEO，通常也只是负责销售的一个“螺丝钉”“这种公司之所以成功，取胜于有一个好的系统，而不是你个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企的高姿态无法应对中国互联网复杂的竞争格局。 人到中年的倦怠感，可能都是类似的。张思宏35岁刚刚“中年危机”时，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最后医生劝他不要再来了，“把他也搞郁闷了。”张思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发生。他一路升迁，从可口可乐销售市场部经理，一直做到戴尔亚太区销售运作业务部总监。但忽然之间，工作无法让他获得成就感了，加薪变成了一种数字游戏。 “你爬那座山，突然要接近山顶，回头看，不知道为什么爬山了。”张思宏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偷吃父母放在罐子里的糖果，一下午吃光了一整罐。从此他落下一个毛病，每次见到糖就会打嗝。35岁的时候，张思宏对工作感到了同样的厌倦。但这个时代的公司，其实很难容忍种倦怠。 在职场的跑道转换中，这是中年人的尴尬。“这种人（中年人）是最容易被清洗出去的。你的性价比是下降的。”戴尔亚太区前销售总监张思宏回忆，在他离开戴尔前一年，IT行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整体开始不景气，本土电脑品牌崛起，分割了老牌外企的蛋糕。双重夹击下，戴尔公司在中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控制成本，他们组织了一次裁员。被裁掉的大部分是中年人。带领着一个规模不等的团队。他们的精力、学习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人，却是公司最昂贵的人事资产。 一个40出头在戴尔呆了8年的中层管理者，在被通知裁员后面无表情地询问赔偿金，为了体面刻意表演着镇定。最后这名员工还是没忍住，质问张思宏：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就没想到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吗？“我能懂，但我也觉得很遗憾。”张思宏说。他被委派了5%的裁员任务，而这位员工所在的部门中，他年龄最大，拿着除了经理外最高的薪酬。“我也实在没办法。我不干掉他，我就会被干掉。” 大部分人到了中年处于企业中层一个普通的管理岗，处境就会比较尴尬。他们往往无法适应公司的快速发展，在行业下沉公司业务收缩，或是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很容易被“甩包袱”出去。与十年前相比，如今职场里中年人的同样尴尬。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行业更迭、变换要更快。 乐视危机爆发之前，46岁的张思宏从亚马逊跳到了乐视控股。那个时候，亚马逊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张思宏认为外企真的不行了，他想去民企看一看其中的原因。在乐视只呆了5个月，就又回了亚马逊。乐视的一些营销手段、对于贾跃亭个人崇拜的文化，以及整个公司的诚信体系都让外企人张思宏感到无法接受。去年乐视大促前一天传出了“收购亚马逊”的消息，张思宏认定，那是乐视对亚马逊的一次“碰瓷”。 “铩羽而归。”他用这句话，来总结他对乐视的感受：“我加入乐视之前，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把底线拉低。去了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底线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老江湖了，去了才发现，我这算什么老司机，太幼稚。” 张思宏的心态可能更气定神闲一些。从35岁开始，他已经陆陆续续十多年，到几所大学代MBA课程。他写了一篇对比乐视和亚马逊的稿子，阴差阳错成了半个职场“网红”，这让更多人的人来邀约他分享。他从北京搬到厦门，在几所大学的MBA中心做客座教授，同时做咨询，写文章，去全国各地分享。今年上半年，张思宏总共出差140多次，比他在亚马逊期间还频繁。讲课获得的收入还不错，但很难同亚马逊期间相比。“你要有成熟心态，选择这种生活，意味着必将失去一些东西。” 张思宏活到46岁的人生经验是：职场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财务自由。钱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欲望是随时上升的。”而焦虑与欲望相伴，中年人的危机永远不会解除。 创业者张磊 有能力的职场人有机会多创业，自己说了算才能海阔天空。然而创业是把双刃剑，中年创业更是无奈多过激情。 张磊创业三次，前后8年，没有感到倦怠，没有感到后悔过，直到他39岁的今年。张磊的第三次创业，做的是玩家交易虚拟游戏工具的平台，今年7月份开始ICO。ICO市场相当疯狂，到了今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公告，认定ICO为非法集资。当天他们决定，尽快办理清退。第二天，发公告、办清退。十几个投资群瞬间爆了，骂声载道。客服招架不住，张磊亲自上阵，安抚“散户”们的情绪。最多的时候，他1个小时内要回复2000条留言。 30多岁的时候，张磊认为创业乐趣无穷，“与天斗、与人斗，尤其与自己斗。”经历了这次危机，他才觉得，创业其实不适合中年人。当初他创业的时候，全家人集体反对。现在生病住院，也不敢跟妻子讲，折腾家庭，折腾自己，最后可能把命也搭进去。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我一定不会创业。”在医院呆了12个小时后，张磊输完液，又回到了公司。项目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处理。 很多中年夫妻，因为缺乏沟通感情变得十分脆弱。而中年的创业者，夫妻矛盾就更加突出，所有的事情都会产生争吵。这种长期的紧张关系，导致的最多可能性的结果就是婚内出轨。二奶温柔，小三娇艳；一段各有所获的关系持续几个月，长的二到三年，最后用一笔钱解决问题。当然，钱仍然是很多中年人焦虑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些有钱的中年人排解危机的方式，虽然这种关系本身也会为他们带来烦恼。 这一代中年人的危机与上一代不同。上一代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物质不够丰裕。这个时代与之前的不同之处，也在于农村城镇化、小城居民涌向大城市时，一切都要靠自己。大城市里无论什么都不便宜，甚至昂贵。到了中年，负担更加一层。转行也好，创业折腾也好，寻求帮助也好，自我疏解也好，你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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