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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到了明朝中期，近邻日本正处于奈良时代，朝鲜依然是大明朝最忠诚的属国。 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虽然在刚继位时效法先祖、锐意改革，庞大的明帝国似乎有了中兴之像，但无非是轻徭薄赋的老一套，帝国的命运不可能因此得到改变。此时，皇帝因为众说纷纭的缘故，已经有好些年不上朝，已到不惑之年的他，只求长生不老。再过十多年帝国就要进入行将就木的晚期了，还好内阁中有首辅严嵩待皇帝理政，虽然这位大学士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权臣，不过在其领导下，帝国总算运转如常。 绘制于嘉靖二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547–1559）的地图集《大明舆地图》中的《舆地总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经殖民美洲，葡萄牙人更是在亚非海岸建立了无数殖民据点，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征服了马六甲海峡，并占据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岛屿，展开贸易和劫掠活动。但这些远道而来的殖民者，现在还不是明朝水师的对手，在明军的一波攻势下，这些失地又纷纷收复。不过在下一年，他们就要冒充朝贡天朝的使臣，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的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开始照章纳税，成为合法商人了。 1781年葡萄牙人绘制的澳门地图 大明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耀目的财富让东西方的冒险家都垂涎不已，只不过明朝的强大足以让他们敬畏，必须遵守帝国制定的朝贡制度才能轻松赚上大钱。当时的明朝把朝贡和贸易挂钩，非朝贡不得互市，因此就产生了许多以朝贡为名的骗子。明朝上下对这种事情并没有严厉打击，只要上表俯首称臣，给皇帝进献外邦番物，那么就睁只眼闭只眼。毕竟物产丰饶、啥都不缺的天朝上国，并无闲心去弄清楚这些四夷到底来自什么蛮荒之地。就算负责贸易的官员一清二楚，但只要收了钱财，自然是要通融。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地图集《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而帝国的近邻日本，当时正处于战国时代。虽然和大明隔海相望，但双方其实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过日本地方上的大名，却无不希望通过朝贡来赚取这笔暴利。在嘉靖刚当上皇帝不久的时候，两波日本人同时进贡，不期而遇，为了争夺和大明的贸易权，他们因为帝国颁发的贸易凭证孰真孰假的问题，竟然在宁波大打出手，几百人的“倭寇”一路烧杀抢掠、畅通无阻，又占城杀官、大闹浙江，当地官员却对此毫无办法。 这就是明代有名的宁波“争贡”事件。 此事后来越闹越大，朝廷震怒，认为倭寇之祸起于负责贸易的市舶司，于是干脆把闽、浙两省市舶司都裁撤了，不允许和日本海外贸易。没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后，从元末开始就延续不断的倭祸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越演越烈。不过在下一年，戚继光就会受张居正的举荐，开始在沿海打击倭寇，再加上各种政治上的手段，很快这些中日混杂的亡命之徒，就要步葡萄牙人的后尘，再也闹不出什么大动静。加上北方的蒙古人早已衰落，金人此时也没成什么气候，帝国依然是安然无恙。 戚继光《纪效新书》，国会图书馆 而在那一年，还有一位名叫沙勿略的天主教传教士，死在了日本去往中国的路上。 在这之前，从1549年开始，沙勿略已经在战乱不断的日本传教数年，并认为日本人聪明友善。不过他觉得要使日本人改变信仰，必须让当时日本人所尊敬的中国人先皈依天主才行。 他得到消息，知道中国当时国土辽阔、和平安定、物产丰富。人民具备教养，知书达礼、崇尚正义，政治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公平；国家等级森严，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学者们地位尊崇。于是他自告奋勇，决定去中国传教，只要先让中国皇帝皈依，然后自上而下推行天主教，日本人得知后自然会仿效，改变自己的佛教信仰。 只不过他出师未捷身先死，没能重现当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往事。 在遥远的欧洲大陆，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大批学者带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著作逃到了西欧，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地区，成为了欧洲的文化中心。这些建立在古罗马城市废墟上的城邦中，此时正天才辈出，繁星闪烁，其中最为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就是那副举世名画《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此外《大卫》的作者，雕塑家和建筑师米开朗基罗也同样著名，只不过他们都不是本章故事的主角。 就在当年，马切拉塔城内的名门利氏药房中，出生了一位叫做利玛窦的婴孩。他从小聪慧过人，熟悉医术，具有出众的语言天赋，能够使用多种欧洲语言。在当地耶稣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完成中学学业后，1568年，十六岁的利玛窦来到罗马圣汤多雷亚学院学习法律，并于1571年违背父亲的意愿正式加入耶稣会，1572年开始学习神学和哲学。 在十五世纪，直角仪逐步替代了星盘成为更先进的测绘仪器，在加上机械钟表的出现，地理测绘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从16世纪初开始，西方探险家开始对全世界进行测绘。就在他学习期间，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著名制图师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在157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大观》（Theatre of the World）的拉丁语地图集。该书共53页，有87名制图师共同完成的70副手工上色地图，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 奥特柳斯《Theatre of the World》，国会图书馆 图中已经有了经纬线、赤道，借鉴了同时期著名地图学家墨卡托发明的投影规则，精度大大超过以往的世界地图，除了尚待发现的澳大利亚和人类还无法涉足的南北极外，基本绘制出了大致的世界轮廓。这本地图集面世后轰动整个欧洲，出版第一年就重印了四次，很快被翻译成为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并最终翻译成现今最为流行的英语。奥特柳斯因此成了富翁，其声名显赫，让他在1575年成为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皇家制图师。据说腓力二世经常随时携带这本地图集，以便于寻找新的征服地点。 到了1598年，奥特柳斯已经出售了2200份《世界大观》，这对一般人根本买不起的地图集而言，其销量可以说是超级爆款。1603年的版本中，书中致谢的制图师已经多达182名；在1612年，已经出现了包含166副地图、129页的意大利语版本；到了1724年，这本书已经累计出版了89种版本。 《世界大观》的出现，可以说全面超越了当时明朝地图的技术水准，其巨大的销量，让欧洲各国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地理世界观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后来，利玛窦因为在中国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成名于世，但从他的求学经历看来，并没有学习太多地理学和制图学，当时意大利在这方面的科技也并不发达，因此这套图集无形中又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时的天主教在新教的攻势下，已经在欧洲失去了许多信徒，于是决定派出大批传教士奔赴海外传教布道，壮志未酬的沙勿略便是利玛窦的前辈。而当利玛窦加入天主教会的那一天，踏上未知险途，远赴遥远异域，到一个和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东方世界传教，将是他完成学业后很可能要做的任务。可能这就是他父亲不愿意他加入耶稣会的原因之一吧。毕竟很难有一位父亲，会愿意自己的儿子未来去面对这样的命运，也许一去之后，不论生死都将再也无法相见。 很快利玛窦就被派往印度传教，从此后他再也没有返回过这片故土。 在沙勿略死后近30年，仍然没有一个传教士获准到中国居住，对于当时已经闭关锁国的明朝而言，这些西洋远夷都是不怀好意之徒。欧洲人发现美洲，是一种地理大发现，而欧洲人到中国传教后，则有了一种文明大发现。在这之前，经过数千年发展繁盛的中华文明，固然有天朝上国的独尊感，而自诩上帝子民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同样也认为自己是无二的文明社会。 1595年，欧洲地图集中的第一张日本地图 数百年后，欧洲经历了殖民时代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辉煌，以及一二战后的衰落，中国则经历了近代的屈辱和现代的崛起，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这种观念在任何低谷高潮时，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市场。但此时，起码欧洲人已经明白，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的辉煌，明帝国则比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加强大。 两个文明在汉与罗马后的碰撞，将由传教士继续开始。但要在中国传教，就必须首先尊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这让耶稣会在东方的总巡查使范礼安认识到，必须输送精通汉语，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能够赢得中国人尊重的学者型传教士。很快，还在印度传教的利玛窦，得到了他师兄罗明坚的举荐。 公元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 此时的中国，在万历皇帝登基后，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已于当年7月去世。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则在下一个月出生。经历万历新政后的明朝，气色似乎还算不错，这大概是死前最后的好光景。 经历重重磨难后，差点因病死在路上的利玛窦，终于和罗明坚一起，在8月7日来到被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上岸后他的身体很快康复，并立即着手学习汉语。不过纵然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在第二年的书信中，他依然抱怨学习中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他正在被一词多义和不同声调所折磨。但同时，他也开始研究东西方语言文字的异同优劣，还因此学了点日语。不过很快利玛窦就天赋尽显，他攻克了语言关，开始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获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的接待。也正是这一年，欲报父仇的努尔哈赤，用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一个要通过打入内部，自上而下改变帝国的信仰，一个要在用自己的屠刀，自外而内击败不可一世的仇敌，明朝政府在此时还没有一丝察觉。而对岸日本的战国时代也已经到了尾声，丰臣秀吉同样自负武功，野心勃勃。 为了取得中国官员的好感，他和前辈沙勿略在日本时一样，谎称自己来自天竺。而且他还曾一度穿上了佛教徒们的袈裟，把自己包装成了洋和尚，并称是仰慕中国文化，花了三年时间不远万里而来。他又按照范礼安的指示不谈及天主教，以免留下明朝官员驱逐他们的口实，这让利玛窦逐渐得到了某些开明士人的尊重。 不过后来，当他知道和尚装扮并不如何尊崇，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改成了士人装扮。 利玛窦像 他后来的一生中，源源不断的将学习到的中国知识，通过书信的形式带回欧洲。比如他对中国科举考试采用笔试而无口诉非常惊讶，而欧洲在1595年首次采用笔试考试的，正是耶稣会学校。但直到19世纪初，牛津大学才有了近代考试制度，欧洲各国通过考试任用官吏则更晚。日本虽然邻近中国，但社会流动性小，论资排辈现象格外严重，从唐代仿效回来的科举制度一直流于形式，到了江户时代已经被取消。明治维新后，日本又从法国那里借鉴回了经过欧洲改良的考试选拔制度。 文化兜了一圈，又转回来了。 不过仅仅依靠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肯定是无法让传教士们完成使命，毕竟再怎么学，这些半路出家的洋和尚，也超不过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因此，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来展示天主教相对于儒、道、佛三家的优势，并以此上达天听，获取觐见皇帝的机会，以完成这场不可告人的传教密谋。 而这个切入点就是科学。 神父要靠科学技术传教，听起来颇为讽刺，然后在真实的历史中又确实如此，而且当时欧洲接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科学素养的人，正好是中世纪时希望通过垄断知识教育，来巩固宗教统治的传教士们。正所谓敌人的武器，也可以武装自己。 于是他们建造了一个虽然很小，但很具有欧洲特色的寓所，在一面墙上挂上钟表。可以想象一定有很多人前来观看他们这个自鸣钟，后来这个西洋物件，也的确成了许多中国上层家庭的必备之物。除此之外，他们给中国人带来的洋玩意儿，还有镜子、星盘、三棱镜、欧洲绘画和雕刻作品，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组织当地的知识分子着手翻译。 这些欧洲进口高科技产品，引起了中国缙绅们的兴趣。不过相比明朝，当时欧洲的科技水平其实并没有绝对优势。比如利玛窦后来去南京城时看到燃放焰火，当他知道在节日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使用的硝石和火药的数量，相当于当时欧洲两三年战争的使用量时，感到大为惊讶。 除此之外就是地球仪和地图了。 迭戈.古铁雷斯于1562年绘制的中南美地图 他曾给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赠送了一副世界地图，后来去中国各地时，他也会制作一些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物，送给当地达官显贵。但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这些地图很不准确，因为在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下，他们一贯主张，帝国的领土至少应该占据陆地的四分之三，利玛窦的地图实在无法接受。于是他转而改变自己，去适应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始了他的绘制中文世界地图之旅。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中国人看到他们挂在墙上的一副世界地图。当时的欧洲地图都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这是当地士绅之前从未见过也未想象过的新事物，上面的文字又一个不识，所以人们希望把地图翻译成中文。 1584年，利玛窦在知府王泮的授意下，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文字、标尺、时间和地名都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比例稍微放大，以便写上汉字。子午线也进行了改动，让中国更加靠近地图中部，这一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其名字则叫做《大瀛全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可谓全面本土化，只不过原图早已遗失。后来这张地图又于1593年送给了后来上任应天巡抚的赵可怀。据说赵可怀非常喜欢这副地图，将它摹刻在苏州一块石碑上，名为《山海舆地图》。 不过当时利玛窦才来中国两年，中文水平还很有限，《大瀛全图》这么古朴的名字，应当是知府王泮取的。作为资助者和地方长官，王泮享有命名权也是理所当然。瀛，从水，本意是海，“大瀛”这个名字应当是出自邹衍的“大九州”说:
大九州说没能成为后世的主流。现在通常所说的九州，是据传创于大禹的小九州，也就是自燕山以南，横断山以东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不过这次，中国人终于第一次搞清楚了“地球分天地五洲”。 在许多现代明朝穿越小说桥段中，穿越者们往往抛弃过往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通过制造平行世界里没有的高科技，让自己声名鹊起，此后改变历史，革旧鼎新，驱除满清，重振大明。这和利玛窦远离故土到中国之初的经历何其相像，只不过他终究不是那些民族主义穿越者，大明的衰败似乎无可避免。 1589年，利玛窦到了韶州，1595年到达南昌，1589年他离开南昌到北京，不过并未获准在北京居留，于是他又在第二年折返南京。 利玛窦南昌期间制作的地图原图均已遗失，章潢将图以《舆地山海全图》为名收录到另一本书中 在此期间，万历朝鲜之役于1592年爆发。丰臣秀吉已经统一日本，他有了新的宏伟目标，那就是“长驱直入大明国”，准备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这次是继唐朝后日本第二次和中国爆发战争。在第一次的战争中，日军被如日中天的大唐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白江口海战唐军水师以少胜多，烧得日船赤焰冲天，化为灰烬，此后900年里潜心学习，不敢再窥视华夏。 到了这次，虽然帝国早已不复往昔荣光，但依然不可轻辱。双方拉锯六年，损失惨重，丰臣秀吉最终也如同沙勿略一般壮志未酬，他的野心随着1598年的病亡被带到了棺材里。明朝也因此元气大伤，反倒是给了努尔哈赤一次天赐良机，帝国的北方边境从此糜烂了。不过等到300年后，丰臣秀吉的野心又从棺材板里复活过来，而努尔哈赤的子孙们总算是还上了这一报。那时的中华帝国已经走到了两千年生命的末路，而日本则换了新的老师，一时锐不可当。 甲午一战铁甲尽没，黄海啼血，这都是后话了。 南京户部侍郎吴中明看到广东版地图后，力邀利玛窦到南京重新绘制地图，好以官方的名义刊印。1598年，利玛窦在第一次去南京期间，应邀绘制了比以往版本都更好的世界地图，纠正了许多错误，添加了新的说明。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定反响。而且在南京期间，他还认识了后来的挚友，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并修建了著名的石鼓路天主教堂。 《月令广义》中收录的赵可怀版《山海舆地全图》 在那个没有复印机的时代，利玛窦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画，据考证先后绘制过6个版本的世界地图。之后又经人转送、收录、重制，各种衍生版本更是五花八门，那么当时的中国人如何评价这些世界地图呢？ 赵可怀仿制此图后的序言里称：
陈汝锜在《甘露园短书》中称：
方弘静在《千一录》中认为：
钱塘人朱怀吾则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当时的西方地理学说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让他们想到大九州论的提出者邹衍，似乎不是什么大发现。即便是明事理者在和利玛窦辩论后，最多也是将信将疑。不过当时的明朝上下，并没有因为这一理论打破了他们的传统认知，就不愿意研究和接纳。利玛窦进入中国快20年后声名日显，终于在1600年来到了北京，并在下一年见到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明帝国的统治者万历皇帝。也就在下一年，欧洲进入了启蒙运动时代。 而他觐见的身份，则是大西洋国进贡使臣，一个冒牌贡使。 作者：曹江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利玛窦传》平川祐弘 《地图中的历史》约翰·O.E.克拉克 《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史四题》汤开建 李孝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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