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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过去旧时代的婚丧嫁娶、金榜题名、学堂典礼、拜师收徒、买卖开张等等这些场面仪式都废除了、消失了，其场面仪式所有用语也就随之消失了，还有像过去老百姓说的“段上”一词现在我们叫“派出所”，过去说的“巡警閣子”现在我们叫“治安岗亭”等等举不胜举。既然有消失了的“老北京话”自然就会繁衍出“新派北京话”，对于“新派北京话”，老北京人开始听着不入耳、不接受，可年轻的一代人都认同、都接受，你拦都拦不住，大势所趋就自然而然形成了“新派北京话的”根基和市场，在这点上和台先生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我认为这些所谓“新派北京话”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变革不断的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的，特别是解放以后，国家发展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很多新的词语加入进来，因为是北京人圈子里说的话，你不能说它是广东话、上海话，只能把它归类为“新派北京话”，但是我个人认为对“新派北京话”应该按照不同的年代加以区分归类，让以后更年轻的一代北京人了解“老北京话”在各个历史年代的变迁，比如:“拔塞子、嗝儿屁着凉大海棠、臭嘎奔儿的、你奶奶纂儿的、起哄架秧子、杏儿熬倭瓜配色(色字读shǎi音)、怂奸奸带丘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等这些词汇都是五六十年代的用语，但也应该属于“新派北京话”，像:“瓷器、铁瓷、侃大山、撮一顿、牛B、傻B、给丫的一大哄、拍婆子、盘儿亮”等等这都属于七八十年代的词汇，当然也属于“新派北京话”， 改革开放以后又有数量庞大的词汇加入进来了，比如:“倒儿爷、切汇、追星族、帅哥、靓妹、小鲜肉、女汉子、大老虎、富二代、跳槽、劈腿、包二奶”等等大量新的词汇，这也属于“新派北京话”，但像近二十年的网络用语如:“酱紫、宝宝、粗发、童鞋、单身狗、撒狗粮、恐龙”等等这些词汇绝对不能归纳为“新派北京话”范畴之内，这些词汇都属于不会好好说话的产物，应该归为“另类语言”，因为网络是没有地域性的所以这类语言再怎么糟改也跟“北京话”扯不上一毛钱的关系。 还有北京人艺那些老一辈艺术家们，他们中虽然好多并不是北京人，但他们绝对说的是一口纯正的“老北京话”，好多台湾的老艺人都慕名前来专门向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学习标准纯正的北京话，北京话说的标准的还包括老舍先生、已故电影演员“安振江”先生、京剧表演艺术家“翟韵奎、钮荣亮”先生，(就是京剧沙家浜里扮演“刘副官”和“刁小三”的两位艺术家)，翟韵奎先生是著名的“武丑”演员，钮荣亮先生是著名的“文丑”演员，我们北京人都知道京剧中有“生、旦、净、丑”四大行当，这四个行当中的人物在“念白”上又有“韵白、京白、地方白”等等划分，在戏剧表演中“念白”又多以用“湖广音”念出的“韵白”为主，也会少量用“地方音”念出来的“川白、苏白”等，唯独“丑角”在表演中的“念白”要求用“京白”，“京白”就是必须说北京话”，比如京剧“望江亭”里的“杨衙内”、“法门寺”里的“贾桂”、“凤还巢”里的“朱焕然”、“钓金龟”里的“张义”、三岔口里的“刘利华”、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等等，这些人物中有文丑也有武丑，但是“念白”都说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当然电影及京剧、话剧等剧种中能说一口纯正“北京话的”艺术家简直太多了，不胜枚举。 可想而知我们这代人离开以后连一星半点都没有了，现在整个北京城也难得遇到几个真正的“老北京人”，更难得能听到纯正的“北京话”，对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城墙、胡同、北京话”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也是北京城厚重的文化底蕴，“城墙、胡同、北京话”没有了北京城的文化底蕴也就消失了，一个没有灵魂和文化底蕴的城市和消亡没有区别，如今的北京只剩下“首都”了，北京人向往、怀念的“老北京城”永远回不来了，“胡同没了、城墙没了，北京话”没了老北京的传承也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文化底蕴的“新派北京话”，所以这是所有北京人心中一个沉重的话题……。 （画：况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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