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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 瘟疫一般指传染性强，散布性强，死亡率高的由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比如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疟疾等等，由于古代没有发明疫苗，所以病死率极高。中国先民早就对瘟疫有所认识，在《周礼》中被称为疠疾，在《左传》中称为灾疠，同时识识到这类疾病有较强的传染性，《素问》认为“染易”。古人不知道世界上有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存在，认为传染源是非时之气、瘴气、疠气、毒气等等，可以说自有人类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瘟疫。历史上瘟疫通常伴随着战争、灾荒而发生，在正史中有关大疫的记载俯拾皆是，曹操有“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悲惨诗句，建安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的大疫，曹植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除了已死的孔融、阮瑀外，陈琳、徐干、应玚、刘桢、王粲一时俱逝；名医张仲景说建安以来，未及十年，宗族二百余口，死亡了三分之二。可以说境况之惨无异人间地狱。 兰溪山清水秀，物阜民丰，但历史上也爆发过多次瘟疫，然史志上自唐咸亨五年建县至明永乐十四年的疫情失载，据光绪《兰溪县志.祥异》记载，永乐十四年七月大水，疫大作，邵玘有《永乐丙申年洪水记云“江边白骨掩黄沙，岸上腐尸横碧草”；嘉靖十八年六月，城中水涨丈余，淹溺者甚众，寻大疫，多死；万历十六年大水入城市，田禾尽没，民食草木，疫疠大作，死者接踵；清道光十四年春，疫大作，民多死亡；同治二年夏大旱，饥民食草木，饿殍满途，复大疫，死亡枕藉。光绪《兰溪县志.兵燹》记载，同治二年正月太平军撤出兰溪，时城内外廛庐被焚一空，四乡民储搜括殆尽，街路瓦砾堆塞，尸骸枕藉，秽气熏蒸，触之即病，饥民僵卧街途，雨淪日炙，百端受病，疫作时有遍体溃烂者，种种惨状，难以尽说。但县志没有具体记载这些瘟疫究竟是什么疾病，从这些瘟疫大多发生在洪水之后来看，应该是霍乱、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等等。据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县人口二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九人，万历三十年全县男丁一十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七人，清光绪元年全县大小男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七人，客民大小男丁四千一十人，从人口之下降，可见兵刀、饥荒、瘟疫为祸之惨烈。 对于瘟疫，当时的应对措施是由官府主持赈恤，施粥施药，收集无名尸体至义塚掩埋等，中元等节则至离城北五里的邑厉坛祭祀孤魂野鬼，以求平安，同时号召、动员乡绅大户来做这些慈善事业。卫生消毒方面，民间则通行墙角路边洒石灰的办法，收殓尸体也必须在棺材内放置石灰、木炭，用烧酒喷洒等等，但限于当时条件，对于抗击瘟疫收效甚微，许多病人只能辗转沟壑，自生自灭，甚至有的全家全村灭绝(即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一位姐姐也因麻疹而去世，言之泪目)，好的方面是古代人口稀少，人员流动性不强，瘟疫传播也不致那么广泛。 最初《纬书》及《搜神记》说上古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屋角，分别为疟鬼、魍魉、小儿鬼。后来道教及民间信仰，认为瘟疫由五路瘟神主管，又称主病五瘟使者，由赵公明、张元伯、钟士贵、刘元达、史文业等五神分别掌管春瘟、夏瘟、秋瘟及中瘟，值得注意的是五路瘟神同时又是五路福神，秋瘟神赵公明又是正财神，而单管天花的则有痘疹娘娘，《红楼梦》中就有凤姐因女儿巧姐出天花而祭拜痘疹娘娘的情节。所以每当瘟疫流行，兰溪城隍庙、东岳庙以及各佛寺道观，往往香火旺盛，官民前来祭拜祈祷者络绎不绝，其中东岳庙的温元帅就是一位瘟神，民间传说他因为阻止百姓不汲有瘟毒的井水，投井而死，因中毒所以面色青黑，死后民众感激而尊为神，香火更旺，虽然这些祭祀不知效果如何，但至少能给民众以精神上的安慰。 自从武汉新型肺炎爆发以来，蔓延各地，形势严峻，全国人民忧心如焚，但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科技水平、医疗条件、物资供应等各方面，与古代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在各级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一定能够驱逐瘟疫，还我们一个清平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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