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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码秦朝的时候，“焚书”和“坑儒”还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当时还没有将“焚书”和“坑儒”联系到一起。 争鸣 一则春秋战国虽有“诸子争鸣”，但给他们详细划分学派，乃至于贴上标签，则是西汉以后的事；二则秦始皇本人，并不排斥儒家学说，让长子扶苏学儒也就罢了，关键是，他立国以后，在五次巡行天下的时候，也曾多次宣传过儒家学说。 如前218年的芝罘碑文，上面就说：皇帝哀众，遂发讨师……义诛信行……烹灭强暴，拯救黔首。这里就提到了“义”和“信”。 前214年的琅琊碑文，认为天下应该：端平法度……合同父子，圣智仁义……上农除末。又加上了“智”和“仁”。 巡行 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号之为“八端”；仁、义、礼、智、信，称之为“五常”。都是儒家学说的精髓，如果秦始皇讨厌儒家，一点也看不上儒家，他会这么说吗？ 然而问题是，秦始皇既然不怎么反对儒家，后世为什么要有“焚书坑儒”一说 ，即非要将“焚书”和“坑儒”联系到一起，将他变成儒家的敌人呢。 第一个将“焚书”、“坑儒”捏到一起，提出“焚书坑儒”一说的人，身份非常有趣，他不是别人，西汉经学大家，孔子的十世孙孔安国，就这位孔安国，在给《尚书》做序时就曾感慨的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学士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孔安国是第一个提出“焚书坑儒”一说的人，并且从他开始，就将秦始皇变成了儒家的敌人，因为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给“天下学士”带来灾难，那么，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奇怪的是，孔安国有个学生，大名鼎鼎的司马迁，他对这件事却有点不同的看法，司马迁是怎么说的 当然，老师的说法他还是要听，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认为，长公子扶苏，在秦始皇打算“焚书坑儒”的时候，就曾劝谏他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其中的要害就在于“诸生皆诵法孔子”，而上却“皆重法绳之”，这不就是“焚书”、“坑儒”完全可以捏到一块儿，以至于秦始皇专门跟儒家过不去的明证吗。 司马迁 然而，在继承了老师的说法之后，他又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从这个层面看，他承认秦始皇“焚书”，却不承认秦始皇“坑儒”，而说他“坑术士”，这一点，倒是跟史实比较吻合，因为秦始皇的确坑了些术士，原因无他，就是这些术士不但骗了他的钱，还在背后议论他，说他的坏话。别用今人的思维套用古人，作为一代帝王，受骗之后不给点颜色，他还要脸吗。 可同样有关“焚书坑儒”的问题，司马迁为何要如此前后不一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司马迁治学态度严谨，他在编著《史记》时，采用了“存疑”的方法，即一些无法考证，又很有争议的说法，就会一律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 刘向 从这个层面讲，《史记》上司马迁之所以前后不一，原因就很明白了，无他，关于“焚书”和“坑儒”到底能不能联系到一块，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儒家的敌人，最起码在司马迁以前，还是很有争议的。 可惜的是，这种争议也没持续多久，大约司马迁去世二十多年以后，另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就给盖棺定性，做了很好的总结。 这人不是别人，出生于汉昭帝时期，成长于汉宣帝时期，扬名于元、成、哀三朝皇帝时期的著名学者刘向。 刘向在《战国策·序》当中提出：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焚书坑儒 将孔安国的“灭先代典籍”改成“燔烧诗书”，司马迁的“坑术士”改成“坑杀儒士”，至此，至此，“焚书坑儒”一说彻底成型，因为文以人传的缘故，在后人眼中，“焚书”就跟“坑儒”划了等号，成了完完全全的“焚书坑儒”，秦始皇也就因此彻彻底底的变成儒家的敌人了。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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