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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的情欲》，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60年代的作品。 熟悉伯格曼的人都知道，50年代，是他电影风格形成和风靡全球的时刻；60年代，是他充满实验和个人探索的阶段；70年代，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继续拍摄下去，伯格曼被迫向市场妥协，拍摄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作品。 因此，他60年代的作品，在伯格曼的拍摄生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阶段的电影，与其说是拍摄一个主题和故事，不如说是伯格曼，向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发出呼喊和困惑，提问和质疑。 《安娜的情欲》伯格曼岛屿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和以往的系列一样，伯格曼致力于探讨：关系的真相，婚姻中的孤独，以及从情感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孤岛，无人能够真正触及对方的内核。 标题中的情欲，不是指性，而是指，一个人，如何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激情，既不至于被生活湮灭，也不至于因为激情，陷入自我毁灭。 安娜不是主角，安娜也不是个例，安娜，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渴望摆脱肤浅的生活，渴望探寻生活的真相，渴望亲密关系中的坦白和深刻，最后，被自己内心的激情折磨，也受困于生活的人。
这部电影的主题，涉及内心的黑暗，关系的真相，暴民心态，但最重要的是，从情感角度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孤立。 电影的开始，身材魁梧的主角安德烈亚斯，在屋顶上修补房子的漏洞，四处白茫茫的雪，杳无人烟的荒凉，以及充满象征意义的台词，暴露了主角生活在一个，安静，孤独，远离尘嚣的世界。 我们无法得知，他对这种状况是否满意，但显然，他适应了这种处境，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在他孤寂的生活中，掀起了一阵涟漪。 这个女人，叫做安娜，因为自己家的电话出故障了，不得不开着车，来到安德烈亚斯的家，打一个重要的电话。电话结束后，安娜在书房突然失声痛哭。 这种爆裂的情绪，起初让观众感到措手不及，但这是伯格曼的惯用手法，他一直擅长通过一个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展现主角日常生活的压抑。 无论我们的主角，表现的多么幸福和谐，在某一个悲催的时刻，爆炸性的情绪，会突然倾泻出来，揭示她过去的掩饰，是多么欲盖弥彰，徒劳无益。 所以，随着电影的推进，我们得知，安娜的生活，正陷入某种困境，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她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而她自己，也因此陷入残疾，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更糟糕的是，在那次致命的车祸中，她充当司机的角色，这让她难免同时陷入痛苦和自责。 但实际上，当你看完整部剧，你会发现，让安娜陷入绝望和疯狂的，是她和对极端情感的追求，和她得不到完美情感的焦虑和歇斯底里。 在这里，情欲，就是内心痛苦，挣扎，和折磨的同义词。 因为安娜坚信她和自己的丈夫，彼此坦诚，十分相爱，她向每个人喋喋不休的讲述，自己和丈夫的深厚情感，完美无瑕的生活，让人坚信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车祸，她们生活的十分幸福快乐。 但电影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是安娜的一个谎言，事实上，在她借用电话时，将手提包忘在了安德烈亚斯的家，安德烈亚斯表现的十分尊重安娜的隐私，但实际上，由于孤独，他渴望窥视和探寻别人的秘密，在发现手提包之后，他第一时间不是将东西还给安娜，而是悄悄查看了安娜的手提包，并在里面找到一封安娜的丈夫，生前写给安娜的信。 在这封信里，丈夫声称，他爱上了别的人，他无法忍受和安娜的婚姻，他要离婚，他要逃离安娜的情感控制，逃离牢笼一样的束缚和摧残。 但正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所坚信的一样，他人即地狱，安娜，是丈夫的地狱，丈夫的背叛，何尝不是安娜的地狱。两个彼此需求不统一的人，无疑不是在为对方，制造人间炼狱。 但安娜不是一个人。 在这部电影中，安娜不是主角，我们可以看到主角一共有四个人，除了安娜和安德烈亚斯，还有伊娃和伊利斯。 伊娃和伊利斯是对夫妻，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困境。 伊利斯是出名的建筑师，也是业余摄影师，他对人的情绪和面孔，十分着迷，看起来，他似乎沉迷于自己的爱好，而对妻子伊娃关注甚少。 至于伊娃呢，她有自己的痛苦，她将所有情感，全部献给了伊利斯，为他奉献一切，但是，伊利斯似乎并不在乎这种牺牲和奉献，他像是一个旁观者，洞悉一切，观察一切，从不阻止和干涉，即便早就知道妻子多次出轨，是个情感热烈，同时脆弱的女人，但他看破不说破，是个情感的施虐者，薄凉而又强大。 在安德烈亚斯将安娜的手提包，送还给安娜时，毫无意外的，结识了安娜和她的两个朋友，伊娃和伊利斯。 他们一起吃饭，热烈谈天，聚餐结束后，安德烈亚斯回到他孤寂的家，喝的酩酊大醉，因为孤独，而失声痛哭。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不置身热闹，孤独便可以接受，一旦从热闹中抽身，人就变得贪恋人群和温暖，而脆弱不堪。 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人给了我们依恋和依靠，却也是我们全部痛苦的来源。 在这座冷冽的，荒凉的，冰天雪地的孤岛上，我们的四个主角，试图靠近，彼此取暖，但很快又分开。 当伊娃感到自己，不被伊利斯所需要时，她感到孤独和无聊，同时出现了睡眠问题和心理问题。 一天下午，伊利斯不在的时候，伊娃驾车去看望安德烈亚斯，他们一起听音乐，喝葡萄酒，这让她昏昏欲睡，事实上，她确实如此做了，婚姻的痛苦，让她渴望从其他人那里，寻求安慰。 当她醒来时，天黑了，在黑暗中，她和安德烈亚斯发生了关系，同时告诉安德烈亚斯，几年前，她曾经怀孕过，可是怀孕后，她便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无法安眠。 电影没有解释为何伊娃会在怀孕期间，产生睡眠障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应该在为什么事情而焦虑不安，也许是怀孕，放大了她的不安全感，总之，医生为了治疗她的失眠症状，给她用了错误的药，后果是，她的孩子，在腹中去世了。 这是伊娃和伊利斯，最后一次亲密的情感联结，他们分享彼此的痛苦，相互安慰，但是至此之后，彼此出现了情感疏离。似乎他们之间的爱情，随着孩子的离开，也消失了。 伊利斯知道妻子的出轨，就像一年前，他知道妻子和伊娃的丈夫，有过婚外情一样，但奇怪的是，他并不制止，反而雇佣安德烈亚斯为自己工作，并暗示他，不要招惹安娜。 不仅他如此说，连安娜的朋友伊娃也这样告诫他，结果反而是，他和安娜成为了一对。他自以为，自己掩饰的很好，但是安娜洞悉她的一切秘密，就像他早已看穿安娜的谎言，知道安娜和亡夫的婚姻，并不像她声称的那么美满一样。 他们彼此欺骗，却又渴望对方坦诚，他们想要真相，却又保留自身的秘密。 最后，因为孤独，他们渴望彼此取暖，但是，痛苦，让他们最终渴望重回个人的孤独中。 在和安娜生活一段时间后，安德烈亚斯突然提出分手，和安娜的前夫一样，他渴望摆脱安娜的控制，他指责安娜的谎言，而安娜，也揭穿他的虚伪。 他们说的是对的，但又是片面的。这让我们难免疑惑：一个人，真的能够读懂另一个人吗？也许读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本就很难读懂自己吧。 在伊利斯向安德烈亚斯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时，他无可奈何的说：我不认为我通过这些照片，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只能显示出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也许，看似冷漠的伊利斯，也早看清楚了，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也只是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它们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和蔓延，但是，它们无法真正的将一个人，从致命的孤独中解救出来。爱情和婚姻，甚至从来就不是解救，只是更加惨烈的摧毁。 因为爱情，是所有灾难中最黑暗的，你越是渴望爱情的纯粹性，极端的忠诚，就越是体验永无止境的黑暗。 在电影的开始，安德烈亚斯在屋顶上，等待一场美丽的日落。 看起来，那似乎是为了让观众坠入黑暗，而提前做好的准备。 就好像爱情，之于渴望爱情的人，渴望摆脱孤独的人一样，是饮鸩止渴。 因为，我们的爱情幻想，婚姻理想，被精神和肉体的暴力，破坏了。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损伤，都不完美，都充满了怒气和暴力，却渴望极致的爱情和婚姻，难道，不是注定等待一场悲剧吗？
当1964年，伯格曼在接受采访，问及自己的电影，是否涉及积极的救赎时，伯格曼坦言：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做出改变，他们可能会经历片刻的觉醒，会看到真实的自己，意识到事情的真相，这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但在这之后，他们一如既往。 正因为如此，伯格曼会利用社交，来展现每个人的孤独；会用看似和谐的关系，引出痛苦和绝望；会用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故事，来嘲弄人类的循环往复。 在他看来，每一个预测都是黯淡的：没有出生，没有思想，没有反省，每一个人，都悬挂在他私人的深渊上，伸出手去寻求联系，但毫无效果。 在伯格曼的岛屿系列作品中，每个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经历情感上的创伤，却又渴望情感上的救赎，但是，每一出情感悲剧的根源在于：人们无视自身的深渊，也无视别人的深渊，却妄图别人能将自己解救出来，这种想法，本就是无稽之谈。 像他的许多最伟大的电影一样，《安娜的情欲》，与其说是，个人与世界的脱节，不如说是，个人与真实自我的脱节。 在电影中，伯格曼根植于存在主义，创造了一个贫瘠冰冷的世界，来代表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那种深深的绝望和安静的疏离感，驱使他们从其他同样受损的灵魂中获得慰藉。 同时，他也利用狭窄的心理空间，和人性的弱点，制造关系的紧张感，和个人在关系中，所经历的幽闭与恐怖。 伯格曼将每一个角色，都困在隐喻性的玻璃罐中，让观众去猜测，理解。并在一步一步解构真相和真实人性的过程中，让观众陷入一个谎言，内疚，欺骗，责备，失望，以及批判性的漩涡之中。 这些角色，正在用错误的方式，去逃离无法真正逃离的处境，就像每一个观众，正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却解构自己的困惑，不安和不解。 最后是，角色也好，观众也好，都被伯格曼放逐了，他们注定孤立无援。 但是追本溯源，你会发现，一开始，他们就在错误的路上，并渴望利用谎言和欺骗，找到生活的真相。
在电影中，安娜否认自己生活的不幸，否认丈夫的背叛，而安德烈亚斯，明明有过婚姻，和伊娃也有过婚外情，但他配合安娜的需求，假装两人在坦然的交流，彼此真诚，堪称灵魂伴侣。至于伊娃，是个敏感脆弱的角色，她不断寻求出路，却又离不开伊利斯，如果伊利斯注定是她的归宿，那么她所有的出路，是多么可笑。 而伊利斯，才是最矛盾的那个人，他声称这世界上的苦难，会让他夜晚睡不着觉，但事实是，他在婚姻中，制造苦难，并热衷于搜集别人的苦难，以此来研究和窥探。他太渴望跳出生活的痛苦了，冷眼旁观一切，让他似乎是电影中的唯一智者，但是，当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无处逃遁的痛苦。 一个生活在痛苦的人群中的人，一个给他人制造痛苦的人，他怎么可能独善其身？ 伯格曼是处理爱情和关系的大师，在电影中，他让我们观瞻四个迷失的灵魂，经历主角爆炸性的情绪过山车，一定程度上，我们是生活的智者，解读一切，解构一切，洞若观火，但是，难道我们不是伊利斯本人吗，彷佛跳了出来，其实只是灾难性后果的其中一环。
不仅如此，当你一遍一遍去看这部电影时，你会发现，主角是四个，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安娜的衍生。 安娜，一个通过理想化的记忆，来逃避过去的负罪感，渴望通过谎言，逃避情感背叛的女人，但是剧中的每个人，何尝不是通过谎言，在逃遁生活的残酷呢。 安德烈亚斯，为了逃避个人生活的失败，将自己隔离在一个岛上；冷酷的伊利斯，用冷漠甚至残忍，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妻子伊娃，只知道想要逃离不幸的婚姻，却用自我欺骗的背叛，渴望修复婚姻的信任，安全感。 每一个人，都是安娜的衍生，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中，每一个人，都渴望通过谎言，来避免生活的伤害。 因此，电影中的情欲，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痛苦，生活中的痛苦，更是一种情感上的痛苦，一种为了爱，而向世界伪装自己，并最终制造循环的伤害和绝望的，永无止境的痛苦。 电影中，安娜做了一个噩梦，这延续了电影《羞耻》的尾声，她乘坐一艘难民船，正在抵达异国的海岸，她惶恐无助，却因为害怕蔑视和暴力，而不敢伸出自己的手。 她理想化的记忆，爱情的谎言，来构建她和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但这种建立在完美之上的自我欺骗，却让安德烈亚斯感到窒息。
最后，在争吵中，受不了感情再次破裂的安娜，因为情绪失控，开着飙速前进的车子，载着安德烈亚斯，险些酿造了另外一次惨剧。 这似乎意味着，过去的车祸，也是因为安娜是司机，而追求极端完美的安娜，要求爱情和婚姻绝对真实，绝对纯粹性的安娜，经受不住这种破灭，而选择同归于尽。 这让我们开始理解，为何安娜的前夫，名字也叫安德烈亚斯，因为伯格曼赋予了这个名字，双重含义。 他让我们看到了悲剧的重复性，从来一次，安娜依然遭受同样的结局。 下一次，故事依然发生在两个孤独的人中间，再有一次，循环将会继续。 只要安娜是安娜，只要我们是我们，循环都会继续，结局都大同小异。 因为，伯格曼坚信：人不会改变，他们只会经历片刻的觉醒。
《安娜的情欲》，不仅涉及人与之之间的孤立，也谈及了暴民心态。 伯格曼认为：人类社会，充斥着：无止境的孤独、完全无意义和无理性的邪恶。虽然人类深受暴力和孤独的伤害，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暴民心态，都热衷于制造伤害。 电影中，伴随着人物关系的发展，岛上还有一个惨剧正在发生。 有一个疯子，正在岛上虐待和残杀动物，可爱的小狗，差点被吊死，可怜的绵羊，被解剖的支离破碎。 冬天的黄褐色，灰色，和白色中，还点缀着红色，这红色，既是动物的血，也是人性的狂热和残忍。
有一天，一个清理垃圾的工人，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声称，他就是暴力虐待动物的凶手，因为他的残忍和虐待行为，他将被正义的人杀死。 这个工人，是安德烈亚斯的朋友，他收到信后，感到惶恐不安，安德烈亚斯安慰他说，法律将会还他一个公正，让他不要害怕，而且，没有人会未经证实，就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但几天之后，这个工人死去了，他留给了安德烈亚斯一封信。 他说，有一伙人找到他，殴打他，因为是他虐待了动物，他不承认，他们就逼迫他承认，最后，他受不了了，就承认了是自己在虐杀动物，他以为，只要说了那些人想要听的话，就可以逃脱殴打。 但是，当那些人走了之后，受到羞辱，无法承受羞辱的他，选择了自杀。 如果说，这个清理垃圾的工人，真的是虐待动物的变态，那么，那些殴打他的人，为了正义而逼迫他的人，就真的完全正义吗？有人可以不经过法律，而实行制裁吗？有人可以打着正义的旗号，就去惩罚另一个人吗？ 用暴力惩戒暴力者，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即便是正义，也不能为这种变相的暴力洗脱罪名。
清理垃圾的老人去世后，有一天，两辆消防车经过了安德烈亚斯的家。当安德烈亚斯跟随消防车，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一个谷仓被人泼洒汽油点燃了，很多动物被锁在里面，这意味着，那位老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并因为人类的怀疑而自杀，而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安娜开着她的车，也来到了火灾现场，她来接安德烈亚斯回家，但是在路上，安德烈亚斯告诉她，他渴望再次独处，他想要和安娜分手，并认为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局，他还透露，他早就读过安娜的丈夫写给她的信，他知道安娜生活在谎言中。 极端痛苦的安娜，在整个驾驶过程中，保持沉默，但她将车开得飞快，险些杀死安德烈亚斯和她自己，就像上一次，意外杀了丈夫和儿子一样。 安德烈亚斯控制了车子，强迫她停下来，并嚷嚷着她疯了。然后，安德烈亚斯问她，她来干什么，因为当时那种情况，无论是安德烈亚斯，还是观众，都会觉得安娜过来，是实施谋杀的，因为在安德烈亚斯离家之前，他们就已经发生了争吵。 奇怪的是，安娜平静的说：我是来请求原谅的。 安娜开车离开后，安德烈亚斯留在原地，在荒凉的环境中，来回的踱步，不安的思考。 他的形象，不断被放大，并溶解成颗粒状。 这个视觉在电影史上很经典，许多人将它解读为，安德烈亚斯，心理消解的过程。换言之，安德烈亚斯消解后，融为环境的一部分，是整体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安德烈亚斯也好，我们每个人也好，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整体的一部分，既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是暴力的组成。
如果说，伊娃是控制欲很强的女人，因为无法控制伊利斯而失眠，那么，伊利斯就是一个冷漠的偷窥狂和情感虐待者，而安娜，既是谋杀犯，也是熟练的说谎者，安德烈亚斯，并不比安娜无辜，他的抛弃和不坦诚，是安娜走上绝路的推手。 他们的心理，都构成了四处虐待动物的，虐待狂的一部分。 所以，电影没有揭示，究竟是谁在虐杀动物，因为每个人，都是施虐者。 伯格曼，运用颜色，来表达这种暗示，红色的消防车，跳跃的火焰，是安娜发出的警报和恐慌，而屠宰绵羊的深红色血池，埋葬的是每个人，人性里的肮脏和血腥。 所以，当你在电影里，看到猩红的血时，那是人性的狂热，人性一旦狂热，就会犯罪。 就像安娜追求极端纯粹的感情，就像道德卫士追求极致的道德洁净一样。 这种狂热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施暴。
安娜纵然是撒谎者，安德烈亚斯的抛弃，是导致安娜歇斯底里的导火线，安娜对感情的极端追求，也是她施暴的根源，安德烈亚斯是施虐者，也是受害者，安娜是施虐者，也是受害者。 一段悲剧的关系中，无人幸免于难。 我们害怕暴力，憎恶精神和肉体的暴力，破坏了我们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但如果我们就是暴力的一部分，我们该如何正视？ 伯格曼曾表示：在现代和后现代世界的危险环境中，是否有人能把握住现实。 现实是什么？ 我们都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是暴力的施与者。 认清这种现实，我们对于别人施予的伤害，会宽容平和许多，对于内心的狂热，会有所抑制。 而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伯格曼的电影，总是充满着谎言，也充满着面具。这些谎言和面具，用来隐藏我们真实的想法，真实的人格，以及我们真实的孤独。 面具无处不在，无可避免，就像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主教告诉他妻子的那样：我只有一个面具，它烙印在我的肉体里。 我们不能摘下这些面具，因为面具之后，真实的我们，已经无可挽回的破碎了。
在伯格曼的电影中，太多自我和世界的脱节，真实自我和伪装自我的脱节，我们很难弄明白，一个人，为何不能纯粹的生活，简单的处理亲密关系，但是，个人的损伤性，和由此产生的伪装，又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难免代入自己。 而这种艺术真实，要从伯格曼自己的童年经历说起。 小时候的伯格曼，就显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细腻情感，他渴望母亲的关怀，渴望情感上的慰藉，但遗憾的是，伯格曼的妈妈，是一个冷漠而回避型的监护人，父亲，作为一个福音路德派的牧师，对待孩子十分严厉。 父亲经常因为很小的事情，殴打伯格曼和他的哥哥，以及妹妹，并经常将他们锁在黑暗的壁橱里。 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孩子犯了错，妈妈会施加惩罚，要求孩子认错，然后认错和检讨之后，迎来的是母亲的无视和侮辱，如此还不算结束，父亲晚上回来后，孩子需要拿着鞭子或棍子，来到父亲的书房，陈述自己罪恶的行为，然后父亲一边鞭打，一边教育。过后，孩子的行为，还会在家庭聚餐中，被父母当作笑料，拿出来和亲朋分享。 伯格曼曾表示：童年时，我记得的最强烈的感受之一，是被羞辱，他形容自己是一个非常害怕的孩子。53岁的时候，他在采访中，还抱怨学究的父亲，对孩子非常严厉，非常严厉。而冷漠的母亲，让他终身经历着情感破碎。
但其实孩子，天生都是爱父母的，童年时的伯格曼，面对严厉的父亲，非常畏惧，因此常常渴望讨好母亲，他会在母亲身边各种献殷勤，遗憾的是，换来的是母亲的厌烦。 后来，伯格曼终于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生病，只要假装生病，就会换来母亲的温存和关心，于是，他开始频繁假装生病，当然，一开始很有效，渐渐的，母亲识别了他的谎言，迎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惩罚。 成人后，伯格曼曾感慨，为何没有人去关心，一个孩子渴望生病背后的深刻原因。 他曾和母亲讲述过自己的委屈，但是母亲告诉他，那个时候，自己也很困惑，只能求助医生，医生告诉他，对待孩子的谎言，必须严格惩罚，否则会让孩子养成撒谎的习惯。 于是，当发现讨好，生病，都无法换来母亲的关注时，敏感的伯格曼发现，母亲不能忍受冷漠和心不在焉，这些会激怒母亲。所以，伯格曼在母亲面前，学会了伪装自己真实的爱，抑制住自己的激情，而假装傲慢和漫不经心，或者彬彬有礼的疏离。 不仅如此，童年时代，因为父母常常争吵，也让伯格曼陷入不安。 伯格曼一直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他还很小，不明白母亲为何总是情感冷漠，直到有一天，母亲带着行李，要离开这个家。父亲极力挽留，两人在客厅发生争执，情绪冲动中，母亲甩手给了父亲一巴掌，而父亲，也用暴力控制了母亲。 长大后，伯格曼才知道，原来母亲外遇了，想要离开这个家，父亲不同意，从最终的争吵，暴力，到后来母亲的妥协，一切父母情绪的波动，毫无疑问的都影响着孩子。 在父母情感破裂的那一瞬间，幼小的伯格曼发誓，如果父母可以重修于好，他愿意放弃珍爱的一切。孩子总是觉得父母的问题，都是源于自己，父母总是以为，自己在孩子面前，掩饰的很好，但其实，彼此的痛苦，都会彼此影响。
后来，为了孩子，父母继续决定在一起，他们带着伪装的面具，在孩子面前粉饰太平，而小心翼翼的伯格曼，也许会了戴着面具，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但是这种伪装，后来成为他一辈子也摘不下的面具。 在自传里，伯格曼心痛的说：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从来没有机会揭穿自己的游戏，扔掉假面具，放纵自己，投入彼此关心的怀抱中。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去世时，享年89岁，他经历了5段破碎的婚姻，留下了8个孩子，有过几十个情妇，但他从未关心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的每一个孩子，无一例外的，憎恨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他曾说：我成为一个工作狂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逃避个人生活的惨败，我想成为一名好导演，因为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终其一生，伯格曼都在逃避生活，就像电影中的伊利斯一样，旁观和解构别人的人生，因为正经历着，自己人生的坍塌和无可避免的失败。 伯格曼曾半开玩笑的表示，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唯一参加的党派，是恐惧党。 对真实的人生，压倒性的恐惧，是他逃避真实人生的原因。 而那一面，自童年时就戴上，再也摘不下来的面具，是他生活彻头彻尾失败的根源。
该如何摆脱习惯性的伪装，扔点假面具，放纵自己，投入彼此关心的怀抱，不仅是伯格曼的困惑，也是生活中，每个经历过破损之后，渴望真正生活的人，渴求寻找的答案。 而伯格曼，从来不负责解惑，看他的电影，只能找到问题，却找不到答案。 就算，有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可是实践起来，也好难。 因为我们无可避免的，和真实的人格，脱节了，戴着面具的我们，怎么可能找到真正爱我们的人呢？又怎么用真实的方式，去爱别人呢？ 这也是，悲剧循环的根源吧。 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人格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人格的维护需要维护面具的完整性，而关于一个人的真相总是揭开面具，那么关于整个生活的真相，就是彻底打碎隐藏在绝对残酷背后的整个表象。 这解释了，为何终其一生，伯格曼都在不断的提问，质疑，寻求真相。为何在他的电影中，充满着如此多的情感纠结，犹豫和痛苦。 作为习惯接受观点，看重结果，寻求答案的人，我们的思维很难理解，一个不断质疑，询问，却不给出答案的电影人，他的存在有何意义。 但是，真实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缺陷，困惑，伪装，面具，破碎和虚无，就是伯格曼的电影，所呈现给我们的全部。 因为先有面对真实的勇气，才有正确解答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在评论伯格曼的电影时，曾经表示：要热爱伯格曼的电影，就不能害怕黑暗……伯格曼的严肃和深刻的个人主题，包括对死亡和信仰的关注，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所以，伯格曼的电影很真实，很残酷，很严肃，看他的电影，不是一种消遣和放松，而是一种哲学思考，生命的探寻和追究。 这个私生活混乱，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承受着极大痛苦的老人，终其一生，都在用电影解锁人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告诉所有人：我明白了，如果我能控制负面力量，并把它们驾驭在我的战车上，那么它们就能对我有利...百合经常从尸体里长出来。 至此，谁能说，伯格曼的一生，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呢？ 文 | 巴黎夜玫瑰 图 | 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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