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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一个情景：你带着你心爱的家人，到医院去体检。如果通过种种的体检，医生告诉你，你不仅没有病，而且没有病的风险，你会想起一首歌《最浪漫的事》。然后你带着心爱的人，朝着家的方向，一直向前，这多浪漫呢。我们医生很希望这样。在医院的病房里，如果一个病人被告知：你的肿瘤是良性的。放疗、化疗、生物治疗，都不需要。那你也是兴奋的，医生也是高兴的。但是，有一些疾病非常地复杂，这个问题大家都要面对。到底什么是肿瘤？讲到肿瘤，肿瘤是一个统称，它是指的我们人体局部的细胞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增生。也就是说细胞进行不断地分裂，分裂以后表现的形式呢，是形成一团，甚至一个包块，这样一个新生物。所以它是一个笼统的称谓，这些肿瘤它从形式上，可以表现出是一个包块，这叫作实体瘤。还有一些肿瘤，是一开始产生，就可以弥散在全身的，比如说白血病，它叫作非实体瘤。无论实体瘤还是非实体瘤，在病理上，我们根据它的生物学行为，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这两种肿瘤我们可以通过切片观察，去识别它。一个合格的病理医生，及时正确地诊断，非常重要。 我们国家“健康中国2030”，对癌症的五年生存率有一个明确的指标要求：希望五年生存率能提高15%，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五年生存率就是治疗以后，只要你活过五年，90%甚至90％以上的病人，意味着接近治愈，可以长期存活。中国每年新诊断的病例，确诊的癌症的病人，每年超过三百九十万。所以研究新的药物靶点，开发新的治疗药物，是我们战胜肿瘤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那大家要问，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病，能够用靶向药物呢？用了以后，它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怎样呢？这就需要我们病理医生，去对这个肿瘤进行精准地诊断，能够准确的知道：你这个疾病到底原因是什么？发病环节里边，可能存在的治疗的靶点，正好有没有这样的药物。 只有病理科医生能够有权利签发肿瘤的最后报告，来决定临床医生的治疗方案。精准治疗的前提，就是精准的诊断。我记得2009年，一个七岁的男孩，腹部疼痛，经过检查，怀疑有肠套叠，诊断之后病因不清。所以征得家属的同意，然后就做了腹腔镜手术，就是从肚子上打上孔，然后插进去，做局部的微创的手术。就发现小肠有三公分大小的一个隆起，把这个隆起切下来一小块送到病理科，我们初步诊断是一个淋巴瘤。因为淋巴瘤它有很多的分型，我们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做一些蛋白的检测，精准诊断。最后就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淋巴瘤，是来源于B淋巴细胞的一个淋巴瘤，恶性程度很高。但是这个肿瘤呢，它对化疗很敏感，只要你及时地有正确的化疗的方案，他可以得到痊愈。所以，由于我们的及时地诊断，正确地分型，病人和家属的配合，这个病人得到了全套的正规的化疗的方案。今年，2019年，手术之后的十年，他考上了大学，开启了他人生的新旅程。如果漏诊了，误诊了，不能准确地去做精准诊断，那么治疗可能是不精准的，会影响他的最后的结局。精准诊断，这个工作都要靠病理医生，只有我们能够有这个权利，签发肿瘤的最后报告，来决定临床医生的治疗方案。 怀着医学初心，选择做脑肿瘤病理。讲到学医的初心，我从小就梦想着当一名医生。大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病理专业。因为，没有哪个医学的专业，能够那么充分地去运用基础医学的知识，指导临床医学的发展。上了研究生就面临着要选题，你做什么研究方向？解决什么科学问题？我们病理学科，在全世界最有名的是烧伤医学。我就想，烧伤病理，我们前人和同门们已经做得很好。那么面临的，我们国家的另外的问题，比如说癌症，我们病理上能做什么？我们诊断上能做什么研究，能指导临床，指导药物研发？所以我的课题选择做肿瘤。肿瘤是人类要战胜攻克的最大的难题，千百年来人们都梦想着认识肿瘤的本质，一百多年以来，人们也都想找肿瘤里边的“种子”。80年代的后期，脑科学被认为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我就选择了做脑肿瘤病理。脑肿瘤里边最常见的原发性的肿瘤，是一种叫作恶性胶质细胞瘤的，这样一个肿瘤。 从血管的角度，精准诊断。发现胶质瘤干细胞是导致癌症的罪魁祸首！那时候还没有电子化，我就把过去十几年的，所有的脑肿瘤的切片，去把一份一份的病例找到，然后一个一个看。每看的一个病例，每一张切片，我都画了图。我跟我的团队，一共看了五万多例癌症病人肿瘤里边的血管。因为过去一百多年，诊断癌症主要看癌细胞，都认为癌细胞是最大的罪魁祸首，治疗也是要杀死它。除了看癌细胞以外，我发现这个血管很独特，所以我把它都画出来。最后，在大家认为没有规律的肿瘤的血管中，我把它归纳出至少有八大类。因为肿瘤要生长就需要营养，这是很普通的道理。于是在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弗克曼教授就提出一个理论和设想：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要依赖新生的这个血管。那由此可以推论 ，如果能够抑制这个血管的生长，就可能是一个非常崭新的抗肿瘤治疗的方法。当时提出以后，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人们对于针对癌细胞的治疗，不能发挥理想的治疗效果的时候，人们就想起，针对癌细胞以外的血管会不会有效呢？人们预测抗血管生成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胜甚至消灭癌症的一个方法。 2002年，我访问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在期间，我就去拜访了弗克曼教授。我跟他讲我做病理所看到的血管，我说肿瘤血管多是事实，是新生的也是事实。但是我说你知不知道，即使是同个病人，同种肿瘤，不同区域或者是不同病人的同种肿瘤，血管是不一样，包括它血管壁，你药物要进去，它要穿过血管壁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那它既然都不一样，肯定你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新的策略，不会全部都有效，也就是我们讲的“广谱”。他觉得也有道理，说你能不能在这做研究？我说我要回国的。然后我们就针对肿瘤里边血管，哪些成分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来源是什么，治疗上有什么意义，开展了系列的研究。然后提出了肿瘤在构筑成分上、表现形式上有什么不同，让这种不同指导治疗策略。而这八大类的形态，我们给它起名叫“肿瘤血管构筑表型”。我们课题组直接把它用到了诊断，这是其他研究机构和国际上常规肿瘤诊断所没有用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首次的提出和发现。 所以我们做的这份工作，就是怎么来从血管的角度，精准诊断，指导个体化的用药，这是一个崭新的抗肿瘤治疗的方法。那么后来在血管的周围，我们就发现了一群非常特别的细胞，这些细胞看起来个子很小，很幼稚，不像成熟的细胞那样，也不像其他的癌细胞那样的标记。我们把这些细胞分离出来，证明它是一种具有干细胞特性的，但是又是肿瘤细胞，我们把它们认定，这是胶质瘤干细胞，可以说它是罪魁祸首。那么怎么去认识这些肿瘤，在切片上把它认出来呢？认出来以后我们知道它多少，不就可以预测这个病人化疗、放疗有没有效吗？病人最后的预后，癌症最后的结局好不好。 未来的病理学，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把前人的智慧数字化，标准化，然后通过人工智能，通过一些生物信息的分析，能够让诊断更加准确，信息更加共享，能够让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也幻想有一天，我们病理医生，可以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可以坐在高铁上，可以在飞机上，然后想象着或者控制着远方的，手术标准的智慧取材，能够准确地找到病变，然后去指导它。然后扫描出来的数字化病理，能够与云端的，全世界的同类的疾病去比较，得出一个几乎完美的诊断。希望那一天能够到来，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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