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4月12日■见习记者 李楚悦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王放和他从事的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工作获得了更多关注，他却喜忧参半，甚至忧更多一些。王放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供职于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野生动物种群动态、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明确提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29日，王放受邀在央视新闻做了一场直播，兴致勃勃想好好聊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和野生动物物种的全面保护，但直播中不得不非常生硬地砍掉了很多互动问题。60分钟的直播，差不多有25分钟王放都在回答类似“竹鼠能不能吃？”“牛蛙能不能吃？”“小龙虾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 4月8日，农业农村部在其官网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陆生动物而言，除了这一目录中所列允许食用的动物种类，其人工养殖种群是被允许食用的，其野外种群和这个目录以外的其他所有陆生野生动物均属于禁止食用范围。 传染病疫情让更多的人对野生动物产生好奇，但大多数人对此知之甚少，好奇心只停留在餐桌边缘。“我后来想，说到野生动物，其实普通市民除了餐桌上能想起来，确实很少能感受到遥远的野生动物和自己有什么直接联系。”回想起那次直播的经历，王放觉得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的问题总围绕着“吃”。 被利益捆绑的野生动物 民以食为天。普通人对野生动物，最关心的或许就是“吃”。但真正将野生动物绑上餐桌的往往是利益和权力。 中国人热衷野味是一些人的刻板印象，王放认为这个评价并不准确。整个人类发展演化史中，野生动物都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食物来源，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存在“吃野味”。他说：“只是最近几十年，伴随枪、钢丝套、电网的出现，野味食用量才激增。” 野生动物的药用价值也同样被高估了。说起熊胆、穿山甲鳞片，常常有人列举《本草纲目》或中医药方的记载，事实上医典药典中记载的药材众多，选择范围广泛。 王放指出，“熊胆现在可以人工合成，穿山甲鳞片基本是和指甲成分差不多的β-角蛋白。现代化工产业成熟之后，完全可以生产替代品。把珍稀动物制品和中华文化、中医药强行捆绑，我们是非常反感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对野生动物、对中医文化都是损害。” 人们吃野味，往往并非真的相信其具有特殊的营养，而是抱着物以稀为贵的猎奇心理。更多时候，野味还与金钱或者特权相捆绑。王放自己就体验过，大家围坐一桌，聊的是“这个东西不好搞，很不容易才搞到的；这个东西别处是吃不到的，所以咱们今天小规模聚在一起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成为社会共识。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王放把这一举措理解成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法”。“先用看似‘一刀切’的举措来传递一个信息：野生动物不能上餐桌，野生动物的皮毛和制品不能使用。但是后面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只停留在能吃不能吃、能用不能用这样的层面。”在后续的立法和科普中，需要解决更多关于如何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 恐慌源于未知 人们对一件事物不了解，往往更容易产生恐惧或是抵触的情绪，尤其是身处灾难之中。 国内疫情刚刚暴发时，大家知道了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如果发现身边出现蝙蝠，恐慌是普遍心态。林业部门成了当时重要的求助对象。然而，在城市中驱赶捕杀蝙蝠等动物是非常危险的。危险不仅来自动物本身可能携带的传染病病毒，还有捕杀带来生态系统的破坏。但疫情之下，林业部门无法拒绝市民驱赶蝙蝠的求助，至少不能在电话里一口回绝，要一家一户到现场去探查，当面沟通。 “我们一方面觉得这样的求助合理；另一方面又觉得，出现了这些恐慌的情绪，还是缺乏法规、方案和数据来有效应对。”在王放看来，这是了解程度不够带来的恐慌。 “很多人都知道角马的迁徙，但是藏羚羊的迁徙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王放发现，公众往往对非洲的动物更了解，却对中国的动物并不熟悉。对相对遥远的荒野野生动物有更多印象，但鲜少知道城市中小区里的野生动物。 即便是科研团队和林业部门，也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城市野生动物信息。大量的城市动物并不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之内，缺乏相关预案则带来工作的低效和偏差。一旦有市民报警说家里出现了蝙蝠，常常要立刻讨论如何处理。包括小区里的貉、刺猬、黄鼠狼，每一个种类都需要单独讨论。《野生动物保护法》本身作为上位法存在，只规定了思路和规章，具体实施和操作仍需要下位法来完善。 王放认为，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数据的欠缺相关。“其实最终我们去解决上述困难，都需要依靠数据。比如2019年11月，北京出现了鼠疫患者。那么其他城市、比如上海的啮齿类动物是什么状态，城市公园里的松鼠会不会有鼠疫？当时都不是很清楚。新冠疫情发生后，很多人马上问上海到底有多少蝙蝠？分布在哪儿？这些信息大量空缺。当市民出现恐慌情绪的时候，如果能够手拍胸脯说，我们有一个监测网络，这个网络监测到上海的蝙蝠没有病原，或者能够拿出几年的数据，告诉市民动物疫病的情况如何，哪些动物受法律保护，且有紧急预案可以遵循，市民都能听明白，也能有效消除恐慌。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 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王放录制了一场“一席”（一档演讲类视频节目），原计划在2020年2月完成制作对外发布。到了2月，工作人员问他，这个时候讨论野生动物共存，会不会太不合适了？王放反倒觉得，疫情之下人们的恐慌和不理解，更凸显这项工作的急迫性——只有弄清楚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共存且冲突的状况，才能够谈论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重新讨论“三有动物” 疫情本身是场灾难，但对野生动物保护来说，或许是推动人们改变观念的机会。 执念于“能不能吃”的心态，建立在“野生动物是资源”这样的观念之上，而非基于野生动物对于生态平衡重要性的考虑。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曾在2003年和2016年有过两次修订，但“野生动物是资源”这一核心理念始终没变。王放期待2020年修法时，能够有机会在理念层面作出改变，这也是很多人正在推动的方向。 对“三有动物”概念的重新讨论正是改变观念的重要议题之一。 “三有动物”指的是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王放和其他很多团体都批评过“三有动物”这个概念，但“三有动物”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很长时间里，“三有动物”名单是作为“救命稻草”存在的。王放介绍，“出现的背景是，最初大家只保护大熊猫、金丝猴和白鳍豚。有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前辈就提出，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值得保护，不能只盯着几个‘明星’，所以列了一个‘三有动物’名单，名单里面的动物都得保护。保护物种一下从几百个扩充到了接近两千个。回头来看，‘三有动物’的产生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像麻雀这样的动物，以前在马路上随便打随便抓，甚至烤着吃，没有什么法律法规能够禁止。” 尽管今天重新审视“三有动物”名单，会发现名单之外仍有1000多个物种没有得到保护，近年来新发现的物种、亚种也都不在保护范围之内。但在王放看来，重新评价“三有动物”这一概念，恰恰证明了国家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能力上有所提升，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得到了发展。“我们批评‘三有动物’并不是完全否定，不是认为这个概念不应该产生，而是在这个概念诞生了近20年后，我们希望有机会废除这个名单，让所有动物都适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如果有一天取消了这个概念，证明我们又进步了。” 当下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是以保护一个个物种作为核心目标。王放和许多研究者期待的转变是从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性出发，“看到整个生态系统在给人提供什么服务，追求市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系统性的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才真正体现了我们期待之中的野生动物与人的关系。意识不到这样关系层面的意义，就难免停留在能吃不能吃的阶段。” 让世界回到原本的样子 在各种演讲、科普或是直播场合，王放反复探讨的议题是“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与共存”。 他有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快速恢复城市生态，生物多样性也会因此随之恢复。30年之后市民可以非常轻松地发现身边的野生动物。“今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身边有许多野生动物，但是几十年后就不一样了。比如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建的奥林匹克公园，2007年的时候北京林业大学去做调查，当时公园就是一个大工地。建成3年后，公园里面鸟类就超过200种。建成10年后，大量居民看到刺猬、黄鼠狼、松鼠在公园附近活动。后来需要对附近道路翻修的时候，就有市民主动提出，可能会破坏松鼠这些动物的栖息地。所以转变其实是可以迅速发生的。” 城市不只是人类的家园，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土。王放强调，生物多样性并不是需要追求的目标，而是让世界回到原本的样子。 通过80台红外触发相机的记录，王放和他的团队发现，上海超过60个小区有貉出没，它们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苏州、杭州、无锡等地也都存在。貉是一种野生犬科动物，比猫、兔略大一点，性格相对羞怯温顺，适合在城市活动，与人类共处。 在许多人的意识里，保护荒野动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提起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保护，则常常遇到很多阻碍。 王放在上海的小区里调研貉，会有阿姨质疑：“研究它做啥，貉有可能把我喂的流浪小猫叼走，太讨厌了。”还有小区的居民问，像貉这样的动物会不会携带细菌病毒？王放只能回答：“确实可能携带，但存在于貉身上的细菌病毒并不比存在于流浪猫狗身上的更多。” “我们追求城市生物多样性，不是说对人有用就可以留下来，对人没有用就可以被砍掉。或者它大部分时候是有用的，但有时候会和人产生冲突，我们就可以大规模清除它，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生物多样性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王放解释。 随着城市生态越来越好，生物多样性一定会带来冲突，而且冲突会不断增多。管理这样的生态系统难度也会增加。 在美国工作时，王放的办公室门口出现过一只会推门乞食的浣熊，面对浣熊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即便是身为专业人士的王放，依然没忍住给它喂了猫粮。但后来，这只对人类生活空间充满好奇，且从人类这里尝到甜头的浣熊因为咬断电线造成了办公室停电，而它自己则触电身亡。 类似这样的冲突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柏林的野猪、伦敦的狐狸常常走上街头给人类制造麻烦。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环境，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王放觉得，“对于未来的我们来说，可能也要学会去面对、习惯、容忍这些冲突，在这个过程之中再去寻找可持续的管理办法。一定不是只要有冲突就把动物杀死，而是去减少冲突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知道这个冲突永远不可能消失。” 城市之中，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比较理想的共生状态是，能给彼此空间，能够容忍野生动物存在于身边，但需要通过更好探索研究、城市管理和规划设计来减少冲突，减少互相侵犯。人类能够享受生态的环境，同时不必担忧寄生虫、传染病或者是财产损失。 如何实现这样的理想状态，需要所有人参与思考。2019年开始，王放带领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发起了“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邀请公众在上海参与城市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工作。 在研究动物的这些年里，王放有过很多难忘的经历和场面。最近的一次是，他在上海的小区里研究貉。“我站在那，貉就会跑到我的跟前来打量我。有一次我打开手机摄像功能放在地上后躲开十几米，貉跑过来研究我的手机，留下来很多有意思的画面。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对人充满好奇，它们没有把人类当成洪水猛兽，而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共存的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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