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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明星置入互动的社会背景，研究明星全方面的角色形象和行为方式，是当下明星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正如学者格雷姆·特纳在《电影作为社会实践》中讲述：“如果我们要讨论一部影片的意义，就要避免把角色看作是明星隐没自我的容器这种源自文学的观念。我们需要考虑电影明星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对于角色诠释的作用。”[1]明星作为一个“被结构的多义体”[2]，在不同情境下的角色扮演都体现出意义生产的过程。本文以奥黛丽·赫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她在银幕情境、家庭情境、公益情境下的角色扮演，并得出她的个人魅力得益于她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不同角色充满理性的控制能力。 一.自我角色的认知与管理 你给这一代的女孩带来了一份自己能够成功的信念，包括有志向的年轻女孩，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女性，相信自己有崇高使命的女人，她们都向你看齐。你把自我发挥到极致，瞧瞧你的成就。这，才是你真正的天赋。[3] ——《奥黛丽·赫本的故事》 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孩子从语言接收到社会信息时，便进入了社会化的过程。孩子从语言中区分出自我与他者，自我的概念包含着通过角色扮演而形成的社会中的自我。孩子并不具备天生的自我意识，而是在对符号的学习和理解中了解自己与他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并形成双向的社会反馈。这意味着进行社会互动或角色呈现的前提，是对自我角色的认知与管理。 自我概念的确立是进行有效社会互动的基础。美国精神病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在他的八阶段理论中提出，12至20岁是人类自我人格形成期的关键，青少年需要建立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认知自己在社会集体中所占的地位，若没有达到自我同一性，便会出现角色混乱的危机。同一性是指个体将成长经历、价值信仰、行为动力等进行自我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可推导的完整形象。同一性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是个体自我、集体自我与关系自我的协调统一，它影响着人类在日后进行社会互动时，作出的行为与反应是否符合自我要求的行为预期。若青少年因生活经历等因素对自我角色产生逃避或抗拒心理，便难以有效管理与他人互动时的形象呈现，甚至采取不符合情境的异常行为。 奥黛丽·赫本青少年时期 在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人们认知了自己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了解该角色具有哪些符号化的行为特征。奥黛丽赫本在青少年时期的自我形象整合主要受三个方面影响：家庭、战争、芭蕾。她的父亲因性情与政治缘故难以对家庭传达爱意，于赫本幼年便不辞而别。即使拥有荷兰贵族血统的母亲对赫本有着无微不至的关爱，但赫本从小对缺席的父亲有着执念。父女关系使赫本认知到自己是缺乏父爱和安全感的孩子，而母女关系使赫本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自立和坚强。二战爆发，赫本与母亲为规避战争来到荷兰，却未想到1940年宣称中立的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由于食物匮乏，经常以郁金香球根等植物为填腹之物。青少年赫本在战争的背景下，收到了联合国派送的救济物，这份互动使她学得了联合国所象征的正义、和平与友爱。即使战争爆发，伟大的母亲仍然让赫本坚持芭蕾舞的学习，这使得高挑纤细的身体成为赫本行走的代名词。在这三段经历下，赫本学会了不同情境下所具备的自我呈现方法：向往家庭、富有爱心、行为优雅。 奥黛丽·赫本在练习瑜伽 赫本成年后，根据不同的情境饰演着关于这三个符号应有的形象。由于向往家庭，所以她在选择伴侣时，会主动选择像梅尔·费勒一般控制力极强的成熟男子。又因为希望填补儿时遗憾，所以她以孩子为重，并为孩子与家庭搁置演艺事业。源于一颗充满爱和感恩的心灵，她饰演了《修女传》，并在晚年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尽自己的名人效应帮助非洲儿童。因为一贯的体态优雅，所以她喜欢露出脖颈的服装、发音纯正的英国口音，并待人亲近和善。这使得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直到永远》中，联想好莱坞谁能胜任天使的角色时，他的脑海立马涌现——非奥黛丽·赫本莫属。 赫本在青少年时期形成了完整的自我同一性，实现了自我角色确立与自我行为预期。即使父亲角色的不在场致使赫本极其缺乏安全感，但她总在付出有效的行动去弥补童年缺陷，去完善她心中的理想自我。坚持自我并非易事，尤其是作为演员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二.银幕中的角色期待与表演 “赫本总是在公众面前完美扮演自己的角色，无论是在直接和她相关的场合上，如她所演电影的开幕式，还是在她只作为嘉宾出席的场合中。她的出席和造型总是能吸引大家的注目，无论是摄影师还是其他嘉宾。”[4] ——《奥黛丽·赫本在罗马》 在公众面前，赫本最被人熟知的社会角色是好莱坞演员。人们对她所饰演的角色抱以期待，而演员需要做的便是符合观众期待并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突破。观众对奥黛丽·赫本的期待始自她的成名话剧：《琪琪》。编剧柯莱特在片场发现她时，惊呼“她就是我的琪琪”。在排练时，柯莱特对赫本说道：“你不用太过考虑演绎技巧，你就做你自己，你就是琪琪。”[5]赫本是幸运的，观众喜爱她是因为她本身，而非特意迎合某一商业角色。但是成功的演员必定会经过多重观众期待的考验，并赋予自身更加丰富且饱满的公众形象：一方面，明星公司会对明星形象进行维护与巩固；另一方面，演员饰演的电影角色会对明星形象进行补充。 演员与演员公司在筛选剧本时，内心会具备一个格式塔式的建构：预期演员将面临何种情境，应当扮演什么社会角色，该角色会具备哪些行为模式，对明星身份有何种影响。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利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自己的形象，并努力获取良好的表演效果。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则是共同建构一个公共形象。双方通过角色的塑造获取物质与精神的满足。 奥黛丽·赫本主演《龙凤配》 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制片厂会为明星提供一套量身定做的行为规范，迎合观众对该角色的期待。明星形象作为被电影文本及其他多种媒体结构的多义体，既要在“前台”扮演人设，又要避免“后台”爆发负面新闻影响其明星价值。制片机构对“前台”的印象管理，便是站在自我预期的角度，对明星角色进行符号化的塑造。例如，预测扮演何种角色能使明星的演艺事业更进一步。起初，奥黛丽·赫本拒绝扮演《蒂凡尼早餐》中的应召女郎，该角色的社会角色普遍具有随便、放荡的符号特征，因此她认为这有损她得体优雅的公共形象。后来，她又希望饰演《修女传》，希望通过饰演一部严肃剧的角色，来赋予自身仁爱、正义的形象特征，使观众肯定她的演技和角色魅力。事实证明，赫本饰演的霍莉·戈莱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是肤浅的爱慕虚荣，而是有利于赫本形象的天真烂漫、纯情善良；而路加修女的角色则为日后赫本富有爱心、怜悯之心的大使形象做下了铺垫。 奥黛丽·赫本主演《蒂凡尼的早餐》 演员对“后台”的角色管理同样重要，随着媒体技术的普及，演员的“后台”往往会被媒体报道在“前台”上，从而使演员的公共形象受损。赫本之所以在大众面前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形象，一是因为她十分看重自己的隐私，尽可能不让媒体接近她的私人生活——因此搬到瑞士和罗马生活；二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日常角色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她总是在得体地控制自己：在日常穿着打扮上需要得体大方，谈吐说话要注重发音技巧，对待感情要善于沟通。正如她的儿子卢卡·多蒂所说：“当赫本成为一个全职太太和妈妈时，她的风格依然保有一贯的优雅。她总是通过一些手工制品、具有异域风情的小玩意儿或配饰来给造型增色。她还喜欢剪裁讲究的中性服饰，宽松的羊毛开襟衫，法兰绒长裤还有丝质衬衫，这些是永恒的经典：简洁、自信，一如既往的女人味。”[6]正是在她富有控制力的角色印象管理中，媒体几乎未曾挖掘赫本有何丑闻，赫本的明星形象因此得以长青且极具符号代表性的存在。 三.角色冲突：家庭角色与明星角色 “工作邀请纷至沓来，但赫本仍决定以家庭为重。她似乎毫不关心聚光灯会离她远去，在罗马她有着自己珍重的社交圈，有着奥林匹亚·托洛尼亚和多丽丝·柏连娜这样的闺中密友。作为公众人物时，她的行程密集，鲜少享受这样的时刻，而这样的生活恰恰为她所喜爱。”[7] ——《奥黛丽·赫本在罗马》 角色冲突指人担任多种社会角色时，具备不同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角色承担者自身地位内部产生的冲突；二是人与他人之间交往时产生的社会角色冲突。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大多数女明星需要衡量事业与家庭的权重。当明星与母亲的双重身份被置于同一角色当中，便会出现角色冲突的困境。由于不同身份会带来不同的自我认同，角色身份的冲突往往会引发明星对自我认同的混乱，这成为许多明星压力的导火索。赫本在面对这份冲突时，仍旧以自我认知为中心，坚持把母亲的角色看作最重要的角色。 明星的身份往往要求角色具备经常外出活动、在荧幕中与他人传达爱意、事业繁忙的行为模式，有时甚至需要在观众面前维持大众情人的形象。而一位成功的母亲和妻子身份则要求角色具备相夫教子、管理后院、安分守己的行为模式。若坚持做一位成功的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就需要减少演艺工作。不少明星为此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专心致志在公众面前维持单身形象。而赫本很直接地作出了决定：为了家庭搁置自己的演艺事业。“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赫本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8] 奥黛丽·赫本和她的两个儿子 在与孩子进行互动时，赫本不是以一位明星的角色处理她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一位普通的母亲。赫本的传记作者之一巴里·帕里斯曾说道：“奥黛丽·赫本在生活中最棒的角色就是母亲。她的两个儿子绝对可以证明。”[9]她的大儿子西恩·赫本·费勒感叹道：“在我的印象中，奥黛丽·赫本首先是我的母亲我的朋友，其次才是一位巨星。事实上，我在很久以后才认识到她对世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10]在与丈夫进行互动时，赫本扮演的角色始终是一位婚姻维护者。即使两任丈夫总是花名在外，但赫本仍旧尽最大的可能维持婚姻。与安德烈·多蒂离婚后，为了让孩子不缺失父爱，赫本依旧与其保持适当的联系。 奥黛丽·赫本之所以能够规避明星角色与母亲角色的冲突，在于始终如一地坚持自我，并未因银幕中的角色与光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自我形象。幼时父亲的出走，让她极其渴望完整的家庭。因此，她把自己的遗憾尽力弥补在孩子身上。 四.社会公益角色的胜任 赫本回忆，“幸好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驻了我们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成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将铭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的帮助。”[11] ——《天使在人间》 奥黛丽·赫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战争，作为一名传话员，为抵抗军的胜利作出贡献。通过明星身份获得社会名望之后，她加入到曾经救助过她的联合国机构，并作为儿童基金会的慈善大使，于1988年至1993年间，在全球各地号召人们对非洲的贫困儿童进行捐款。赫本对自我的认知通过公益活动得到升华，她不再仅从儿时经历确立自我的概念，更是从社会认同中完善了自我，得到了认同。 “社会自我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担任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知觉，包括对各种角色关系、角色地位、角色技能和角色体验的认知和评价。”[12]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对个体的认同，因此社会自我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人际关系，另外一种是对集体的从属意识。 晚年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大使 奥黛丽·赫本在这一时期，与罗伯特·沃德思建立起灵魂伴侣的人际关系。他们一起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与彼此分享对社会的看法。他们的关系不再限于赫本年轻时对家庭、婚姻、孩子的向往，而是一种单纯的情感陪伴。这份人际关系使赫本在晚年接纳了自身婚姻的缺陷，与自我得到良好的和解。同时，赫本还与非洲贫困儿童建立起人际关系，她为这些儿童筹钱募捐，使她从奉献中感受到了群体认同。这份群体认同依赖于角色认知与管理。和商业代言有所差别，慈善大使需要承担缓解贫富差距、救助卑微生命、唤起人性良知的任务，承载着公众的诸多期待。因此，对名人的社会形象、个人品质、道德素养有着极高的要求。奥黛丽·赫本在荧幕和日常生活中都作为一位优雅得体的人物，对社会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力。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有能力且有义务对社会作出贡献，便实现了社会自我的完成。就像她在饰演《修女传》时对朋友吐露的：这个角色就是另一个自己，她们有着类似的理想。[13]她通过承担了公益群体的代言人角色，治愈了自己在战乱时期遭受的悲伤与痛苦，致力于把博爱的精神传递给他人。 五.结语 通过分析奥黛丽·赫本的角色集，可以认知奥黛丽·赫本在不同情境下的角色扮演能力。她对自我有着明确的认知，在不同情境下的互动都能达到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这使得她在公众面前成为一个典型的符号：奥黛丽·赫本——优雅的明星、成功的母亲、善良的公益人士。 拍摄《罗马假日》中的赫本 引用资料 [1]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38 [2]查理德·戴尔.明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Steven Robman.奥黛丽·赫本的故事.哥伦比亚三星家庭视频公司.2000. [4]卢多维卡·达米亚尼.奥黛丽·赫本在罗马[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77. [5]Steven Robman.奥黛丽·赫本的故事.哥伦比亚三星家庭视频公司.2000. [6]卢多维卡·达米亚尼.奥黛丽·赫本在罗马[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41. [7]卢多维卡·达米亚尼.奥黛丽·赫本在罗马[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41. [8]肖恩·赫本·费雷.天使在人间[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3. [9]绝代淑女：奥黛丽·赫本. CCTV-1《魅力记录》栏目.2013. [10]绝代淑女：奥黛丽·赫本. CCTV-1《魅力记录》栏目.2013. [11]肖恩·赫本·费雷.天使在人间[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 [12]邱寿办. 大学生社会自我的发展研究[J]. 青年与社会：下. 2014. 000(007):42-43. [13]肖恩·赫本·费雷.天使在人间[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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