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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未曾在斯坦福大学和柏克莱大学这两间学校任过教，但多年来屡屡来此，也差一点当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这两间名校的背景和气氛大不相同：斯坦福是私立大学，乃西部贵族，我认为它是西部的普林斯顿，它却自称是西部的哈佛。三十多年前，我曾在此小住两个多月，在附近的小城租了一间车房上的阁楼。每天清晨起床，鸟语花香，令我心旷神怡。吃完自煮的简单早餐，就骑着租来的单车到几英里外的斯坦福校园内的胡佛图书馆去查资料。那真是段神仙过的日子，无忧无虑，只是往往囊空如洗，不到月底，就要等东部(哈佛) 汇来的奖学金。但好景不常。两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我又要束装回到天寒地冻的波士顿，真是依依难舍，很想留下来谋个小教职或研究员身份。于是次年就斗胆向斯坦福附近的一间州立小大学冒昧求职。这间学校叫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at Hayward，竟遭拒绝，还记得该校历史系主任回信说：本校名教授如云，包括不少哈佛博士! 我心里不服，怎么我这个哈佛的博士生就不算了? 岂有此理! 其实我心在斯坦福，却不敢申请。 三年后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助教教授，突然又接到斯坦福的邀请函，要我给一个演讲，似乎有意请我任教，当然大喜过望。不料刚下飞机，接机的系主任就很抱歉地说：我们已经请到人了，你且来玩玩!也罢，没缘就是没缘，何况我又是毛头小子，只出了一本书，承蒙瞧得起也就不错了。后来又有两次类似的经验，阴错阳差，都是功亏一簧，来不了，但至少在斯坦福宾馆的总统套房住过一晚，享受了一点儿虚荣!不错，在我心目中，斯坦福永远是间贵族学校，虽没有普林斯顿的东部贵族气，但我这个中产阶级的学子还是高攀不了，好在我的学生王斑终于受斯坦福礼聘任教授，这虽然全靠他自己的学术努力和成就，但我也沾了点光，与有荣焉！ 斯坦福的校园美极，盛夏傍晚，夕阳西下之后，坐在校园里的学生活动中心晚餐，坐在室外空地，听群鸟来朝，偶尔还会有几只大胆的小麻雀到餐桌上争食，令我不禁莞尔一笑，那种恬淡而幸福的心境，现在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后来我和妻子旧地重游，还特别到活动中心和附近的学校书店去参观一回，却大失所望。也许，失望的心情不因斯坦福而起，而是在自己，也许应该说是一种惆怅吧：一转眼之间，自己早已活了半百，臻入老年，虽然身旁有娇妻陪着，还是有点“老大徒伤悲”的感觉。斯坦福在学界名人辈出，如果当年自己果然在此任教的话，又会如何? 说不定又和在普林斯顿一样, 拿不到长俸而被解雇，抑或会“侯门一入深似海”，一进去就不可自拔，而只在此授教三十年书了。当年尊敬的几位斯坦福教授皆已英年早逝。我依稀还记得刘若愚教授饮酒时的豪情，还有那位懂得看相的语言学家高功毅，如今又安在?幸亏老友庄因当年大难不死，前年自斯坦福荣休，承蒙他夫妇接我们和他在美丽的“酒蟹居”吃饭。庄才子年过七十，依然豪情不减当年，妙语如珠，但酒量已不复当年勇了。人到晚年都要自求多福。子玉和庄因夫妇一见如故，她的第一本书《食物的往事追忆》就是请庄因画的封面，赫然有酒和蟹画在纸上!三十多年后，我们在斯坦福北面约一百英里的小城Daly City买了一幢小屋，每年冬夏在此避静，想到又会不时和湾区的旧友新知相聚，总算感到一种安慰。 柏克莱给我的印象全然不同。这间著名的大学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中的“旗舰”，名声远远超过其他各校（只有洛杉矶分校差可比拟）。在我的心目中, 它永远是一块自由圣地，集前卫、左翼和尖端学术于一炉，每每领风气之先，比芝加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非保守的哈佛可比。但哈佛资金雄厚，往往到柏克莱和芝加哥挖角，由此而把西部的“尖端”学术风气带到东部。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主观偏见，亚洲的“哈佛迷”不会同意。 我最早到柏克莱的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那也是美国大学的“火红年代”，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当然柏克莱是发源地，又领激进风气之先。我当年来此也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记得那时在柏克莱攻读的几位朋友也大多是受“文革”影响的激进派，唯独杨牧和张系国是例外。记得有一晚在杨牧家，各路英雄齐集，主客是刚从香港来的戴天。他刚刚经历过六十年代那场“暴动”的洗礼，大有九死一生的感受, 那晚他着实把我们每个人都教训了一顿：“你们在学院中闹革命，不知天高地厚。我才是真正经过革命洗礼的人! 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只见杨牧在旁纹风不动，屡屡劝酒。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又怀念那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豪情了。那是一个充满天真理想的年代! 人不能太过世故，晚年犹然。我和妻子都很天真，但我这颗赤子之心和离经叛道的思想，至少间接地受到柏克莱精神的影响。后来每次到柏克莱，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都精神振奋，觉得自己回到学术的“老家”。我在美国学界的知音，恐怕在柏克莱比哈佛还多。其中我最尊敬的柏克莱学者就是最近才去世的Frederic Wakeman（中文名字叫做魏斐德）。日前读到北岛纪念他的一篇散文，读时几乎流下泪来。有一股说不出的惆怅感。想他当年的学生、同事和我的知友叶文心比我感受更深。我没有北岛的文采, 只能随意记下几件小事, 聊作纪念之意。 美国学界之中，我认为只有魏斐德是学者兼文人。耶鲁的史景迁当然也是，而且文笔盖世。但我心目中却只有魏斐德一个人，因为他写过小说，他父亲曾是海明威的老友，他自幼就受到文学大师的熏陶。他写的书，非但史实雄厚，研究方法一丝不苟，而且读来像小说一样，有一种结构上的完美。但他有时也才笔尽露，收敛不够，写了一两本大书，读来反而不够顺畅。魏斐德为人十分豪爽，机智过人，我每作离经叛道式的学术演讲，唯有他的反应最为强烈，似乎与我最有共鸣。我一生中感受到的最大荣幸，是有一次在柏克莱演讲时，他介绍我说: “李欧梵, a modern Chinese man of letters。”我口说不敢当，却不免心中暗喜，深庆得到一个知音，因为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文人，“深层”兴趣是文学，研究什么都用文学的眼光去看, 但唯独研究文学的时候反而用历史的视野。魏斐德的文学根底深厚，他自己当然也有“文人”的一面，这种修养在历史的专业上是多余的，至少无足轻重。但往往他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课题和意义。 此处不谈学问。但是在有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倒是救了我一命。事缘我研究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对当年的广告和画报着了迷，于是斗胆提出一个研究报告大谈广告，恰好又是在柏克莱。报告完后，另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对我大加挞伐，认为我研究的东西是“莫须有”， 毫无历史价值。最后他还说了一句断语：“我想三十年代的上海根本没有广告公司!”不料魏斐德听后大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上海做广告生意, 经营广告公司的!”这一个“史实”即刻令这位史学家的判断不攻自破。两人旋即在方法学上大辩起来。显然魏斐德在为我说话。 魏斐德对我的礼遇尚不止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知道我要到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竟然在电话中说：“怎么不早告诉我你对西部学校有兴趣? 不如到柏克莱吧，我可以亲自向本校校长说项!”我在感激之余，也只能敬谢不敏，因为早已答应去洛杉矶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来不了柏克莱。 当年我的恩师夏济安先生和奇女子张爱玲都曾在柏克莱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呆过，我向往已久，终于如愿以偿，在此小住。我在印第安纳任教时，适逢休假一年，遂申请到三间大学去作研究，先去芝加哥，再到柏克莱，最后去哈佛。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老友杜维明为我安排住在柏克莱的女性教职员宾馆中，早年只限女性，现今已对外开放。我住在里面—— 一幢木板房，毫无史丹福宾馆的贵族气氛——如鱼得水。每天早晨到楼下餐厅与其他各地来的访问学者——不少是女性——共进早餐，并顺便请益，学到不少东西。有时魏斐德也会来和我们在隔邻的男性教员宾馆餐厅共进午餐，只见各路英雄豪杰都和他打招呼，不禁羡慕不已。也许，柏克莱才是我真正想来任教的学校，但偏偏没有这个缘分。那一年我本拟只在柏克莱过冬，研究三个月，然后再转到哈佛去，但北加州的春天太美了，柏克莱尤然。每天走在“电讯大道”（Telegraph Avenue）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老少嬉皮，精神为之一爽。当年我也曾“嬉”过一阵，还抽过大麻。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嬉皮风”只有柏克莱硕果仅存，难怪我感到十分自在，赖着不想走，哈佛也不去了，直到过了暑假才打道回府，返印大重拾教鞭。 事隔三十多年，我们又回到湾区，承蒙叶文心教授邀约吃饭，免不了回忆一番。那时魏斐德已经退休，搬到奥立岗州去了。前年从文心处听到他患癌症的消息，不料几个月后他就撒手西归了。去年夏天我们又回到Daly City的居所，然而我至今还不能鼓足勇气重游柏克莱。它留给我的回忆太多太丰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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