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与人类思想的巨匠们（五）

nzpeach 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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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法国巴黎的先贤祠里静静地躺着两位老人，他们是18世纪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在世时已享有盛誉，另一位则深受当时社会主流的排斥。

两位思想家的一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与导师伏尔泰（1694~1778），另一位是孤独一生的漫步者卢梭（1712~1778）。伏尔泰的诞辰比卢梭早18年，在启蒙运动中曾是卢梭的精神导师。但在后来的论战中他们各自捍卫自己的名誉和观点毫不退让，以至于在不断升级的笔伐中相互加深了对对方的伤害。

两位思想家在同一年（1778）去世，去世时已无法和解，但后人却将他们重新安置在了一起，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漫长而永久的岁月里终将释怀。

今天，先贤祠的静谧早已隔绝了当年火爆论战带来的喧嚣。不过，为了理解两位先贤的思想历程，让我们再次揭开历史的帷幕，重新回到当年那个群星绽放，而又硝烟弥漫的激情时代。

法国先贤祠

“还有你，感人的伏尔泰，

你的著作永远珍藏在我的心怀！”

这句诗是卢梭1732年在华伦夫人的家里所写，当时卢梭20岁。

1729年，17岁的卢梭从都灵回到安纳西，住进华伦夫人家。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找到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亨利亚德》，这是伏尔泰于1723年发表的史诗，卢梭从诗里学会了要在第三人称虚拟动词词尾加 ‘t’。

从此卢梭渴望阅读伏尔泰的作品，他和华伦夫人的朋友一起，“不漏过任何伏尔泰的作品”。“不久以后，他（伏尔泰）的《哲学书信》问世，尽管这的确不是他的最佳作品，但它对我未来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当时因此培养起来的兴趣，后来从未消失。”

以上是卢梭在《忏悔录》中对当年阅读伏尔泰作品的回忆，尽管卢梭在写《忏悔录》时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他年轻时对伏尔泰的敬仰之情依然记忆犹新。

卢梭的敬仰之情是当年欧洲进步青年对导师伏尔泰的普遍情感，这份情感一直伴随他于1741年来到了巴黎。

卢梭第一次与伏尔泰交往是在1745年，当时伏尔泰需要一位帮忙改剧本的下手，卢梭受黎塞留公爵推荐承担了这一角色。卢梭在改完剧本后热切期望得到伏尔泰的回应，“我一直在发奋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关注”，卢梭随剧本所附的信中写道。

不过伏尔泰除了礼貌上的回信并未有其它表示，也没有和卢梭见面，而且他们在之后的五年的时间里也没有书信往来。

18世纪书信

五年后（1750年），卢梭的才华已使他在法国文艺界崭露头角，成为巴黎众多名流沙龙的贵宾。

当时在法国最炽热的明星是由一批年轻思想家组成的“百科全书”派，其中有哲学家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他们和卢梭结下非常亲密的友谊，而且卢梭已接受了狄德罗的邀请，正在为《百科全书》撰写关于音乐的章节。卢梭实际上已经成为“百科全书”派这个战斗集体中的一员。

同年，《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当年因发表《盲人书简》被关入樊尚堡监狱，卢梭不顾经济的拮据，每天不辞辛劳地去看望好友。在一次去樊尚堡的途中，他偶然得知巴黎第戎学院举办论文竞赛的消息，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卢梭将自己的论文投稿，论文获得了第戎学院金奖。

卢梭再次满怀希望地将论文寄给了伏尔泰，不过，正在普鲁士担任宫廷文学侍从的伏尔泰（注：175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了柏林）认为这篇金奖论文只是一篇优秀的“小学生作文”。

尽管如此，卢梭仍然维护伏尔泰在心中的光辉形象，他认为当时社会流传关于伏尔泰的流言蜚语是某种卑鄙伎俩：“在我看来，无论人们对他说了什么，无非是一些妒忌的诽谤”“如果一个人（指伏尔泰）没有高尚而纯洁的心灵，去感受崇高的道德和甜美的友情，就不可能对它们作如此动人的讴歌。”

1755年，卢梭完成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社会契约论》（1754），这将他在法国的名声推到高点。不过，正在他的社会影响力日盛时，卢梭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迁往蒙莫朗西森林旁边的退隐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与此同时，身居普鲁士的伏尔泰因为和国王宠信的科学家莫佩尔蒂产生了剧烈矛盾，不得不被迫离开。但是法国当局却并不批准其回国的申请，伏尔泰经过一段时间的漂泊流离最后在日内瓦定居下来。

日内瓦是卢梭的故乡，卢梭听到这个消息，除了欣喜之情，还以主人的身份欢迎来自巴黎客人，“今天他来到我的故乡，我从来没有如此热切地盼望向他证实我对他的好感。”

此时伏尔泰刚刚对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写了回信，信里面包含那段著名的“要我回到爬行状态”的辛辣调侃，不过伏尔泰在回信中也礼貌地关心卢梭，希望他也能回到日内瓦这个宜人之地来。

尽管两位文坛名人保持了友好的书信往来，但卢梭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却隐隐透露出自己的一丝担忧：“......愿他（指伏尔泰）热爱并教导我们的（日内瓦）同胞，并能保持我们文学界原有的安宁和团结。”

日内瓦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日内瓦是一个安宁祥和的城邦共和国。日内瓦人民信奉加尔文新教，但四周环绕着众多天主教君主国，因此日内瓦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之地。

卢梭正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城邦共和国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生活。

日内瓦是新教加尔文宗的根据地，作为新教开宗之一的加尔文曾在日内瓦工作了25年。加尔文宗的核心教义是“预定论”，即信徒在生前并不知道死后能否成义，唯有笃定自己的信仰，辛勤地工作、积累财富。

虽然新教在信仰问题上不像天主教那么保守，但加尔文对信仰的要求同样严酷，1553年，加尔文对异端教徒塞尔维特处以火刑，此前塞尔维特刚从罗马逃到了日内瓦。日内瓦人民在过去的数百年时间里一直严格遵守着清教教规，禁欲主义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伏尔泰来到日内瓦时，欧洲剧烈的社会转型已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日内瓦，社会积累的矛盾正深刻地影响着日内瓦人民的生活。这时的日内瓦虽然仍然维持着表面团结，但裂痕已经在共和国内部产生。

受启蒙运动影响，身居日内瓦的人们思想逐渐解放，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人民在生活上追求幸福和独立。但是，观念与财富的差距使社会开始两极分化，开放与传统的矛盾凸显。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日内瓦共和国在表面的安宁下暗藏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

1755年，伏尔泰完成了《中国孤儿》、《老实人》、《天真汉》等著作，其中戏剧《中国孤儿》在日内瓦附近的洛桑、蒙利墉等地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中国孤儿》在日内瓦却被教会委员会禁止，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本“很成问题的作品”，“它试图颠覆基督教的基石”。

这时的日内瓦还没有剧院，在伏尔泰看来，日内瓦还处于宗教禁锢和未开化的状态，严酷的加尔文清教主义在日内瓦根深蒂固，伏尔泰认为必须打破这些精神束缚。由于戏剧充满了辛辣讽刺甚至表演出格，因此戏剧无疑是打破枷锁的最佳办法。

《中国孤儿》剧照

1758年，狄德罗到卢梭的住处看望了这位独自“隐居”的朋友，并且和卢梭谈到达朗贝尔将在《百科全书》中写日内瓦的文章，内容包括即将在日内瓦建剧院。狄德罗表示自己对建剧院非常赞成，而且此事已与日内瓦当局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卢梭也能加入到剧院的建设中来。

但卢梭的反应却让作为朋友的狄德罗大感意外、甚至难堪不已，卢梭表示了“对这种在自己的祖国哗众取宠的事非常愤慨”，并决定立即中止《新爱洛伊丝》的写作，还要以书面回答来制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狄德罗显然没有意识到日内瓦在卢梭心中的形象地位。

日内瓦带给卢梭一个美好的童年，卢梭在自传《忏悔录》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日内瓦这种生活方式的基调是温柔、亲切、恬静的情感”，“这种爱永远也不能扑灭，在我此后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在那儿度过的幸福时刻，我便对在乡村的逗留及其乐趣感到留恋，直到我重又回到那里为止。”

在卢梭看来，日内瓦是一个祥和宁静的社会，尽管未显开化，但人民生活淳朴，没有奴役和压迫。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描述了一个理想的自然社会，毫无疑问这个社会原型来自卢梭印象中的日内瓦。卢梭认为戏剧不仅不能为日内瓦带来进步和改善，反而会破坏这个古老的城邦。

日内瓦乡村

卢梭知道建剧院是伏尔泰的想法，但没有把矛头指向伏尔泰，而是以日内瓦公民的身份给达朗贝尔写了信，即那封著名的《关于戏剧艺术至达朗贝尔的信》。卢梭在信中公开反对建剧院的想法，指出戏剧对日内瓦带来的伤害：日内瓦面临的精神危机、民风衰落，其古朴之风将因为剧院的建立而被彻底摧毁，剧院让日内瓦的青年堕落，必须中止掉这个可悲的进程。

卢梭（1712~1778）

伏尔泰与卢梭在建剧院问题上出现冲突并不意外，此前两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产生了分歧。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两位文坛名人已交锋数次。卢梭已不再是当年写“小学生作文”的青年，伏尔泰也无法回避这位观点独特的思想家的看法，因为他正对自己、“百科全书”派，甚至这场启蒙运动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卢梭天生对自然有着很深的情感，这种情感融入到他的所有作品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构造了理想社会的基础，这个基础由自然的，没有被肮脏社会污染的人组成，任何脱离这种自然状态的社会都会带来罪恶和不幸，因为“社会是罪恶的学堂”。

伏尔泰显然认为卢梭建立的这种“自然”社会只会倒退会原始状态，原始状态的人显然是无知的，“犯大恶的人都是些有名的无知者”。

在科学与艺术的问题上，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不能解决人类本性带来的问题，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不能带来道德的进化，物质生活的提升反而使人们走向奢华，助长人类不平等之恶。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助长了人类的恶习”。

卢梭的观点显然与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面对卢梭对科学与艺术的责难，达朗贝尔不得不发表文章指出：这位颇富感召力的作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反对科学和艺术的观点，只是“一时失误”。

在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争论最大的是宗教问题。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基督教会的地位相对中世纪已一落千丈，当时的腓特烈二世（1740~1786）曾在一本书中写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经给了迷信致命一击。在18世纪，教皇要是鼓吹建立一支十字军，就连20个衣衫褴褛的追随者也不会有。”

教会的衰落导致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欧洲各种思潮涌动，无神论、自然神论、天主教、清教徒，以及各种基督新教教派，在社会上激烈交锋。

“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大多属于无神论者，但伏尔泰不同于狄德罗与爱尔维修，他认为“牛顿虽然发现万有引力，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地球的自转是自西向东而不是相反”，因此“存在一种超人的意志，它是人类智慧之光的来源。”伏尔泰显然是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认为世界有一个维系其和谐有序运行的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背后不否认有一个至上的存在，也就是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可以是神，也可以是自然神意义上的上帝。

但是，这个第一因的上帝在创造了世界后就不再干预世间万物，因此就无所谓存在一个人格神层面的上帝（基督教会的上帝），“基督教只教给我们朴素、人道、慈悲，......”，伏尔泰写道，“教会做了最卑鄙的混蛋所作的最卑劣的欺骗，而宗教裁判所更是做了太多反人类的罪行。”

卢梭来自日内瓦的加尔文新教家庭，尽管两次改变自己所属的教派（注：卢梭年轻时改信天主教，后来又重回新教），却始终认为自己是“真诚的基督徒”。和伏尔泰一样，卢梭认为要把宗教与教会分开，他认为教会背叛了基督教的真谛，对教会的“神启，赎罪，圣礼”等提出了质疑。卢梭对爱尔维修的唯物论也进行了批驳，“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真诚地尊重宗教，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讨厌和鄙视人们给宗教加入野蛮、非正义和对社会有害的因素。”

卢梭相信“在灵魂的深处，有一个正义和道德的天赋原则，为人们指出善恶分明的准绳”，“在这些天职中，为首的一个是内心的（上帝）崇拜；没有信念，就没有真正的美德”。显然，卢梭信仰的上帝是基督教中精神领域的神，“真正的心就是神灵的真正的殿堂”。卢梭将基督教信仰从世俗领域回归到了精神领域，这也是对信仰的重塑。

即使数年后伏尔泰与卢梭彻底决裂，两人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还是有着相当的共识。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出版，伏尔泰对《爱弥儿》中关于“牧师的自白”那段颇为赞赏，认为《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是“这本蹩脚的书里唯一几页好文章”，这些好文章“竟然能出自这样一个小坏蛋之笔，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1765年，伏尔泰将《信仰自白》编入《必读集》。

伏尔泰（1694~1778）

伏尔泰在日内瓦修建剧院的消息迅速在日内瓦传开，这件事直接引爆了日内瓦各方的矛盾。基于支持还是反对建戏院的态度，日内瓦分成“伏尔泰”与“卢梭”派，支持伏尔泰的大多是日内瓦新兴阶层和世俗上层，而卢梭则得到了牧师团体和下层平民的支持。

一位日内瓦牧师团的年轻牧师对卢梭称赞道：“你点燃了集合所有善良公民的信号，它诅咒邪恶，让坏人胆战心惊”。“这些上层的太太小姐们，不会认为出入剧院卑鄙”。“这些富人长期腐化堕落，现在他们还要腐蚀穷人”。

的确，奢华的戏剧触发了日内瓦城邦古朴的宗教和道德情感，对日内瓦的下层民众而言，剧院代表了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的奢侈，而且戏剧圈子鱼龙混杂，卖身赌博充斥其中，民众中还流传商人们出钱包养剧院的歌女、舞女的事情。

尽管遇到巨大阻力，伏尔泰的支持者仍然宣称：“顽固派已经过时，日内瓦将会不顾加尔文而建立剧院。”伏尔泰不顾自己的剧本在日内瓦数次被禁，坚信自己代表日内瓦的未来，“我深信，推翻我的剧院比推翻他们的神殿更难，我劝他们不要同时成为耶稣基督和我的敌人”。

1759年，剧院在一片声讨中落成，伏尔泰写道，“加尔文的故乡将从此变成一个快乐和欢乐的城市。”

随着剧院的落成，日内瓦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对反对建剧院的民众而言，戏剧不属于贫穷的共和主义者，“只有穷人才能找到共和的情操”。双方的斗争已经超出戏剧范畴，上升到了宗教、伦理和政治领域。

斗争演变成一场全民战争，日内瓦教务委员会和很多公民组织加入到反对伏尔泰的阵营。伏尔泰认定这些反对派的背后推手就是卢梭，“我在日内瓦建了一个漂亮的剧院，可是法国某个村落出了一个叫让-雅克的家伙，他串通几个加尔文的混蛋，竭力阻扰一场出色的演出。”

伏尔泰认为卢梭站在“真诚的基督徒”立场攻击剧院，但卢梭两次改变信仰，怎么可能是“真诚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揭穿这位撒谎者，因为“他（卢梭）不仅伪装成基督徒对哲学家们大肆攻击”，而且“著述反对为他带来所有荣誉的文学。”

“一个自称是自由的日内瓦公民”，伏尔泰写道，“像獾一样躲进森林（暗指卢梭的隐居之地），靠包租人的施舍过日子，这该如何解释？”（暗指卢梭没有尽到公民义务）

当卢梭认识到日内瓦的转变已不可逆转，宁静的日内瓦再也不会存在，自己不得不接受心灵“无可救药的创伤”，“木已成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恶的蔓延。。。当代人开始的恶，必然由后代人来承受。”

伏尔泰在卢梭心中的光辉也随之而去，卢梭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第一次称伏尔泰“小丑”，“为什么要让这个小丑的名字来玷污您的信？除了财富，他的天才只能使他心灵堕落。啊，日内瓦的同胞们，他竟然如此答谢你们为他提供的庇护！”

1760年，卢梭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中对曾经的导师伏尔泰喊出了“我恨你！”，“我根本不喜欢你，你葬送了日内瓦，你使我的同胞和我离异，你使我不能在祖国容身，你逼得我客死他乡。。。我恨你！”

两位思想和文化的巨匠从此公开决裂。

18世纪剧院

就在日内瓦的两位思想巨人发生激烈交锋时，法国当局加紧了对“百科全书”派的迫害，不久爱尔维修的《精神论》被禁，《百科全书》在教皇的亲自干预下被查封，伏尔泰的《哲学书信》再次被禁。

长期的斗争和相互攻讦也使“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产生了厌倦之情，魁奈、杜尔哥、马尔蒙代夫和杜克洛相继离开了哲人党的阵营，达朗贝尔也意欲离开，法国启蒙运动陷入了低谷。

伏尔泰认为运动的低潮正是卢梭背叛“百科全书”派所造成，在劝说达朗贝尔的信中，伏尔泰写道：“他（指卢梭）从两个方面说都忘恩负义，一面攻击自己从事的文学艺术，一面攻击曾经给他带来荣誉的你”。

伏尔泰认为卢梭是“百科全书”派这个神圣圈子里的叛徒犹大，“卑鄙的虚荣心使让雅克从一名文学的战士变成文学的敌人，他的丑陋行为甚至会使他成为文学的耻辱”。“这个变节分子理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个第欧根尼冲着过往行人狂吠，让大家欣赏他穿着破衣烂衫的尊容”。

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被当局查封并当众焚烧，卢梭被迫再次出逃。1763年，日内瓦当局迫于法国当局压力剥夺了卢梭公民权。

1764年，卢梭的《山中书简》出版。卢梭在《书简》中不仅责问日内瓦当局，也指责伏尔泰成为迫害他的帮凶，“这些权贵们（指迫害他的人）和伏尔泰先生常来常往，他（伏尔泰）怎么没有向他们灌输自己一向提倡的宽容原则？”“这个可怜人（伏尔泰）深受成功和荣誉的煎熬，还拿腔作调地抨击生活的悲惨”。

卢梭称伏尔泰是迫害他的人中最积极和狡猾的一个，这些迫害“都来自伏尔泰那诡计多端的杂货铺”。

显然“迫害”一词彻底激怒了伏尔泰，因为伏尔泰付出一生与宗教迫害作斗争。这个期间伏尔泰正忙于为受到宗教迫害的青年卡拉伸冤翻案，而且案件已到了关键时刻，伏尔泰称“没有比迫害者这个称呼更恶毒的侮辱”。

“告密、诬赖，恶魔和骗子”伏尔泰在公开信中写道，“他要借焚烧《爱弥儿》的余烬在自己的祖国放一把大火，他不仅是一个丧失理智、惹是生非的疯子，而且是一个恶毒的狂人”。“卢梭发疯对理性是可悲的事，但每个团队都会有自己的疯子，就像过去每个团队都会有自己的歌手。”“他在疯狂之前就曾经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一般的疯子不乏善良，他是第一个例外。”“这一条第欧根尼的狗得了狂犬病”。

伏尔泰甚至还透露卢梭遗弃自己孩子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