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内部论战之卢梭与达朗贝尔

我的文章所谈论的，不是什么空洞的哲学理论，而是一件有关一个民族兴衰的大事。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序言》

《致达朗贝尔的信》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李平沤 译
商务印书馆2011年10月出版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另一主编是《百科全书》的中军主将狄德罗)，卢梭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两人同一营垒，而在1758年却打了一场笔仗。两位学者因何事由发生争论？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学者争论为的是辩明真理，为的是学术昌明。因此，本书将两位学者的文章一并译出，俾读者能对照阅读，全面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双方不同的论点。从中得出可供我们思考的话题。

达朗贝尔《日内瓦》一文的由来

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中，戏剧是用来活跃思想以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格里姆和博马舍等人都发表了许多剧作，为戏剧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对人民渴望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755年初，伏尔泰到日内瓦定居，在日内瓦郊区购置了一幢别墅，取名叫做“谐趣精舍”，并在别墅中装修了一个小型剧场上演其剧作，邀请日内瓦的各界名流到场观看。此事引起了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日内瓦当局的警觉；鉴于其对日内瓦各阶层人士的影响愈来愈大，便责令伏尔泰立即停演。伏尔泰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人，对日内瓦当局的做法极为不满。他请达朗贝尔到日内瓦来密商如何冲破日内瓦的禁令，继续上演他本人和其他名家的作品。

▲ 伏尔泰的“谐趣精舍”(Maison Les Délices)

1755年8月，达朗贝尔到了日内瓦，住在伏尔泰的谐趣精舍。两人商定，由达朗贝尔出面与日内瓦上层人士先行沟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由达朗贝尔写一篇文章鼓吹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把戏剧搬到日内瓦城中去演，并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此举可以让百业兴旺的日内瓦人享受到一种高雅的娱乐。

达朗贝尔不愧是文章高手，回巴黎后，以《百科全书》条目的形式写了一篇《日内瓦》，发表在1757年3月出版的《百科全书》第7卷中。文章一传到日内瓦，立即引起了轰动，特别是在日内瓦的青年中引起的反响更大，巴不得达朗贝尔提出的建议早日实现。这就是达朗贝尔的《日内瓦》一文产生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达朗贝尔的手段的高明：他不用专文的形式提出他的建议，而以《百科全书》条目的形式提出，这样做的好处甚多。首先，不让人抓住把柄，说他这个法国人干预日内瓦的“内政”；其次是不露痕迹，不让人说他的建议是出自他人的授意，或者是与日内瓦的某些人士串通好了而写的；第三，若以“建议”的形式提出，得到采纳，当然万事大吉，如果不被采纳，遭到拒绝，则有失颜面。对大名鼎鼎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朗贝尔来说，这个面子丢不起。反之，采用给《百科全书》写词条的形式把他的建议写进他的文章中，这样表面上似乎是在向读者介绍日内瓦的文字中，信笔写来，随便说说，采不采纳没有关系；第四，《百科全书》是一种大众读物，影响面广，一传十，十传百，容易在人民中间造成声势。有此四大好处，这位有数学头脑、精于计算的达朗贝尔便撰写了这个著名的词条《日内瓦》。

▲ 达朗贝尔肖像 (拉图尔)

狄德罗带来的消息引起卢梭的密切关注

卢梭第一次得知达朗贝尔写《日内瓦》这件事，是从狄德罗口中听说的；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狄德罗上次到退隐庐来看我时，谈到了达朗贝尔给《百科全书》写《日内瓦》。他告诉我说，这个词条是同日内瓦的高层人士商量妥当之后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而且已着手筹备，不日即可动工。看来，狄德罗很赞成这件事情，而且相信一定成功。由于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争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不愿意再同他争论这件事情。虽然我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对于他们想在我的祖国诱感人们做这件事我是很生气的，因此我急于想收到载有这个词条的《百科全书》，以便看一看是否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进行。我搬到蒙路易之后不久便收到了这卷《百科全书》，读到了这个真不愧是出自高人之手的词条，不过，他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这也不能打消我批驳他们的决心。

(《忏悔录》第10卷)

据《忏悔录》的记载，卢梭收到《百科全书》第7卷是1755年2月，当时他正在病中，又值刚刚搬进新居，遇到许多不便，因此心情十分消沉，加之天气又非常寒冷，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撰写他批驳达朗贝尔的文章：

我每天到我在新居的花园尽头处的一四面通风的小屋去写作，这个小屋，四壁冰凉，不能挡风，不能避雪，除了我心中的热情以外，便没有其他暖身的火。我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好了我那封《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

(《忏悔录》第10卷)

达朗贝尔的《日内瓦》写得好，卢梭的信也写得很妙，通篇的笔调十分轻松，有时候可以说是相当散漫。与人打笔仗的文章，一般都是条分缕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而卢梭为什么要用这种漫话式的笔调写呢？据他自己说，这是因为他这封信不是写给达朗贝尔一个人看的，而是写给公众看的，写给公众看，就要用公众的语言，就必须笔调平实，用词浅易，甚至个别地方用俚语；这样做是为了让公众容易理解，明白他撰写此文的目的。

达朗贝尔在《日内瓦》中说了些什么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他追述了日内瓦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8年恺撒进军这个城市，接着，他把日内瓦的城市建设、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与文化事业着实赞扬了一番，说这个共和国“具有民主政治的种种优点，而没有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一切该有的，日内瓦全都有了，只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如此繁荣的城市还没有剧院，如果在城中修建一座剧院演戏，日内瓦人就不仅能得到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还可以“学到斯巴达人处事的贤明和雅典人高雅的举止”。

▲ 泰格图斯山前，斯巴达的剧院遗址

在18世纪的欧洲各国，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涉及宗教问题，在针对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日内瓦撰文时，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那么，达朗贝尔在《日内瓦》中是怎样谈论这个问题的呢？他在文章中首先称赞日内瓦的牧师们的举止言行堪称楷模，说他们的信仰完全合乎理性，不相信耶穌基督的神性，不相信永恒的惩罚说，“一言以蔽之，日内瓦的牧师大多数都信奉索齐尼派教义，而不信奉其他教派的教义。”达朗贝尔对日内瓦的宗教信仰的这些评说，卢梭很不赞成，认为他是受了伏尔泰的影响。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维尔纳说：

我当然知道《日内瓦》中的意见有一部分是伏尔泰先生的；尽管我出于审慎不点明这一点，但你从我的文章中一看就明白我在写此文的时候是知道我要驳斥的是谁的论点。

卢梭是怎样批驳的

卢按在他的《致达朗贝尔的信》发表前，写了一封便函通知达朗贝尔，他在便函中明确指出达朗贝尔关于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的建议是一个坏主意，

对于这样一个坏主意，即使是我的父亲出的，我也不能保持沉默。

尽管宗教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为了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信中的主题(批驳达朗贝尔关于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的建议)，而不纠缠于宗教问题，不让宗教问题喧宾夺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卢梭对达朗贝尔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只简短几句，批评不多。他首先代表他的祖国感谢达朗贝尔对日内瓦教士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和人道主义精神。不过，说他们是哲学家和宽容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信奉异端。”达朗贝尔说目内瓦的牧师大多数都信奉索齐尼教义，他不同意达朗贝尔的这个说法；他问达朗贝尔怎么知道日内瓦的教士是信奉索齐尼的教义的；他认为索齐尼的教义与日内瓦的牧师们宣讲的教义“一点也不像”。他认为达朗贝尔太武断，不该妄加揣测地说别人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因为一个人信仰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

以我为例，谁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信奉什么或不信奉什么呢？

▲ 日内瓦的卢梭像，刻有“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

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谈论主题。他承认戏剧是一种娱乐；人们需要娱乐，但人们需要的是有益身心健康和促进社会良风美俗的娱乐，而不是宣扬奢侈和有伤风化的娱乐，他认为在日内瓦修建一座剧院演戏，这个计划是很欠考虑的，是行不通的，他以巴黎为例，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是全国财富集中之地，人口有六十多万，而这么一个比日内瓦大许多倍的大城市，能

经常演出的只有三家相当一般的剧院，只是在一年之中的某些时候才让第四家剧院演出，现在假定这第四家剧院也经常营业，我看，在巴黎六十多万居民中，每天花钱花时间到这四家剧院看戏的观众，加起来也顶多只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如果巴黎的六十多万居民中每天到那几家剧院买票看戏的只有一千二百人的话，那么，在不到二万四千日内瓦居民中每天到剧场看戏的就到不了四十八人。

即使天天有四十八人买票入场看戏，靠戏剧的票房收入来维持剧院，那也是维持不了的，何况随着戏剧演员的到来，必将带来他们浪荡无羁和喜好奢侈的生活作风，必将给日内瓦的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他接着问：像法国的剧院那样上演莫里哀的喜剧和拉辛与高乃依的悲剧，让插科打浑的丑角与艾狄普、玛霍梅与阿特赫这样一些恶人及他们的恶行出现在舞台上，并一再得到观众的鼓掌叫好，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良好的教育意义？

戏剧演出对社会风尚的影响，从古罗马时候起，就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在17世纪，法国的博絮埃和布尔达鲁等宗教界人士都严厉谴责戏剧演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1617年，日内瓦颁布的严禁奢侈的法令就包含有禁止演戏的一系列条款。不过，所有这些对戏剧的批评和措施，都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戏剧演出将败坏人们宗教信仰的虔诚；而卢梭的批评，则是从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出发，提出的论点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他以纳沙泰尔的一座山村为例，如果在这个平静和幸福的山村建立一个剧院，那就必将产生五大恶果。他对五大恶果的分析，丝丝入扣，没有一句理论家的深奥语言，全是妇孺皆懂的大实话。他认为以小可以喻大，如果在日内瓦建立一座剧院的话，其后果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万一真的在日内瓦建立了一座剧院演戏，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他认为,它将给日内瓦的风俗习惯“带来一场大变革，……用不了多长时间巴黎人的享乐习惯和法国人的散漫习气就会取代我们的古朴之风”。不仅如此，日内瓦的政治生活也将受其影响。政府的官员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娱乐，也要去看戏。在日内瓦这样一个小城市里，官员们久而久之就会同戏剧演员们厮混在一起，不仅有辱他们自己的官誉，而且还会沾染演员们的坏习气，把演员们的不良作风带进日内瓦的政治生活，以致动摇日内瓦共和国的立国根基。他说，他一想到这一点，他的笔“就从手中掉落到地上了”。他认为在日内瓦共和国不建剧院，也能演许多有声有色的戏。

戏剧正是在共和国中诞生；共和国的怀抱里,它们将洋溢着一种真正的节日气氛。

他描写了两个群众娱乐活动的戏剧场景：一个是日内瓦湖上的划船比赛，另一个是圣热尔维团队的舞蹈表演。他认为这才是共和国的公民真正需要的娱乐活动。他说：

斯巴达就是这样用简朴而不讲究排场的集会和体育竞赛活动来唤起公民们的爱国心的，斯巴达人的事例，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

信中为什么有一些令人难明底蕴的话

我们在前面说了，卢梭的这封信的文字十分浅易，然而有时候也有一些句子，虽然字面上一看就明白，但对它内在的含义还不甚了了，例如信的《序言》中的最后一句就来得非常突兀，他说：

读者诸君，尽管你们大度包容，读我这本书，但你们见到的是我的幽灵，因为就我本人来说，我已不在人间了。

这段话，有如丈二金刚，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卢梭诞生于1712年，到他1758年写这封信时，才四十六岁，正是盛年，何以会如此悲怆，说这么一句令人伤感的话？细细想来，其中的原因也不难推知。

▲ 卢梭墓

《致达朗贝尔的信》是一篇论战类文章,文章中提到的某些事和某些人，只有论战双方的当事者和局中人才了解，而局外人是很难明白的，例如《序言》中那段用*号标注的拉丁文脚注便是一例，又如他在分析莫里哀的喜剧《厌世者》中的“厌世者”阿尔赛斯特的性格时说：

阿尔赛斯特虽见到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冒火，但对直接针对他的那些坏事却漠然视之。……即使某个坏女人欺骗他，卑鄙的朋友差辱他，性格软弱的朋友背弃他，他也毫无怨言地默默忍受，因为他已经识透了人的本性。

从“某个”二字看，这段话最后一句对三种人的行为的叙述，显然是有所感而发的，是有所指的。所指何人？当时的局中人一看就明白，而局外人就不知道了；尤其是后世的读者，就只有在读了他的《忏悔录》之后才恍然明白此处的阿尔赛斯特指的是卢梭本人，“坏女人”指的是埃皮奈夫人，“卑鄙的朋友”指的是格里姆和狄德罗，“性格软弱的朋友”指的是圣朗贝尔和乌德托夫人。卢梭为什么要在书中写这么一些哑谜似的句子呢？关于这一点，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解释的：

当时我心中充满了我所遭遇的令人苦恼的事情，许许多多强烈的悲愤之情尚萦回在我的心里，因此我就把我悲愤的感受与我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种种想法混合在一起。在这封信中随处可见这种混合的痕迹，我不知不觉地在信中描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还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贝尔和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我流了多少甜蜜的眼泪啊！唉！信中表述爱情的地方大多了，我极力想医治的令人神伤的爱情，它至今还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在所有这些感触中还掺杂了对我自已的怜惜之情，我感到我即将死去，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最后的告别之作，……这部作品之所以随处可见那种奇怪的笔调，其秘密的原因就在于此。

(《忏悔录》第10卷)

结束语

在卢梭的著作中，要数这篇《致达朗贝尔的信》把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与美学观结合得最密切，用语最通俗；所举例证最简明和具体，容易为公众所理解。书中有几段表面上似与主题无关的叙述，他称之为“题外话”，但实际上谈的都是与主题有关的事情，是为了阐述一个观点而预做铺垫的文字。他谈到了他少年时候所见到的一个山村居民的幸福生活，谈到了日内瓦的“俱乐部”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谈到了消除决斗之风的方法，甚至谈到了爱情和为已到婚龄的男女青年举办舞会的问题；唯其是“题外话”，如聊家常，所以行文十分轻松，读起来饶有兴趣。

卢梭一生同许多人打过笔仗。小仗不说，单说大的：1751年他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发表后，他同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打，同老朋友波尔德打；1756年为批驳伏尔泰的《里斯本火灾难咏》，又同伏尔泰打；往后呢？1762年，又因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二书引起的风波，同巴黎大主教博蒙打，同日内瓦总警察长特农香打，前者是法国宗教界领袖，后者是日内瓦高官，而卢梭只是一介平民，孤军作战，实力悬殊，如何应对论敌？我们将怀着关切的心情，等待着读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