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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春睡”是古典文学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其流行的程度，在为人艳说的《红楼梦》中即可见一斑。小说第五回写贾宝玉走进秦可卿的卧室，“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第六十三回写姊妹们行酒令，湘云笑着掣了一根签，“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是：‘只恐夜深花睡去。”，在第七十四回中，王夫人见到晴雯“钗亸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这里的“春睡”与第三十七回宝玉作诗咏白海棠的“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皆点到了海棠花与杨贵妃的因缘，而这些和“海棠春睡”都直接相关。然而，一旦我们追索起这个熟典的来历，则又不免会产生些疑问。 一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最先记载这一典故的是北宋的惠洪，其《冷斋夜话》卷一“诗本出处”条：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惠洪颇以识得苏诗用典而自负，但这段文字却不一定可信。一方面是因为《冷斋夜话》“名声不佳”，自宋以来，就有晁公武等人指出其疏误乃至伪托之迹，《四库全书总目·<冷斋夜话>提要》对此已有说明。黄永年先生更疑书中卷一所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云云，系据唐宣宗诗句“童子解吟长恨曲”编造。（黄永年：《<长恨歌）别解》）另一方面，南宋施元之等人的《注东坡先生诗》对惠洪的说法也持谨慎态度，是书卷一八《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以下简称《寓居》）“日暖风轻春睡足”句注曰： 《太真妃外传》：“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顾禧云：“按今家藏《杨妃外传》不载此事，特惠洪《冷斋夜话》云尔。又顷在江外，见谢无逸杂编亦记此事，当有知者。” 现存乐史《杨太真外传》未见惠洪所载内容，惠洪引用的《太真外传》与乐史之书究系何种关系，亦难断定，故顾禧对此条记载存疑。谢逸（字无逸）的《杂编》，今未见流传，他和惠洪为同时之人，《杂编》所记与惠洪所引或源出一处，然因《杂编》无任何信息存世，只能存而不论了。 这些小“瑕疵”自然不足以考订“海棠春睡”故事的真实出身，但如果我们能换一种角度思考，则仍会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 惠洪称道的苏轼《海棠》，全文为：“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诗中以人喻花，因美人之睡而推及海棠亦睡，故擎烛照花（红妆）。美人之睡，乃实有之事，生活中、文学作品中常见之，海棠之睡则涉虚，盖指海棠花于夜间之凋萎，苏诗后二句，以实喻虚，正可见诗思之超脱灵动。而唐明皇所言“是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则反是。“海棠睡”，既非文学典实，又非生活经验，人孰见之？逞论“睡未足”！明皇以之调笑“醉颜残妆”的杨贵妃，以虚幻之喻体比拟眼前“卯醉未醒”的事实，既显突兀，又于理未安。当然，有人会说，唐明皇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艺术家，处于热恋之中的他“脑洞大开”，发此非理性的“妙论”亦未尝不可。这种看法虽然无法予以正面反驳，但仔细推敲，其说仍难以成立，因为影响到唐明皇之言真实性的还有其他客观方面的因素。 海棠花在盛唐时代绝非后世人们印象中的名花，甚至在中唐以前，尚未有文人加以题咏，直至晚唐以降，相关作品才逐渐增多，故北宋沈立《海棠记序》说：“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然记牒多所不录，盖恐近代有之。”由此观之，唐明皇说出“海棠睡未足”的可能性极低。况且，如果他真以一种当时默默无闻的凡花喻娇艳绝伦的杨贵妃，实在是有点煞风景，知情识趣的唐明皇当不如是。此外，沉香亭所处的时空环境也削弱了唐明皇之言的可信度。唐代李濬《松窗杂录》载：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踢翰林供奉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杆。” 有关唐人爱牡丹的记载极多，此人所共知，不必赘述。李白诗中一再以“一枝红艳”“名花”赞美牡丹，正是此种社会风气下的产物，而也正像李白“名花倾国两相欢”所说的，杨贵妃确实与牡丹有着不解之缘。宋人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引《骊山记》：“帝（按：唐明皇）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命其花为‘一捻红’。”又下文所引《开元天宝遗事》的几则文字也是把牡丹与杨贵妃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字虽系伪托，却能反映出时人的一般观念。就此而言，即便唐明皇召杨贵妃于沉香亭，其戏语也应是“牡丹睡未足”，才与当时情境吻合，而若在一个名花牡丹盛开的场合，偏偏用凡花海棠赞美贵妃，实在是唐突佳人，不伦不类。 二 以上是对《冷斋夜话》所引内容的质疑，如果这些质疑不是捕风捉影，如果唐明皇之言是子虚乌有，那紧接着的推断就是苏轼的《海棠》诗并未用典，循此大胆的假设，我们再试作以下论证。 苏轼写海棠而疑用“春睡”典者共二例，即前引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与“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寓居》），二诗皆作于苏轼编管黄州时期。前例构思脱胎于白居易“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惜牡丹花二首》）与李商隐“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苏轼《雨中明庆赏牡丹》也写过“霏霏雨雾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燃”;只是在写海棠时，他更推进一步，秉烛欣赏的不再是“衰红”“残花”，而是睡美人。相形之下，白居易和李商隐的诗句较为质实，而苏诗则委曲旖旎。这是脱胎换骨的成功案例。在以美人喻花方面，苏轼是很有些经验的，作于黄州的《红梅三首》就分别有“酒晕无端上玉肌”（其一）、“轻寒瘦损一分肌”（其二）、“玉人頩颊更多姿”（其三）的句子，《寓居》的前半段也全是以美人喻花。至于“花睡去”，实际上就是花朵在夜间的闭合、凋萎，与“衰红”“残花”意思相近。并且，能“睡去”的也不獨是海棠花，李贺《美人梳头歌》写美人初起，有“惊起芙蓉睡新足”之句，苏轼写红梅是“怕愁贪睡独开迟”（《红梅三首》其一）。凡此种种，均可见“只恐夜深花睡去”“日暖风轻春睡足”与海棠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仅从字面上看，无法断定它们是否用了“海棠睡未足”之典。这就像苏轼既用“也知造物含深意”一句来写梅花（《红梅三首》其二），也用它来写海棠一样（《寓居》），苏轼既可以写海棠“睡去”，也可以写红梅、牡丹或其他花“睡去”。在苏轼那里，这只是一种构思的技巧（或模式）而已。 苏诗既非用典，那它和惠洪所引之《太真外传》的记载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那段记载正是根据苏诗逆向附会而得，也就是说，是先有苏诗，后有“海棠春睡”的典故。 五代北宋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编造、杜撰各种新奇典故、代名、词汇的“伪典小说”（今人罗宁教授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撰有系列论文），《冷斋夜话》所引和某些伪典小说的特征极为相似，现举已被判定是伪典小说的《开元天宝遗事》（罗宁：《<开元天宝遗事》是伪典小说》）中几条文字，以兹比较： 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帝曰：“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卷上“天宝上·销恨花”条） 明皇与责妃幸华清宫，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上亲折一枝与妃子递嗅其艳，帝曰：“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卷下“天宝下·醒酒花”条）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卷下“天宝下·解语花”条） 不难看出，这几例虽都写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活动，但重点都是唐明皇之言，都是以简单的叙事作铺垫，再借明皇之口点出题面，与《冷斋夜话》所引《太真外传》文字的构成方式如出一辙，以至于令人怀疑是先有题面（“销恨花”“醒酒花”“解语花”），然后再敷衍出一段简略的记录，所以，如果要为《冷斋夜话》的引文拟一题面的话，就应该是“海棠睡”。 朱熹在指出托名柳宗元的《龙城录》为伪作时说：“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伪书皆然。”（《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海棠睡未足”的记载，也会发现其与苏轼诗歌的联系。《松窗杂录》载：“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按：唐文宗）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日：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杨妃方恃恩宠，上笑谓贤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国色”本义指色绝一国之美人，李诗是以美人之颜酡喻牡丹花之娇媚，而“国色”也几乎就是牡丹的别称，故刘禹锡才会强调“唯有牡丹真国色”（《赏牡丹》）。苏轼《述古闻之明日即至坐上复用前韵同赋》化用了李正封的名句：“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卯酒是早晨所饮，为苏轼诗中习见，如“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柯丘海棠吾有诗，独笑深林谁敢侮。三杯卯酒人径醉，一枕春睡日亭午”（《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辞无伦次》）。“初酣卯酒来”比李诗更具体，也能很好地表现牡丹花在晨露滋润下的娇艳欲滴。如果将“国色”二字替换为杨贵妃，那此句的意思不就是“妃于时卯醉未醒”吗？而“海棠睡未足”也不过是“日暖风轻春睡足”的变换罢了。巧合的是，《松窗杂录》所载的“贤妃”也姓杨，“上笑谓”与唐明皇“笑曰”也雷同，因而“海棠睡未足”故事的编造也有可能同时受到了《松窗杂录》的一点启发。已有学者指出《龙城录》“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条故事系捏合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等诗而成（罗宁：《<龙城录）是伪典小说》），而《冷斋夜话》所引文字也应是根据苏轼有关诗句编造出来的。胡仔批评宋代有的苏诗注本“随句撰事牵合，殊无根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一），“海棠睡未足”故事殆同此类。 三 如上所述，我想指出的是，海棠确实“春睡”了，不过不是在唐明皇的口中，而是在苏轼的笔下。但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改正一句，说是苏轼创造了这一典故，因为他只是写了几句诗，所谓“花睡去”，所谓“春睡足”，均不能称为典故，正如不能因他写了“怕愁贪睡独开迟”，就说他创造了一个关于梅花的典故。何况写花之“睡”，也并非苏轼首创。 当然，自从《冷斋夜话》的言论出现后，“海棠睡未足”在事实层面就已经成了一个典故，和任何一个真实的典故一样，有它使用的场合与效果，这是它比其他伪典小说中许多词汇、代名、故实的幸运之处。和它们不同，“海棠春睡”从无人怀疑，而且极度流行，其中原因何在？ “海棠春睡”无人疑伪，可能是因为他出自著名诗僧惠洪的著述，惠洪与苏门文人亲近，又给出了《太真外传》这个出处，可谓言之凿凿，似乎不容人不信，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这一记载符合人们对苏诗的阅读期待。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记录宋人之言日：“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人诗者，有不可以人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人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人们相信苏轼有运用新奇典故的喜好与能力，惠洪的记载就非常符合这种思维定式。至于说“海棠春睡”的流行，则首先要归功于宋人对海棠的喜好。 在唐代大部分时间内都寂寂无闻的海棠，到了晚唐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五代以至北宋，其热度持续看涨，所以从宋人的观念出发，他们才无法理解杜甫在川时，无一言道及海棠，他们还争论着海棠的“无香”或“有香”，陆游更被人呼为“海棠癫”，正是这种“海棠热”为“海棠春睡”的流行提供了必需的土壤。 另外，我们也应注意，苏轼的两首海棠诗本系名作，特别是写定惠院海棠一首，為苏轼平生得意之作。宋人诗话说苏轼“喜为人写”此诗，“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七“海棠诗”条），人们在阅读、谈论两首作品时，会尤其在意其中的奥妙，而一旦受惠洪的提示，发觉其中有个巧妙的典故，则无疑会更叹服苏轼“点瓦砾为黄金”的神仙之笔。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是这一伪典的“受益者”，而这其中所蕴含的作品（或作家）与典故之间的共赢关系，也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别样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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