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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锦州地区的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有砖室墓和石室墓两种，其中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为来自幽州的移民所遗留，带前、后室的砖室墓也来源于中原地区，砖室墓的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后;石室墓为来自辽东地区的汉人所遗留，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夕、前燕中晚期。锦州地区这一时期的汉人墓葬均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数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 锦州地区包括今辽宁省锦州市和葫芦岛市，在文化地理分区上属于辽西地区，位于辽西地区的东南部。西晋后期，慕容鲜卑在辽西兴起，并很快将锦州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慕容廆任慕容鲜卑部首领时(公元307—333年)积极招纳中原流民，锦州地区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当时进入辽西的汉族人聚集地之一，前燕时期(公元337—370年)也如此。目前在锦州地区发现8座西晋至前燕时期汉人墓葬(1座破坏严重)，墓葬形制有砖室墓、石板砌筑的石室墓两类，其中砖室墓还可细分为近顺长方形单室墓和带前、后室的双室墓两小类。除了李廆墓可确认为前燕建国以前的汉人墓葬以外，以往曾有学者将上述8座墓葬中的3座墓葬认定为汉人墓葬，并分别断代为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曹魏时期、前燕时期。最近十几年来，陆续发表了大量辽西本地及周边地区汉晋时期墓葬资料，据此可以对锦州地区这8座墓葬的年代和文化特征作更深入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迁入锦州地区汉族人的来源。本文根据墓葬形制将上述8座墓葬分为近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有前后两室的砖室墓、石板砌筑的石室墓三类，以此为顺序，逐个分析每座墓葬，最后简要对比分析这一时期锦州地区和朝阳地区汉人墓葬的差别。这类墓葬的数量最多，共5座，分别为锦州市凌河区M1(即李廆墓)和M2、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前山村墓葬(简称前山墓葬)、葫芦岛市金星镇M1和M2(简称金星镇墓葬)。锦州市凌河区M2破坏严重，没有发表墓葬线图，发掘者根据残存墓葬遗迹现象推测该墓与相距很近的M1的墓葬性质相同，本文的分析不包括这座墓葬。该墓年代明确，根据随葬的带“燕国蓟李廆永昌三年”铭墓表可知墓葬年代为公元324年，墓主人李廆为来自今北京一带的汉族人。这里的“燕国”属于西晋的幽州，两汉至魏晋时期该地均为幽州治下的郡国辖地。此时西晋已经灭亡，北方地区进入十六国时期，墓表记载墓主人的籍贯用的是西晋行政区名——“燕国”，纪年用的是东晋年号。 李廆墓为两侧壁略外弧的狭长梯形砖室墓，拱形券顶，无墓道(图一，1)，墓室的轮廓与西晋时期北京地区流行的两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砖室墓非常相似(图一，6、7)，应是来自幽州的传统。随葬陶器有饰暗纹的泥质灰陶壶2件(图二，1、2)、灯盏4件，泥质红褐陶钵2件。青铜容器有三足釜、甑、魁各1件(图三，1～3)。该墓的2件暗纹灰陶壶与北票大板营、北票喇嘛洞等地慕容鲜卑及接受慕容鲜卑文化影响的夫余人墓葬的陶壶非常相似(图二，7、11)，显然是受来自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近梯形的墓室轮廓也吸收了辽西慕容鲜卑流行的梯形墓圹的形制。李廆墓随葬的陶钵是魏晋时期汉人墓葬常见的器物，铜釜、甑、魁也是流行于两晋时期的器物。该墓的三足釜和甑的器形非常小(图三，1、2)，已经接近明器，同样的明器化小型青铜容器也见于同时期的北票喇嘛洞墓地，后者属于被迁入辽西接受慕容鲜卑文化的夫余人墓地(图三，7、8)。该墓的青铜容器中只有铜魁是实用器的尺寸(图三，3)，目前发掘出土的两晋时期铜魁大多数见于山东和辽西地区(图三，9、10)。 
可见，李廆墓在随葬品和墓葬形制方面保留了较多中原文化因素，但也明显受到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青铜容器虽然来自于中原地区，但是同类器物也见于同时期的辽西慕容鲜卑中心区域的非汉人墓葬。总体来看，墓主人李廆是受到慕容鲜卑文化影响的来自幽州地区的汉人。 (二)前山墓葬 位于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前山村，为两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单室墓，墓顶为券顶，带甬道和墓道，甬道和墓道均偏于墓室一侧(图一，2)。这种近刀形且侧壁外弧的砖室墓与北京地区西晋时期主流的砖室墓形制相同(图一，6、7)。与李廆墓不同的是，前山墓葬的形制没有受到辽西慕容鲜卑梯形墓葬轮廓的影响，完整地保留了北京地区西晋时期流行墓葬的形制。 
前山墓葬随葬品均为陶、瓷器(图四)，其中1件饰暗纹的泥质灰陶壶明显可见是来自辽西慕容鲜卑的器物(图二，3)。该陶壶口较大，溜肩明显，是前燕时期或稍早辽西慕容鲜卑墓葬特有的陶壶形制之一(图二，7、8)。前山墓葬的矮领罐是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常见的随葬陶器，也见于辽西朝阳地区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如前燕前期的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即随葬一组至少6件此类小形陶罐(图五，1、2、6、7)。陶质的圆形多子盒是东晋时期流行的器物，主要见于南方，中原地区所见数量不多。前山墓葬的多子盒为弧壁平底，不同于关内所见直壁、圈足或平底且多为子母口的圆形多子盒(图六，1、3、4)。前山墓葬多子盒的内圈只有两个格，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内圈有3个格。可见前山墓葬的圆形多子盒明显具有简化、变异的特征。在北方地区，西晋时期流行的陶多子盒均为长方形，陶质圆形多子盒在进入东晋时期才在南方和部分北方地区流行。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可将前山墓葬年代断为前燕建国(公元337年)前后，即相当于中原纪年的东晋初期。前山墓葬的陶俑造型简单，但是可以看出是两手握于腹前带尖帽的胡俑(图七，1)。辽西邻近的北京地区西晋后期墓葬(图七，2、3)，以及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的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都发现少量胡俑(图七，4、5)。前山墓葬胡俑两手握于胸前，两腿只在前半部用凹沟分开、后半部连为一体，这与关中十六国时期墓葬的造型特征相同。前山墓葬的陶鞍马四肢呈柱状，近足部略粗，这也与关中十六国时期的陶鞍马最相似(图七，6、8、9)。北京地区西晋时期墓葬极少见到陶鞍马，仅有的一件残鞍马的四腿为较写实的形状，与前山墓葬的明显有别(图七，7)。前山墓葬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中原式陶器均为黄褐色、红褐色，而不是灰陶。北京地区魏晋时期墓葬的红褐色、黄褐色陶器所占比例较高，关中十六国墓葬也如此。前山墓葬陶色的这一特征，可能与受到来自幽州或更远的关中地区的影响有关。前山墓葬与关中相似的文化因素非常值得关注。在前燕前后，导致关中地区文化因素进入辽西的最可能的事件是前秦灭前燕占领辽西。前秦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占领辽西;383年前秦灭亡，386年后燕重新占领辽西。从公元370年至386年，前秦曾经占领辽西地区16年。前山墓葬是否是前秦占领辽西时期的墓葬，这还需要更多的发现来验证。因此，前山墓葬最有可能是前燕建国前后进入锦州地区的具有幽州文化背景和一定关中文化背景的汉人墓葬，受到慕容鲜卑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还有一种可能是前秦占领辽西期间留下的墓葬，但这还只是需要检验的推测。两座墓葬相距约2米，墓葬形制相同(图一，3、4)，随葬品特征也非常相似，应该为同时期的墓葬，其中M1随葬品丰富，墓室保存状况相对较好。这里主要分析M1。
金星镇M1为两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甬道偏于一侧，整体呈刀形，这与上述前山墓葬基本相同，是北京地区西晋时期流行的墓葬形制。该墓的陶器均为红褐色和黄褐色(图八，1～13)，其中一套共5件较矮胖的矮领罐(图五，3、4)与前山墓葬的形制相似(图五，1、2)，3件底部形制各异的樽与中原地区魏晋时期墓葬的形制相同(图八，9～11)，2件口沿两端上翘的耳杯为北方地区西晋十六国时期流行的形制(图八，13)，陶器中还有1件与前山墓葬所出的相似但内圈有三个格的圆形多子盒(图六，2;图八，6)。1件釉陶小瓶的形制与北京房山水碾屯M13所出的几乎完全相同(图八，14)，后者的年代应不早于西晋后期。随葬品中的铜熨斗、铜弩机、银钗、金和银的指环等金属器都是西晋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器物(图八，15～24)。金星镇M1以矮领小罐和钵为主要随葬陶器，随葬圆形多子盒，陶色均为黄色或红褐色，这些特征均与前山墓葬的相似，墓葬形制也与后者的相同，因此，该墓的年代也应该与前山墓葬的相当，即在前燕建国前后。金星镇M2的年代也应该与M1的相当，但是与李廆墓和前山墓葬不同的是，金星镇的这两座墓葬不见慕容鲜卑的文化因素，应该为进入锦州地区时间不久仍然保留自身传统的汉人墓葬。从墓葬形制、陶色、釉陶小罐的形制可知，金星墓葬的墓主人应来自当时的幽州地区，即今北京一带。只有一座，位于义县刘龙沟乡的靠山屯水库墓(简称靠山屯墓葬)。为有较方的顺长方形前室、横长方形后室的砖室墓，带居中的长甬道(图一，5)。随葬品有1件颈部带纵向条带状暗纹、颈部以下饰交叉暗纹组成的斜方格纹的陶壶(图九，4)，2件泥质灰陶罐和1件泥质红陶罐均形体较大，器高约28至30厘米(图九，1～3)。该墓还随葬1件铜鐎斗和1件铜魁(图九，5、6)。
目前在辽西地区发现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后室的砖室墓只有两座，除了靠山屯墓，另一座为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西营子大队的下喇嘛沟墓葬。下喇嘛沟墓葬的前室也接近顺长方形，但是后室为较长的顺长方形(图一，8)，其前室的形状和前、后室的布局与靠山屯墓的相似。下喇嘛沟墓葬出土的1件陶樽仍然保持和中原地区典型陶樽相同的形制特征，器身饰三周凸弦纹，带矮蹄足(图一〇，1)。这种与中原地区保持高度一致的形制和纹饰的陶樽在辽西地区只见于属于汉人墓葬的金星镇M1(图一〇，2～4)。在辽西的朝阳地区，大多数东晋初至前燕时期墓葬所出陶樽已经变成亚腰形器身，三足消失变成平底，器身装饰暗纹(图一〇，5)，因此，下喇嘛沟墓葬的年代应该在前燕建国之前，靠山屯墓葬的年代应该与之相当。
靠山屯墓葬随葬的3件陶罐都是形体较大的实用器(图九，1～3)，不见辽西这一时期墓葬常见的矮领小罐。靠山屯墓葬随葬1件暗纹陶壶(图二，4)，形制与朝阳地区“三燕文化”陶壶的特征相似(图二，9、10)，说明墓主人已经受到了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靠山屯墓葬的铜鐎斗蹄足瘦高，足内侧较直，宽口沿，底较平(图三，6)，具有这种形制特征的鐎斗主要见于两晋时期，与年代在公元4世纪的吉林集安七星山M96、年代相当于西晋末至前燕前期的喇嘛洞墓地ⅡM221所出的铜鐎斗形制最相似(图三，11、12)。综合以上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形制特征的分析，可以将靠山屯墓葬断代为前燕建国前夕的两晋之际至东晋初期。该墓葬甬道居中、前后室之间无甬道的形制不见于北京一带的西晋墓，但却是东汉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内蒙中南部地区砖室墓常见的形制，在洛阳地区也有少量发现。靠山屯墓葬随葬的中原式陶器的形制和种类也明显有别于北京和辽西地区西晋至前燕时期的墓葬，因此，该墓的墓主人可能是来源于当时幽州以外的中原地区。有2座此类墓葬，分别为锦县右卫乡昌盛村墓葬(简称昌盛墓葬)和锦州市凌河区安和街墓葬(简称安和街墓葬)。是石板砌筑的平顶石室墓，带前、后廊和四个小龛，墓门左侧小龛内有砖砌的器物台。墓门处有甬道，墓内有两个木棺，墓内和甬道内有殉人(图一一，1)。发现的随葬品有铜镜、货泉、铁镜、铜弩机牙、银发钗、银指环、陶罐、陶壶和陶钵等(图一二，1～8)。关于该墓的性质和年代有多位学者作过分析。
昌盛墓葬的形制和石板砌筑方法，学界已公认是来自于辽阳地区。辽阳地区汉晋时期的石板砌筑石室墓流行多人葬，其中与昌盛墓形制最相似的是辽阳三道壕的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纪年墓(图一一，2)，该墓带前、后廊和小龛的布局以及前廊左侧小龛垫高形成器物台的做法均与昌盛墓葬相同，但是三道壕太康十年纪年墓与辽阳地区其他汉晋时期石室墓一样，都不带甬道，这一点与昌盛墓葬不同。昌盛墓葬的甬道是吸收了砖室墓在墓道和墓室之间砌甬道的做法，这也说明昌盛墓葬在辽东汉晋时期石室墓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其年代应晚于三道壕的太康十年纪年墓。辽西地区发现的源自辽阳地区的石板砌筑石室墓的数量较少，其中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的砌筑方法和墓葬形制与昌盛墓的相似程度最高(图一一，3)，两者都带甬道，墓室左右都相对分布小龛，但是袁台子壁画墓的墓室已经变成顺长方形，为单人葬，明器台消失，它与辽阳汉晋时期石室墓的形制差别较昌盛墓葬与后者之间的差别更大，是来自辽东的石室墓在辽西地区受到砖室墓形制影响，更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因此，昌盛墓葬应早于袁台子壁画墓。根据壁画上的墨书题记可知，袁台子壁画墓年代定为前燕时期的公元354年或366年。综合以上分析，可将昌盛墓葬的年代限定在晚于三道壕太康十年墓、早于袁台子壁画墓这一时间范围内，即在两晋之际至前燕早期。据文献记载，公元4世纪早期有三批来自辽东的移民到辽西:第一次是公元313年辽东的张统率乐浪、带方二郡千余家投归慕容廆;第二次是公元319年慕容廆出兵辽东，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亡命高句丽，慕容廆尽降其众，并徙其侄崔焘和渤海的高瞻于棘城;第三次是公元334年，慕容皝出兵辽东，攻克襄平(今辽阳市)，迁辽东大姓于棘城(今朝阳市附近)。辽西地区汉代不流行石室墓，目前该地区只发现一座汉代的石室墓。西晋和前燕时期辽西突然出现与辽阳地区形制相似的石板砌筑的石室墓，应该与上述三次辽东人迁入辽西有关。从墓葬整体轮廓来看，昌盛墓葬与袁台子壁画墓的差别较大，前者与辽阳汉晋时期石室墓一脉相承;后者则受到辽西新出现的砖室墓影响，轮廓已经接近顺长方形，因此昌盛墓葬早于袁台子壁画墓，应是比袁台子壁画墓更早的时期来到辽西的辽东上层人士的墓葬。这样，昌盛石室墓属于慕容廆时期的两次(公元313年、公元319年)迁入辽西的辽东移民墓葬的可能性最大，墓葬的埋葬时间接近前燕建国时期。昌盛墓葬出土的1件陶壶，敞口，圆肩，肩颈交接处有一周凸棱，肩部饰交叉的暗纹组成的斜方格纹(图二，5;图一二，1)。类似形状的陶壶在北票喇嘛洞墓地、朝阳王子坟山墓地都较常见，是前燕建国前后至前燕早期流行的陶壶形制之一(图二，9、10)。昌盛墓葬陶罐肩部的戳刺纹和水波纹装饰(图五，5)，也见于前燕前后辽西慕容鲜卑墓葬(图五，9)、高句丽受三燕文化影响墓葬所出陶罐的肩部(图五，8)，而且陶罐的形制也与后两者相似。昌盛墓葬陶器的罐、钵、盘的组合与辽阳三道壕太康十年墓的相同，这也反映出昌盛墓葬与辽阳地区石室墓的亲缘关系。昌盛墓葬因迁入辽西时间较短且距慕容鲜卑统治中心相对较远，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文化传统，受到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相对较小。上述昌盛墓葬陶器的情况反映出该墓既保留了辽东汉人文化特征，又一定程度上受到辽西慕容鲜卑文化的影响，这与该墓墓葬形制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基本相同。该墓为石板砌筑的多室石室墓，墓葬结构和砌筑方法与袁台子壁画墓相似，均带甬道和左、右相对的小龛或耳室，无疑也是来源于辽阳一带的石板砌筑的石室墓(图一一，4)。在墓葬结构方面，袁台子壁画墓在墓室后半部还保留一块支撑墓顶的侧立石板，这是辽阳汉晋石室墓用来支撑墓顶并分隔墓室的侧立石板的孑遗。但是安和街墓葬的墓室更加狭长，已经不需要在墓室内立石板支撑墓顶，此外，安和街墓葬还出现了辽东和辽西其他石室墓所不见的后室。但是，与袁台子壁画墓相比，安和街墓室的小龛和耳室左、右对称的程度和形状更接近于辽阳汉晋石室墓(图一一，2)，与昌盛墓的也较相似(图一一，1)。总的来看，安和街墓葬和袁台子壁画墓均为来源于辽阳一带的石室墓，在形制上都较后者有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因此安和街墓葬的修建年代也应该与袁台子壁画墓相当，即前燕的中后期。安和街墓葬出土的唯一一件陶器是带菱形暗纹的灰陶壶(图二，6)，形制与靠山屯墓葬的暗纹陶壶相似(图二，4)。前文已经分析这种陶壶只流行于前燕建国前和前燕时期。综合以上对墓葬形制和陶器的分析，可将安和街墓葬的年代断为前燕的中晚期。安和街墓葬随葬的铁镜、金指环、两种长度的发钗、铜魁都是中原晋墓常见的器物(图一二，10、12～15)，也是辽东和辽西地区这一时期汉人墓葬常见的随葬品。墓葬形制虽然变化较大，但是砌筑方法和墓室结构仍然可见与辽阳地区汉魏以来的石室墓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由此可以判断该墓主人是身份较高的来自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结合墓葬形制和器物反映的年代特征，可以推测该墓的主人应是前燕中晚期被慕容皝从辽东迁入的汉人大姓。通过以上对7座墓葬的分析可知，锦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西晋至前燕时期汉人墓葬大多数来自于中原地区，少数来自于辽东地区。来自中原地区的墓葬均为砖室墓，主要与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幽州地区有关，少数来自于幽州以外的中原地区，墓葬年代在西晋末至前燕建国前后，墓主人是慕容廆时期迁入辽西的中原流民及其后裔。来自辽东地区的墓葬均为石板砌筑的石室墓，年代应为两晋之际、前燕中后期，墓主人应为前燕建国前慕容廆、前燕时期慕容皝征辽东时迁入的辽东汉人(表一)。同为体现中原文化传统的汉人墓葬，来自辽东的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墓葬之间有很大差别。来自辽东地区的墓葬已经形成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石室墓，与中原地区相似的陶器只有罐、钵、盘等器形简单的实用器物，体现中原文化因素的主要是铜镜和铁镜、青铜容器、发钗等金属器物。来自中原的汉人墓葬不仅墓葬形制与原居地的保持较强的一致性，而且大多数墓葬随葬着中原地区两晋时期特有的陶器。目前在锦州地区发现的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均为前燕建国前夕及前燕时期的，其中除了义县保安寺墓葬为慕容鲜卑的墓葬以外，其余的均为汉族人墓葬，即本文分析的7座墓葬。这些汉人墓葬大多数只随葬一两件慕容鲜卑的暗纹陶壶，有的甚至只见中原式陶器。而在同一时期，辽西的朝阳地区的墓葬绝大多数是随葬慕容鲜卑陶器和经过改造的汉式陶器，即学界所称的三燕文化陶器，墓主人为慕容鲜卑人或受慕容鲜卑文化影响的迁入当地的夫余等北方民族。朝阳地区的汉人墓葬虽然数量很少，但是随葬的体现慕容鲜卑文化特征的器物较多，如袁台子壁画墓随葬2件带暗纹的陶器、1件高圈足铜鍑、整套实用的马具等。可见，在西晋晚期至前燕时期，锦州地区居民的主体仍然是汉族人，中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同时期朝阳地区的墓葬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明显差别对于我们认识前燕建国前后辽西地区居民的构成状况，以及慕容鲜卑对辽西地区的统治方式，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号:16JJD780006)资助成果。(作者：潘玲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郭丽娜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