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罗马的帝制在塞维鲁王朝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都无法为帝国再造稳定，首先就与边境局势的恶化紧密相关。对于当时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民族大迁移，罗马毫无掌控之力；异族来势汹汹，致使帝国四境告急，无力抵御。 东日耳曼人自西向东迁移200年左右，向西迁移的蒙古匈人抵达了位于里海、鄂毕河、伏尔加河与伊朗高原北部山脉之间的地带。而东日耳曼人,特别是其中的哥特人,则开始自西向东迁移，并灭亡了罗马帝国位于亚速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仆从国博斯普鲁斯王国。包括夸狄人和汪达尔人在内的其他日耳曼部族迁徙到了喀尔巴阡山地区，并和哥特人一样逐渐与居于当地平原的游牧民族相融合。  在多瑙河中游，马科曼尼人成了罗马帝国的隐患，而在莱茵河沿岸，之前四分五裂的西日耳曼人逐步形成了组织松散的几大部族联盟，即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与萨克森人。抗击马科曼尼人及其他部族的战争早在马可·奥勒留皇帝时期便已开始，但奥勒留皇帝并没有彻底击溃这些部族的势力。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与伊扎吉斯人、罗克索拉尼人、萨尔马提亚人和达契亚人这些操印度—伊朗语族语言的部落一起在3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巨大外患，其威胁之严重超过了2世纪。 在帝国的东方，阿尔达希尔的萨珊王朝建立了第二波斯帝国，他效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波斯帝国，并凭借着更为强悍的武装力量而号称拥有普世治权。此外，阿尔达希尔还将由琐罗亚斯德创立的教派立为国教，从而在意识和形态层面上确保帝国的统一。于是，罗马帝国又多了一个危险的敌人。  罗马防御体系无力应对帝国四境岌岌可危，这是罗马的防御体系所无力应对的。不仅在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敌人得以长驱直入；就连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地带以及北非漫长的边境地区都不能幸免于外敌的侵犯劫掠。到了3世纪中叶前后，帝国大厦将倾。250年至275年间，罗马帝国军队撤出了位于喀尔巴阡山地区的达契亚行省，当地的平民也进行了疏散。 而在莱茵河沿岸，罗马在260年前后放弃了上日耳曼—雷蒂安长城的防线。高卢乃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都遭到了日耳曼部族的大肆侵袭。此外，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也同样难逃厄运。雅典、埃莱夫西纳、奥林匹亚、特拉比松以及其他诸城都陷于日耳曼人之手，并遭到劫掠。在多瑙河下游，德基乌斯皇帝在251年抗击哥特人的战争中阵亡。差不多就在同时，新波斯帝国的第二位君主——雄才大略的沙普尔一世——展开了对罗马的攻势。260年，瓦勒良皇帝战败被俘。  帝国的危局造成了政治与军事重心向边境地区的转移，而这便引起了拥立皇帝与另立新君事件的频繁发生。驻扎在莱茵河、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军团士兵往往更愿意保卫自己家乡所在的省份，他们对出征远方异乡深为反感。因此，统一部署防御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帝国的颓势在伽里恩努斯时期跌到了谷底。在高卢，波斯图穆斯于259年自立为帝，建立了独立王国；在帝国的东方，伽里恩努斯任命巴尔米拉的城主奥登纳图斯统管整个东部地区。 在奥登纳图斯死后，其妻芝诺比娅甚至自称女皇。尽管伽里恩努斯不得不放弃帝国的西部和东部，任其自生自灭，但他却建立了一支灵活机动、配有强悍骑兵军团的部队，并让部队驻扎在意大利北部。正是依靠这支军事力量，后来的奥勒良皇帝才能够在273年再造帝国的统一。罗马的幸运在于，当时外敌的侵袭是全无组织的，而且他们并无灭亡罗马帝国之意，更多的只是一路烧杀抢掠。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令帝国摇摇欲坠。虽然后来罗马剿灭了高卢的独立王国，但先前所撤出的帝国前哨地带再也没能收复。  货币体系陷于崩溃比领土沦丧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帝国满目疮痍，滥采资源已是司空见惯，货币体系亦是陷于崩溃。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曾下令开始征收实物税，以满足军需。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将享有罗马公民权的群体扩展至帝国全境的居民，以扩大原本专由罗马公民所承担的遗产税的征收范围。 至于最为重要的变化便是，迪纳厄斯银币的含银量一减再减：马可·奥勒留皇帝将迪纳厄斯的含银量由85%缩减到了75%，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进一步减少到50%，卡拉卡拉皇帝下令发行了价值为迪纳厄斯银币两倍的安东尼安银币，但实际上其含银量却比迪纳厄斯银币还少了35%。到了伽里恩努斯在位时期，大量发行的安东尼安银币仅剩2%的含银量。于是，伽里恩努斯皇帝效仿卡拉卡拉的货币政策，故技重施地发行了价值本为5迪纳厄斯却仅有薄薄一层镀银的新币。  这样一来，迪纳厄斯银币便沦为了信用货币。随着钱币的过量发行，货币持续贬值，这又进一步造成了物价暴涨，所有用作抵押典当的钱物以及使用钱币支付的税收与薪金也难逃贬值的命运。这是因为，政府为了从中获利，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坚持将已经贬值的新币价值与足值的旧币相挂钩。然而由于市价的大幅上涨，政府也需要通过强制售卖、征收实物税以及没收财产的措施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政府在强制售卖中所支付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相关物品的市场价格。 此外，当时对于军需物资的价格还做出了如下规定：军粮与军服以通货膨胀前的价格向士兵出售，而剩下需要支付的大部分钱款则以实物的形式予以结清。这一做法进一步增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这样一来，国内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交易都变成了物物交换的形式，于是过量发行的钱币与更为紧缺的物资供应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遭受重创的货币经济，恢复物物交换的倒退趋势在当时显露无遗。  另外，帝国政府为了满足国家所需而向民众征收物资、征召劳力的举措对于各地百姓的影响也大有不同。由于交通运输不便，政府只能在急需物资和劳动的地方就地取材，就近征用。由奥古斯都皇帝所建立的收入体系曾为帝国带来了赋税的公平，但如今这一公平荡然无存。政府一方面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另一方面却又未能充分利用赋税的富余空间。更为严重的是，皇帝的权威一落千丈，帝国的军队和官员中饱私囊、为所欲为。至于各行省向帝国中央的求援之请，都以应走法律程序为由而被打发了事，但所谓的法律途径在此时早已没有半点效力了。 当备受蹂躏的各大行省不断向外求援之时，北非的核心区域则始终保有安定与和平，而这甚至使得一些下层民众得以发家致富、出仕为官。蛮族入侵、篡位自立、内战纷争、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乃至货币崩盘，这些祸事对于帝国各地与各个阶层的影响都不尽相同。 结语这一时期未受战乱和兵祸殃及的地区则似乎有幸得享长久的太平与繁荣。未受外界干扰的长治久安便成了此地社会发展繁荣的前提。在享有太平的地区，民众的生活依然一切如常。 参考文献 《高卢战记》 《不列颠王记》 《日耳曼尼亚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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