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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蕊 “萍花社画会”雅集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某日，蛰伏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门来，迎接着春天的到来。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也是进入新年后的第一个春节，从咸丰进入同治，换了皇帝，总还是有些新鲜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宫廷里一场权力交接、人事变动的好戏正演得惊心动魄，不知多少旧人哭，也不知有多少新人笑，此时，却都被一个春节掩藏起来，春节的祥和喜庆是累积了一整年的心气的，朝廷内外一样的喜气，虽然是早过了正月十五，但新皇帝的喜兴、普天同庆，还是从春节那儿一路延续下来。而24位画家也借了这股喜兴劲更其喜洋洋矣——这一天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要办一件大事——谋划了很久的成立画社之事，终于等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一天。 这一日，晓风和畅，绿柳才黄，千里莺啼，光景无边，以山水画闻名的画家吴宗麟倡导并主持的“萍花社画会”成立。在上海城西关帝庙堍，上海及苏浙书画名流被邀请雅聚。一行人分别从南京、苏州、松江、嘉兴等各地赶来，他们分坐在大屋子靠墙的一圈太师椅里，每两个太师椅中间隔放着一个红木茶几，茶几上是青花瓷盖碗茶、瓜子、糕点等。他们面对的是一排开阔的轩窗，窗户大开，窗外是园子，山石嶙峋，花卉点缀，鱼翔园池，尽入眼帘。正是春和景明好时光。好不容易碰头的画家们人人面露喜色，他们畅叙友情，也切磋画艺。 吴宗麟指着前面4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我们用绘画来记录此次胜景岂不是妙？”钱慧安擅长画人物，他打量桌上铺好的宣纸，站在一边默想一会儿，走到包栋（子梁）、王礼（秋言）边上跟他俩合计起来。然后，3个人走到大长桌前分别作起画来。由他们3人合作绘制的《萍花社雅集图》就此行世。 这一年，钱慧安虚岁30，而立之年。因为在“萍花社画会”上作《萍花社雅集图》而使个体的原本小有名气的钱慧安暴得大名，从此饮誉沪上，进入名画家的行列。《萍花社雅集图》是横卷形式的人物群像图，图上参与雅聚的24位画家人物全由钱慧安绘成，当时在场的画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征，找到画中对应的人物，惟妙惟肖，画家们各具面貌，有的风流倜傥，有的风度翩翩，有的文雅洒脱，有的俊朗超拔，有的气度不凡……他所画的这些人物，日后真如他所绘，个个皆有气象。其中参与画会的吴石仙、吴大澂、顾若波、胡公寿、钱慧安、倪墨耕、吴秋农、金心兰、陆恢等9人被合称为“萍花九友”。 在清溪学画 钱慧安出生于1833年（道光年间）的高桥（旧名清溪）花园村（祖上是浙江湖州人），他家世代为农。提起他小时候学画的经历，也可说是得天助也。他家有一个邻居是画肖像画的民间画师。画师每天在临窗的案几上作画，童年的钱慧安就趴在人家窗口看画师画画，看得入迷，时间飞快地过去，常常一趴就是半天，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直到妈妈来喊他吃饭。每天如此，天长日久，画师看出钱慧安是真心喜欢画画，就同意他进屋来观摩。又过了一段时间，画师看这个孩子真的痴迷，于是开始教他人物写真。 几年以后，钱慧安不再满足于画师的传授，他开始学习明末陈洪绶。他观察到，陈画的人物衣纹细致、清晰、流畅，勾勒有力；他又学清代改琦的仕女画，他想，这仕女画如何能画至衣纹细秀，树石背景简逸，造型纤细，敷色清雅？而费丹旭（也以仕女画闻名，与改琦并称“改费”）画的侍女和改琦的侍女有何不同？费丹旭的仕女形象秀美，用线松秀，设色轻淡；他再学上官周的人物画，发现上官周与其他人物画家不同，上官周笔法潇洒，独树一帜……这些名家的画艺，在钱慧安不断的临摹揣摩以后，了然于心。 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终成一家。 鬻画沪上 在钱慧安20多岁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家乡清溪，去上海谋生。1843年，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到清咸丰年间，上海作为中国最摩登的城市已经初具规模。而在太平天国期间，江南社会战乱不断，江南很多画家为了避难，也为了谋生，纷纷向上海汇聚。 到上海后，钱慧安在城隍庙附近暂住。城隍庙是当时上海最热闹的地方，所以他选择在城隍庙一带卖画，有时也给人画写生肖像，这是他的谋生手段。过了几年，钱慧安卖画积累了一点钱，就在自己已经熟悉的城隍庙附近的老城厢淘沙场街买了一座二进的房子，他在上海安下家来。城隍庙卖画是钱慧安的谋生之道。这就决定了钱慧安艺术的平民性，他的画要符合市民通俗的审美趣味。这也使作为商业化城市的上海画家在艺术上与北京等城市的士大夫的文人画审美情趣有所不同。 任何新事物新流派的出现，总是会受到传统势力的质疑，因此，当一众画家聚集上海，形成所谓“海派”之时，有人很不以为然。光绪年间寓居上海的书法家张祖翼说“江南自海上开市以来，有所谓海派者，皆恶劣不可注目”。代表了正统派对新潮派的蔑视。 但在晚清，政治失范，统御塌陷，传统的价值体系摇摇欲坠，开埠的上海却迎来了八面来风，迎来了西方思潮。因而迎合市民趣味的画作在上海有市场的保障而一路畅行，画家脱离了文人清赏模式，更多倾向世俗化。 钱慧安作为民间画家，本来就与传统文人有距离，现在则站到了时代的风口上。到40岁的时候，作为画家，钱慧安日趋成熟，声名日隆，因此他的人物画行销沪上。 钱慧安生长于农家，对清末农家生活熟稔于胸，他的画取材于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有时画农村家庭的生活日常，人们和谐相处，子孝妻贤，田园牧歌、世外桃源一般，气氛舒适，充满了农村美好的生活气息。他画《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高谈今古辨愚贤》《鸡犬人家太古图》等，将自己以往的生活重组于笔下，那些欢乐质朴，以及那些情那些景，纷纷跃然纸上。除了作为画面主角的人物，他还将生活环境以艺术的眼光选取入画，作人物的背景，有时弯月一钩，有时树影门墙，有时蕉叶两株，有时小桥流水，江南风物于画中自然呈现。江南农村的美，不仅仅是休憩是闲适，也是劳动是汗水。《桑农乐》组画7幅，“老媪不胜勤，火候珠汗落”，农家院落，蚕妇们守着蚕宝宝，如水月华下，有的秉烛，有的俯身查看，“只因三卧蚕将老，剪竹频看夜未央”。 农村生活的所有美好，在钱慧安的画中归结为乐享人伦：他画一拄杖老者立于桃花溪水前，身旁一条狗，还有怀抱稚子的女子，女子面向小儿，老者与手持渔具的渔夫交流，老者的表情慈祥和蔼，女子则喜悦美好，画面左侧青山远黛，燕子双双飞来……如此画面，怎不令人心生欢喜。钱君匋百岁开一时题此画“四世同堂连一犬，门前共话打渔回。桃花艳似农家德，半壁青山遮不来”。 这些美好的农村生活图景，正应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市民需求，他们大多刚从各地汇入，正在适应都市生活，他们也有对于以往农村生活的回忆和怀念，再加——钱慧安也因为西风的浸入，接受了西画的某些特点，人物有层次感，敷色也能随结构或向背关系而浓淡变化，所谓“透视”——虽然只是匀入一点元素，而与以往的画家有了风格上的明显区分，也深得市民的追捧。一代大家在特殊的时代里脱颖而出。 钱慧安为人仔细谨慎，当收到定金，他会将定金分装在不同的信封里，写上姓名、画幅尺寸、内容、交付日期等存档，只有作品真正完成交付，他才启用报酬。从他的一方钤印中也可以看出钱慧安以方圆规范人生的处世哲学：他有一方圆形的“吉生”印，巧用圆形铜板方形内孔的线条构图，借其形表“钱”姓。他很喜欢用这方钤印。 北上杨柳青 传统与“西化”兼容并蓄的钱慧安，被天津的杨柳青年画相中。因为钱慧安的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精髓，而其所表达的内容和传统的民间年画也不脱关系，又加他的“新式”元素，他的人物画极具号召力，这一切特征与年画是相似的。年画历来关注大众审美取向和市场风向，杨柳青画社决定邀钱慧安去增加他们的力量。 光绪年间，钱慧安由上海乘船北上天津。那一天，终于到了，他登岸四顾，原来天津的风貌和上海多有不同，当地人说话也听不太懂，饮食多面食，还有点吃不惯。不过，来到了齐健隆画店，看到年画，他的不适感完全没有了。他一张一张仔细看杨柳青的年画，年画有的表现戏剧情节，也有雪园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丰年等等，为出新裁，钱慧安在心里构思起他自己的画样：内容上要让人喜闻乐见，多拟典故及前人诗句、借鉴民间传说，画法上要色设淡匀，高古俊逸，给年画带来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这一次北上，让钱慧安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他创作的井喷期，他为齐健隆画店和爱竹斋等作坊创作了百余种年画彩稿画样。年画是印版设色的，每一张画作都可无数次印刷，因而有大众喜欢的画作会经久流行。比如《南村访友》，描绘了一位老者到友人家拜访的情景，画中人物众多，友人带领孙辈门前恭迎，屋中妇女家人稚儿个个形象俊秀，色彩雅淡，不同于往昔年画的大红大绿。 “豫园书画善会” 宣统元年（1909年），也是春天，桃红柳绿的三月。姚鸿、黄俊、汪琨创议发起设豫园书画善会，由杨逸等规划，高邕拟订规划，在豫园“得月楼”召开成立大会，钱慧安与潘振镛、沈心海、蒲作英、王一亭、吴昌硕等一众会员百余人参加。会议一致推举钱慧安为首任会长，因为其“画名久著”“敦重伦常”。此时的钱慧安已经是个76岁的老人了。两年后，1911年，钱慧安辞世。而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天津文美斋画的六十幅诗笺谱。 钱慧安有追随的弟子若干，该画派被称为“钱派”。其作品《听鹂图》《柳塘牧牛图》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现在，在上海浦东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高桥的古镇西街，有钱慧安纪念馆可以参观，虽然纪念馆馆址不是钱慧安的故居地（钱慧安故居地具体地址已不可考）。纪念馆内藏有钱慧安后人捐赠的钱慧安部分画作、手稿、印章和文房用品等。如果有幸，参观者可能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画作和钤印……可以在那里寻找溯源“海派源流”（程十发语）。纪念馆的陈列品会带你穿越至那个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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