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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之美，固以体制恢弘、建筑堂皇著称，而名园梵宇、市井巷陌亦有独到之处。北京作为五朝古都，历代花事繁盛，蜚声已久，名花佳木，姹紫嫣红，京师风华因花助力颇多。 旧京古刹多以花事闻名。宣南法源寺的丁香声名远播，而曾与法源寺丁香齐名的崇效寺牡丹，则已移栽中山公园花圃，崇效寺也早已改作白纸坊小学，如今只剩下一座藏经阁和几块零散的石刻。 崇效寺原名崇孝寺，始建于唐贞元五年（789年），为幽州地方长官刘济舍宅为寺。贞元元年（785年）刘济之父刘怦去世，刘济继其父担任幽州节度使一职。四年后，刘济舍宅为寺，乃为追思先父，以尽孝道，“崇孝”之名，概源于此。 辽南京时期，崇孝寺位于大内东门宣和门外，西临析津府都总管衙署。该寺邻近政治中心，地位十分崇隆，成为北京建都史上的重要标志。金元之际，崇孝寺屡遭兵燹，日渐倾颓。元末至正初年，在旧址之上重新修建，敕赐名为“崇效寺”。明代天顺、嘉靖、万历年间，曾进行修缮。清康熙帝曾御赐檀香佛像给崇效寺。当时，钦差大臣将佛像从神武门送出西华门，经宣武门至白纸坊恭迎入寺，这成了崇效寺历史上最隆重的盛典。 自清中叶起，崇效寺逐渐衰落。1930年，民国北平史学研究会对崇效寺进行了调查，并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中绘制了崇效寺的平面图，清晰标明了每座殿宇的名称和用途，并拍摄了多张照片，使我们在今天能够完整地一窥崇效寺之建筑原貌。由图中可见，院内广植椿树、柏树、楸树、丁香、枣树、迎春、月季、刺梅、桃、杏、葡萄等，东配殿和方丈室后围有小花园，以种植牡丹为主。 元明时期，因崇效寺东北植有千株枣树，故此地得名枣林街，崇效寺因而俗称“枣花寺”。民国初年，为与西段南侧的街道区分，枣林街改称枣林前街，西段南侧的街道称枣林后街，枣林前街这一街名沿用至今。清初诗人王士祯曾留下《过崇效寺看枣花》诗。清中期以后，这些枣树就只剩下几株了。这时的崇效寺,又以丁香、海棠、牡丹等为人称道。崇效寺西院西来阁下的丁香树,传为王士祯、朱彝尊手植。后人留有“二老风流倚佛龛，琼葩手植重燕南”的诗句，其旁曾立有书法家翁方纲作《丁香花诗》石刻一方。 乾隆年间，寺内曾有两株海棠格外引人注目：“闲时与其徒莳花种竹，蔚然成阴，寺故有海棠二本，甲于他处。春秋佳日达官贵胄、文人学士以及羁旅孤踪、山人墨客莫不蜡履过从，车马填溢，宾从杂沓，而崇效寺遂为游观最盛之所。” 晚清时期，崇效寺又以牡丹誉满京城，其与大觉寺的玉兰、法源寺的丁香“鼎足而三”。崇效寺的牡丹又以墨、绿二种最为珍贵，龚自珍曾题有“词流百辈花间尽，此是宣南掌故花”的诗句。据说当时全国闻名的墨牡丹只有两株，一株在杭州西湖法相寺，一株就在北京崇效寺。寺僧还曾用牡丹花瓣和以白面，加入白糖，煎制成“富贵饼”，食之香甜可口。一直到民国时期，崇效寺的牡丹依然是“花开时节动京城”，鲁迅素不喜游园，也在1913年和许寿裳同到崇效寺观赏牡丹，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1935年，北宁铁路局甚至“特开观花专车，游踪所至，莫不以一瞻崇效寺牡丹为幸”。 新中国成立后，崇效寺改建为学校（今白纸坊小学）。1954年，叶恭绰看到崇效寺牡丹大量枯萎，非常惋惜，经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将崇效寺牡丹移入中山公园花圃。牡丹移去后，叶先生绘制了《崇效寺移花图》并作诗两首以记之：“横街冷落旧精蓝，佳种闲余只两三；安得移根归上苑，年年花事衍宣南。”“为花请命费沉吟，春事无端扰道心；喜见移根归上苑，宣南掌故记从今。” 崇效寺藏经阁前有古楸树二株，干可十围，浓荫满地。民国时期有人绘了《楸荫感旧图》，一时名流题咏者达四十余人，传为一段佳话。如今古寺已废，惟有藏经阁鹤然独立。所幸白纸坊小学操场内还保存这两棵古楸树，每逢四月末五月初，百年古楸满树花团锦簇，香气袭人，学校将每年4月24日楸花盛放的校庆日命名为“楸树节”。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刘文丰 编辑 张鹏 流程编辑 刘伟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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