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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史》：以全埠一百餘萬之人口，（合華界言，）除男子小孩殘廢者外，女子當不下四十萬口，再除去一部分有職業之女工或勞働者爲五萬外，其不事事者當得若干人，此不事事女子之中，上焉者管理家政，能稍分家庭勞役外，語以正當之生產事業則遠矣，次焉者動作需人，坐食終歲，而其消耗之所需，已加負於男子之一身，綜計此兩項之女子，約計爲一十五萬，至殘餘之二十萬口，其明爲買淫如長三如么二如野雞如花煙間再去五萬外，（據工部局去年之報）其餘之十五萬口，食必膏粱，衣必文繡，處必華屋，出必高車，消耗程度之達於極步，吾人試作一假定的預算，以一人耗費每日二元計，則全年已達三千數百萬元之數，而此十五萬口者，又非有確定之男子爲之供給，則終歲之間，其所以取得此項資財之方法及手段，閱者試默一想之，於敗壞風紀之外，尙有其他方法及手段乎，而僅僅妨礙生計在十五萬以外不能生產之女子尙不計焉，嗚呼，以十五萬人在一隅地方敗壞風紀，以三千數百萬元供敗壞風紀之揮霍，生計安得不促，風紀又安得不壞也，長此不變，十年以後之上海，誠非吾人之所忍言矣，就單純的生計言，金融則求過於供，職業則供過於求，惟以職業供過爲因，則普通應得一果，有一商業於此，需用司賬或店夥，如人才缺乏，則價格必高，反是則價格必落，故商事人才價格之高下，視商事人才供求之是否相應，而根本上實商業之消長爲之，論上海近年來之商業，衰落極矣，商業消則商事人才供過於求，供過於求則價格落，例如昔之司賬缺月給二十元尙虞無人應選者，今則月給十元而來者接踵矣，此亦一定之理也，然在上海則又有特別情形矣，上海生計程度之高，甲於全國，惟其高也，故歇業之商夥，按照普通心理自應以亟於謀事而貶其價値，乃在上海則不僅價値之不克自貶反因生計程度之加高，若云與使俯就廉價之職業，於一家生計仍虞缺乏，無寧歇業坐守，靜待機會之至，愈待而愈窘，愈窘則愈不得不待，上焉者徼幸於一擲，下焉者流蕩爲遊民，夫商業而出之以徼幸，已非吾國商事前途之福，又何况愈况愈下，驅有業之商民爲無業之遊民乎，此則因生計之增高，而影響於職業，復因職業之缺乏而影響於生計也，滬諺云，虹口賭檯擺一日，上海叫化多一個，（個字從南人讀應作入聲，蓋北人無入，則南人自有非入而入之者矣，）蓋上海巨賭，向在虹口一帶，每賭一日，則被陷溺者必日有一人也，吾就社會生計論，上海商業一日不回復，上海叫化亦將日增其數，影響恐尤巨於虹口之賭檯耳，雖然，失業而猶能安於叫化，叫化窮而已，貧而非病，於風紀固絕對無傷也，特恐其不能安於叫化耳， 華人之風紀之敎育之生計之教育生計與風紀連帶之關係，其原因其結果，皆如上述矣，惟認定上海爲普通商埠，則國民墮落已達極度，更認定上海爲國際間之商埠，則上海爲外力最占勝勢之地點，始來上海者爲英美法三國，而英美法之以全力規畫上海者如何其周至，俄德意奧等國後至，勢力雖不若先至者之雄厚，然各謀發展其本國之商務及潛勢力，亦無所不用其極，吾華人暱庇於外人勢力範圍之下，彼開埠初期之來滬者以商業爲目的者不計外，厥後因亂避地，歷年寄居上海之人，近者十年二十年之不等，遠者且長子孫而延世澤，而今者流覽全市間，外人於歷史上政治上雖用盡種種方法以謀華人之同化，然華人自華人，外人自外人，飮食居處衣服儀式，旁及風俗習尙冠婚喪葬，七十餘年來，實際上不爲外人同化，此又何哉，論者謂社會習尙之變易，其原因至爲複雜，有政治的，有經濟的，有宗敎的，上海薈萃中外於一隅，租界治權，雖操之外人，然對於社會之習尙，苟非妨礙公共安寧之事，歷取放任主義，此華人不爲外人同化，原因於政治者一也，上海生計程度高矣，而外人生計程度則更高，以中級外人一日之所需，足供華人一月之衣食，收入猶是，出項日增故衣食住三者，華人無論如何豔羨外人，事實上苦不能辦到，此華人不爲外人同化，原因於經濟者二也，外人以宗敎同化他國人者，近世紀已見不一見矣，中國通商之先，外人何嘗不以敎務爲前驅，（徐家滙之敎堂卽成立於通商之前，特通商後愈以恢廓耳，）惟其敎義，精者率不外吾國先哲之名言，淺者則近於迷信，亦吾國自有之神權學說，而爲儒者所不道，故不特宗教不能爲同化華人之助力，且適以長同化之阻力，此華人不爲外人同化，原因於宗教者三也，雖然此三者均消極的也，則尙有積極原因在，蓋華人之特性是也，於何證之，當前淸欽派五大臣出洋之際，取道南洋羣島回，奉命撫慰華僑，時有駐荷僑民叩轅求見，詢其家世，則離國已二百餘年，蓋猶前淸康熙時重申海禁以前之出洋人民也，服式習尙，雖已同化土民，而腦後髮辮依然下垂，見欽使則愈有同族之感，夫以數百年未履華土之僑民，置產業，長子孫，爰居爰處，安之有素，更何愛此受人恥笑之髮辮而必保存之，此亦至不可索解之事，無他，特性爲之也，公鶴嘗聞之硏究生理學之某日本博士，謂一國之民族，必有一國民族之特性，此特性者，在政治之能運用之耳，然則華人之不爲外人同化，乃華人特性之表見，正惟政府之不能運用此特性，故保持舊習則有餘，促進新知則不足，準是以言，卽上海華人之不爲外人同化，吾不能不歸美華人之能保持其特性，然他方面無進步之可言，亦未始不由此項特性累之矣，更進一步言，上海五方雜處，各省均有寄寓之人，首指者爲廣幫，次則寧紹，次則蘇幫，最次則本幫，其原因略詳於前記，惟此各項之人，其在上海，聚居之地段，旣有一定，而習尙亦各自不同，蓋不僅一國人有一大特性，卽一地方人且有一地方之小特性矣，吾不敢驟下優劣之定斷，然以國際商埠論，則幸有此項特性，故尙能減殺被同化之程度速力耳，昔人謂滿淸入關，於滿漢界限別之極嚴，蓋深慮滿族之爲漢族同化也，而結果則滿漢仍同化矣，（前淸季葉，滿漢實已同化，所不同者，不過以政治爲之區別耳，梁任公著論辨之甚明，）然則中國人不僅不爲外人同化，且有同化外人之力矣，保持勿失，其作用豈有限哉，特政治之運用此特性爲無望耳， 至外人在上海之習尙，亦微與其在本國不同，英人商務，遍於全球，故其足跡所至之地，頗以保存大不列顚國粹見稱於世，梁任公新大陸遊記以未至歐洲爲憾，而對於英屬僑民則競稱其能以本國文化移殖於國外，爲不愧世界最優之民族，吾人復本此意以證之上海，上海公界，舊本英界，故今日公共租界內一切組織，歷史上多沿習英人之成規，觀工部局內部之編制，及界內各項行政，與英倫本部之市行政，大略相似，特具體而微耳，惟此爲公的組合之不相沿襲他國者，若私人間之好尙及習慣，除傳敎之神甫牧師欲爲精神的同化必先爲形式的被同化外，其餘駐華之外人，習與華人相處，積久亦有沽染華風之事，至英人以商務來華者，大多均來自印度，蓋自前世紀印度殖民吿成之後，英政府興商政策，漸注意於遠東，其時遠東外人勢力，以荷蘭人爲最，英人以印度業經佔領，欲謀遠東之發展，不得不爲擯逐荷人之舉，於是就印度公司內設立遠東商務硏究會，印度公司者，英人以商務侵佔印度之大本營也，印度旣已得手，則思移殖勢力於太平洋沿岸，而商務研究會，乃集合商人硏究遠東風土民情之作用也，曁鴉片開戰，結果上又得香港爲亞東立足地，而遠東商務硏究會，乃復移駐於香港，曩聞滬人言，凡英國來華之商人，道經香港時，必入一硏究華情之學校數月，然後再行來滬，公鶴始聞而疑之，以爲香港不必果有此校，或者後至者向先至者之問俗問禁耳，及某年服務於津浦路南局，與分段工程師郝華識，偶談此事，則知該機關並非學校性質，乃卽遠東商務研究會也，會內以硏究商務爲主旨，大而朝章國故，小而居處食飮，旁及語言文字風會習尙，凡吾華社會中形形色色之與商務有連帶關係者，或從事硏究，或悉心調查，俾兩方接觸之不致扞格，故同一商務用語，非所謂全球均以英文爲準據者乎，然初來上海之英人，苟非畢業於該硏究會者，與華人會話，同一英語，則英人反茫然不知所對，蓋上海商場中久已通行一種不中不西之洋涇浜英語矣，查洋涇浜英語係以中國文法英國字音拼合而成，爲上海特別之英語，卽此一端而論，英人來華，其不能不先有硏究可知矣，然於其本國國粹亦微有差異矣，及寓華旣久，所與往來關係之人，尤多屬華人，而不知不覺之中，華風之輸入，亦遂成爲習慣焉，此猶就商務中人言之也，若爲各機關或政府被雇之洋員，年限稍久，嚮用愈殷者，受華人知遇之感，有自請入籍者，有改用中國服裝者，有與中國人爲兒女姻親者，而前淸長江礮臺某洋員以在中國服務十八年之久，卒以受該本國政府之詰責，致服中國公服向闕叩首自盡總稅務司赫德受前淸宮保之命，在京開賀，一切均用華式，此則以職務上之關係而致其特別嚮慕之忱也，總之世界大通，全球風尙，當必有日趨大同之勢，師其長而去其短，排除其敝俗而保存其特性，從理想的言，本無同化被同化之可言，同化不爲榮，被同化不爲辱，則今之齗齗爭論不決者，尙不免國際之見解存矣，雖然，公鶴又聞之某副領事矣，社會有大防，公理是也，公理愈明，則社會發生傷風敗俗之事愈少，非全社會分子之無一敗羣也，懾於公理之大防，不敢過於踰越耳，中國公理，上焉者認爲私人間之道德，下焉者則併不知公理爲何事，故若明若昧，其勢力不足以防閑社會固已，此中國社會之現象也，然外人一入此等社會，其識力有定者，原不致同流合汚，若中下流則難言之矣，試調查近十年來各領署判結外人之刑事案，多半爲詐欺誑財之事實，而黑幕中均有華人爲之倀，彼華人者，在商界中或且爲稍負時譽之人，而亦恬不爲怪，則中國公理之不明已非一日矣，該外人言如是，雖不無過當處，然以外人失却其本有之特性，爲華人罪，果如是也，則華人雖有同化外人之力，乃不啻一種毒菌之傳染疫癘耳，何貴有此同化力哉。（未完） 姚公鶴《上海小史》，《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11期，隨筆，第69-7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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