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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人人都要读卡夫卡。”可读了卡夫卡后，才觉得这句话不如改成，“人人都是卡夫卡”。 因为极度细腻敏感的卡夫卡，总能通过一个个荒诞的故事道出每个人心中最隐秘的想法。 很多人将卡夫卡与同样敏感且抑郁成疾的太宰治作比较，我想太宰治是搭了当下文艺青年的便车。当然他的作品也很伟大，但更多是在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把文字当成倾诉的渠道，或把读者当成倾听者，我们同情他，却在大多时候无法感同身受。 而卡夫卡不一样，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把目光转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试图通过自我感知揭露生活对人类无情的打磨，读他的作品你会收获到阵阵共鸣。 卡夫卡很“敢说”，在那篇知名的《变形记》中便可窥探一二——当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自己的家人变成了令人作呕的屎壳郎，你还会待他如初吗？ 而这个设定并不荒诞。当一个人久病在床，不但形同虚设，还会给家人增加负担，其实和甲虫并没什么区别。 细细想来会让人不寒而栗。 另一篇名为《判决》的短篇小说，是卡夫卡自己最喜欢的作品。这部作品深刻地诠释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也许在于它能为读者提供多角度解读，不拘泥于因果，人物设定也不是非黑即白，以此来提高大众对文学的审美。 《判决》实际上是父亲对儿子的“判决”。在这个富有的家庭里，父亲老态龙钟，儿子逐渐大权在握，前者不甘心，后者故作姿态。因为儿子的朋友，他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父亲倒下，儿子自杀。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悲剧，却被读者们从各种角度解析，至今未有定论。 1.父权的压迫及作者的童年阴影初读这篇小说，你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儿子本德曼给朋友写信，问他能否来参加自己的婚礼。父亲听闻却暴跳如雷，把儿子当做敌人一样谴责，甚至上升到人格侮辱。 而本德曼异常脆弱不堪，以至于自寻死路。 正因为这样夸张和荒诞的写作手法，让很多人坚信这部小说就是在批判父权。 其实从卡夫卡的家庭经历来看，这个说法确实占了上风。 比如，他曾在《致父亲的信》中明确提到：
《判决》中，父亲压倒性的话语与突如其来的暴怒几乎和卡夫卡在信中所形容的父亲形象如出一辙。也许正是这种“痛苦的折磨”给作者童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导致敏感和抑郁伴随他一生，甚至在卡夫卡的每一篇作品中都能看到“折磨”留下的后遗症。 还有一处也几乎吻合，这篇小说是卡夫卡送给未婚妻费丽思的作品。当初他把费丽思介绍给父亲，并宣布自己要结婚时，父亲却挖苦道：“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要和她结婚。” 而小说中，本德曼的父亲也同样地讽刺了他的未婚妻：“因为她这样地、这样地、这样地撩起了裙子，你就和她接近，毫无顾忌地在她身上得到了满足......” 对此我们可推测出，卡夫卡将这篇小说献给未婚妻的理由，很可能是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及自己性格的形成以小说的方式悉数告知给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作者本人就是本德曼，他们都拥有一个极尽讽刺儿子之能事的粗暴父亲。 这种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出的父权心理，视个人男性权利为中心，做儿子时，他们试图取代父亲的地位，做父亲时，又不惜践踏儿子的尊严，只为维护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却给孩子造成了不可逆的心理伤害。 2. 卡夫卡与异化了解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卡夫卡与“异化”这个名词息息相关。异化这个概念来源于哲学和社会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理论，意指一种物化思想，用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 哲学家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展出了更接近卡夫卡之于异化的定义，可理解为一个人与商品世界，以及资本主义的精神对抗。 卢卡奇 卡夫卡的作品极具先进性，他不留情面的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劣性。资本主义在他所处的奥匈帝国中像巨轮一样运转，加之当时的统治政权，在带来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 而他父亲就是帝国统治下的典型“产物”，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终成一名富有的商人。对外可以深谙人情世故，对待家人则无理取闹，尖酸刻薄，不知温情为何物。 卡夫卡看似在表达对父亲的不满，实则直击奥匈帝国的集权统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痛点，它们让人民彻底沦为劳动机器，也让本雅明所谓之“灵韵”消失。也许父亲有他自身的问题，但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无情社会。 如此看来，《判决》中本德曼选择自缢就不甚奇怪了，他的死亡并非不堪父辱，而是对物化世界的逃遁。 卡夫卡之所以被称作现代派文学鼻祖，正因他笔下的诸多市井人物都在反映作家异化的精神思想。 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观察研究，提出了社会理性化理论，他指出理性化终会铸成“奴役的铁笼”。而卡夫卡的小说则赤裸裸地揭示了“铁笼”的存在，并道出了世人挣扎无用这一残酷的事实。 马克斯.韦伯 3. 本德曼的虚伪如果说本德曼的人物塑造就是以作家本人为蓝本，那么卡夫卡对自我的剖析简直不留情面，这也正是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他揭示了人人都有劣根性，人性本来就不值得推敲，而这个世界上圣人太少。 小说中，本德曼的朋友过得并不好，在搬到俄国的三年中，他穷困且潦倒。而本德曼却截然相反，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并且即将迎娶美丽的未婚妻。 由于强烈的共情心理，本德曼始终没有将自己优渥的情况告知给朋友，总是与他敷衍着别人的事情，甚至连结婚这件事也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 而在与父亲的争吵中，父亲一语直击要害，认为儿子看似为朋友着想，实则心里充满碾压对方的优越感。 本德曼的这种虚伪，在小说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蛛丝马迹。比如开端处作者写道：“对于这样一个显然误入歧途、只能替他惋惜而不能给予帮助的人，在信里该写些什么呢？或许应该劝他回国，在家乡定居，恢复同所有旧日好友的关系......” 本德曼显然对朋友的境况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但因为怕伤害他的自尊最终选择沉默，甚至用别人的八卦含混过关。本德曼对朋友三缄其口，继续放任他在俄国潦倒。需要认清的是，他这样做的实质是为了自己，因为不触霉头就可以保全友谊。只要友谊还能维系，朋友的安全冷暖则可被置之度外。 除此之外，他始终犹豫是否要把结婚的消息告诉朋友，而理由是：“他会感到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伤害，也许他会嫉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满意......”这完全是本德曼自己的臆想，全文没有表现朋友善妒，而本德曼如此“共情”，无非是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才会推己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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