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福玲：宋代诗人咏河北

序言

河北省作为畿辅重地，北靠燕山，西倚太行，面向华北平原。既有广袤的河北平原，也有北部的丘陵山地，中部河网密布，周边高山逶迤，自然山川，伟丽多姿。著名的高山有绵延西部的太行山、横亘北部的燕山和秦皇岛的碣石山。著名的大川自南而北有漳河、滏阳河、滹沱河、易水河、白沟河、潮河、瀑河等。这些高山大川在宋代诗人的笔下都得到了诗化的描绘与表现。

宋代诗人咏河北名山

先看高山。宋诗描写河北名山写得最多的是西部的太行和北部的燕山。粗略统计《全宋诗》中诗题涉及太行山和燕山的作品各有20多首。太行山位于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东北西南走向，北起拒马河谷，南至山西河南交界黄河沿岸，海拔一千多米，最高达二千米，东部陡峭西部稍缓，受河流切割影响，山中多横谷（俗称陉），为东西交通要道，古有“太行八陉”之称，包括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八个险要关隘，是河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要塞之地。当年韩信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其中的井陉关一带。宋代诗人经行太行山，被太行山的雄伟壮观的景象，艰难难行的道路所震撼，他们以自己的诗笔描写太行风光，表现征行感怀，表达对高山大川的惊叹之情。如诗人描写太行山风光景象，曹勋《过太行》说：太行应助往还程，一带峰峦日日青。”徐范《过太行山》二首写征行太行的所见所感：

茫茫远树隔烟霏，猎猎西风振客衣。山雨未晴岚气湿，溪流欲尽水声微。

回车庙古丹青老，碗子城荒草木稀。珍重狄公千载意，马头重见白云飞。

路绕羊肠蹑屐跻，万山金碧总堪题。举头日月中天近，极目乾坤五岳低。

自笑盐车骐骥厄，谁怜枳棘凤凰栖。欲投古寺禅房宿，喜见僧归落日西。‍

此二首为宋代诗人描写太行山最为具体细腻的诗作。诗中描绘的晚秋的太行，远树隔烟、西风猎猎、山雨岚气、溪流水声、城荒草稀、羊肠路窄、万山金碧、高险近天的景象，使人如临其境。“欲投古寺禅房宿，喜见僧归落日西”的结句，喜悦之化情为落霞之景，既有艺术魅力，又亲切可喜。

 除去近距离细腻表现太行风光外，宋代诗人描写太行山更多地是把目光聚焦在太行山的雄伟博大的气势，夸饰山之高、水之险，突出表现太行道路的艰难难行上。请看范成大《太行》：“西北浮云卷暮秋，太行南麓照封丘。横峰侧岭知多少，行到燕山翠未休。” 洪适《次韵初望太行山》：“曾峦逾碣石，形胜镇神州。可惜羊肠险，今包鼠穴羞。”都着眼于太行山绵延南北，峰峦叠翠的雄伟博大的气势。而吴则礼、苏舜钦、岳珂、王安中、洪适等人的诗作，则专注于太行的高与险，以夸饰的笔调，突出道路的艰难险阻。如“君看太行高，历井安足道。回头看禹门，砥柱一何小。歇鞍坐苍崖，九地俯飞鸟。瑰诡平生无，摧车亦复好。”（吴则礼《登太行》）以扪参历井的蜀道和黄河的禹门为对比，极言太行的高险。最集中夸张太行之险的是苏舜钦的《太行道》：

行行太行道，一步三太息。念厥造化初，春何险此极。左右无底壑，前后至顽石。高者欲作天明党，深者疑断地血脉。夜中岩下埋斗杓，日午阴壁风雪号。攀缘有路到绝仞，四望羣峯合沓如波涛。忽至逼侧处，咫尺颠坠恐莫逃。嗟乎古昔未开时，隔绝往来人不思。淳源一破山岳碎，巧心遂去缘崄巇。崄巇不穷甚可畏，悼此二者亡其宜，天地不自崄，崄由人为之。彼车摧轮马伤足，中路勿叹勿恸哭。世上安涂故有焉，孰使汝行此道躯高轩，丧坠不收宜尔然。‍

诗人在“一步三太息”的感叹之后，以铺陈之赋的手法，从左右前后、高低、日夜等各种时空角度铺陈太行山高水险，再转到道路和艰难之行，最后以“丧坠不收宜尔然”近似于恫吓的方式收结。从中可见苏舜钦诗歌豪健的特点。此外，写道路之险的还有王字中《见太行山》、岳珂《太行道》、洪适《次韵初望太行山》等，此不一一例示。

宋人的太行诗歌还写到了太行山河冰山雪、晓风刮骨的寒冷气候：司马光诗：“河冰塞津口，山雪照林端。”汪梦斗《晓入涿州界看太行山》：“晓风刮骨似严寒，漠漠吹沙塞鼻关。卧入范阳元不觉，醒来忽见太行山。”这些诗作由关注太行之险转写太行情趣。如无名氏的一首《题太行山石壁》：“太行千里连芳草，独酌一杯天地小。醉卧花间人不知，黄莺啼破春山晓。”沉醉于太行山春景无限怡人的情趣之中，写得气势浩大又空灵超旷。许及之《过陈桥见太行》：“驱车夜半出都城，策马陈桥已半程。回首白云南阙下，太行何事马前迎。”则又把自然山川人格化，以陌生的手法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趣。

河北大地，与太行比肩的是北部逶迤起伏的燕山。燕山在河北平原北侧，由潮白河河谷直到山海关，东西走向，绵延横亘在河北北部，山势海拔400至1000米，主峰为雾灵山。燕山与太行一样，多要隘关口，著名的有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关隘，它们与位于东端的山海关、中段的居庸关，都是南北交通的孔道，控扼着塞外与中原往来，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宋代诗人留给燕山的笔墨，与太行相当，作品也很多。但与太行不同的是，宋代的燕山先后属于辽和金之地，位在两宋版图之外，因此，宋代诗人写燕山，其着眼点与写太行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着眼于山势的巍峨高险，险关要隘的军事价值意义等，而更多的是在描写山势之景中表现痛失大好河山的悲慨与伤痛之情。能以平和心态客观细腻描绘燕山之景的只有二首，一为北宋张舜民的《秋日燕山道中》：“燕山秋更好，况复值新晴。一径幽花闹，千巌晚瀑明。寺危迂路入，水漫信船行。尝栗皱初破，开梨颊未頳。松萝扶斗上，剑戟插沙平。秦赵封疆密，岷峨气象清”，后转入怀古。二为南宋韩元吉的《燕山道中见桃花》：“今日风横车少尘，卷帷聊看塞垣春。已惊漠漠花经眼，也有蒙蒙絮扑人。”

多数诗人行经燕山，都怀着无限怅惘与叹喟描写燕山之景，惋惜其沦为异域他乡。如苏颂《初过白沟北望燕山》写望中所见的燕山及其痛惜无奈的感怀。

青山如壁地如盘，千里耕桑一望宽。虞帝肇州疆域广，汉家封国册书完。

因循天宝兴戎易，痛惜雍熙出将难。今日圣朝恢远略，偃兵为义一隅安。‍

青山如壁、耕桑千里的燕山大地，因为唐代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因为北宋初年的雍熙战败，因为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盟，沦陷异国，痛惜之情，只得用圣朝“偃兵为义”做借口来自我宽慰。更著名的是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

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却顾沙漠平，南来独飞雁。

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

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

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澣。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区区用戎索，久尔縻郡县。

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

在描绘燕山之景，历数燕山归属之后，痛惜燕云之地久沦腥膻的局面，希觊有朝一日，北朝内乱，“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然而，让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不是北朝内乱“自变”，而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为之扼腕叹惜。此外，值得提及的还有两首绝句：一是张舜民的《燕山闻杜鹃》：“晓色千峰杳未分，声声哀怨出云根。举头忽见思乡岭，何不他时别处闻。”二是范晞文《燕山闻鹃》：“燕山三月初三夜，听得啼鹃第一声。同是小楼孤烛下，主人熟睡客惊心。”也属于写燕山之景隐含无限感怀的伤时之作。相比前者，具有绝句诗歌的灵动与含蓄之美。

诗人不仅带着无限感慨写燕山，而且视燕山为北上归途的第一程，面对燕山表现出既兴奋又伤怀，往往写得归心似箭，恨不能早日离开这令人隐痛伤怀的燕山大地。如楼钥《初出燕山》：“去国三千里，还家第一程。都缘人意乐，便觉马蹄轻。落日催心速，飞云逐望生。莫嫌归去晚，犹得趁清明。”尤其南宋末年的遗民诗作，更是“故国伤心那忍说”。请看洪咨夔的《奉使燕山回早行书事》和汪元量的《燕山九日》：

露满中庭月满天，秋来怀抱转凄然。客程恨不日千里，归思乱如云一川。

故国伤心那忍说，遗民望眼几回穿。当家旧事堪垂泪，海上看牛十五年。

九日凄凉戏马台，龙山高会亦尘埃。天翻地覆英雄尽，暑往寒来岁月催。

人隔关河归未得，客逢时节转堪哀。十年旧梦风吹过，忍对黄花把酒杯。‍

燕山大地留给诗人的是无限痛楚与哀伤。还有宋徽宗的《题燕山僧寺壁》：“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虽然只是燕山题壁之作，却把痛失江山社稷的悔悟情感写得痛悔难当。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宫人金德淑填有一首写燕山的《望江南》词：

    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玉带，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蓟楼前。 空懊恼，独客此时还。辔压马头金错落，鞍笼驼背锦斓班。肠断唱门关。

此词为送汪元量南归之作，以女音软美的词体写燕山，可谓状燕山雪景如在目前，含不尽情意见于言外，百感交集，却隽永含蓄，是宋人写燕山的上乘作品。

碣石山远在河北东北角的秦皇岛，毗邻东北，宋代诗人少有至者，唯有曹勋拟曹操《步出夏门行》所写的四言怀古诗作《临碣石》，此不再详述。

宋代诗人咏河北河川

宋代诗人涉笔河北河水川流的诗作，数量不及描绘名山的作品多，值得提及的自南而北有漳河、滹沱河、易水河、白沟河四大河水。与描写高山的诗作相比，宋人写河北之水，不重视写河水本身的水势流向等形貌特征，而是侧重追怀发生在这些水边水上的历史事件，咏史怀人，具有咏史诗的性质。

如写河北南部漳河的代表性诗歌有四首，许及之《漳河》：“出郭安阳漾碧波，黄流汩汩泛漳河。河滨饮水令人瘿，岸石其如腹疾何？”如果说许及之诗的还重视描绘碧波荡漾的漳河水势的话，那么京镗、俞应符的《漳河疑冢》诗则重在抒情怀古之思：

疑冢多留七十余，谋身自谓永无虞。

不知三马同槽梦，曾为儿童远虑无。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诗中所写的漳河疑冢，为曹操生前为自己死后所设计的疑冢。南宋范成大《揽辔录》云：“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传云：‘操冢正在古寺中。’”清顾炎武《河朔访古记》：“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丘七十二所，参错布置，累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京镗诗重在讽刺曹操疑冢为儿童之虑。俞应符诗则重在揭穿疑冢之底。故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疑冢”条说：“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此亦诗之斧钺也。”

明代郎瑛对陶宗仪之说则不以为然。其《七修类稿》卷二十“曹操疑冢”条云：“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立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陶九成以为此言诗之斧钺也。予则以为孺子之见耳，使孟德闻之，必见笑于地下。夫孟德之棺，岂真在于疑冢哉，多设以疑人耳。然始为疑冢者孔林。”对于漳河疑冢，不仅京、俞二人吟咏，范成大北使金朝时也曾有诗议论。南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人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四句是两个好议论，意足而理明，绝句之妙也。”类似的载记在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中也有，此不赘言。

滹沱河为河北平原上子牙河的北源，源出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泰戏山，穿割太行山经过石家庄市城北而东流，于献县和滏阳河汇合为子牙河。是河北中部较大的河流。宋人涉笔滹沱河的代表性诗作有四首，分别是许及之《滹沱河》、范成大《呼沱河》和文天祥的《滹沱河二首》。皆为绝句：

逋诛狂寇釜中鱼，未免真人驾六飞。

千古石人虽暧昧，一时河伯太机微。

闻道河神解造冰，曾扶阳九见中兴。

如今烂被胡膻涴，不似沧浪可濯缨。

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数仞绝滹沱。

萧王麦饭曾仓卒，回首中天感慨多。

风沙睢水终亡楚，草木公山竟蹙秦。

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

此三首绝句也着眼于滹沱河怀古，滹沱河流经河北平原，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西汉末年光武帝刘秀起兵，所到州县“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更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光武逃至饶阳，“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李贤注引《续汉书》曰：“时冰滑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度焉。”许及之诗“逋诛狂寇釜中鱼”就是针对赵缪王子刘林游说光武之言而起咏。范成大所谓“河神造冰”与文天祥诗“滹沱冰合事”都是针对刘秀巧趁滹沱河冰合而脱险之事吟咏，所不同的是范成大诗为河北沦入金国版图而难以释怀，故有“烂被胡膻涴”之恨。而文天祥在起兵勤王，回天无力之后，才发出了“世间兴废不由人”的无奈感叹。

宋代诗人写河北之水时还常常吟咏荆轲刺秦王时易水送别的易水河。易水河在河北省中西部，为大清河上源支流，曾有北中南三支，源出保定易县，汇合后流入南拒马河。据《战国策·燕策》记载：荆轲将为燕太子丹往秦行刺秦王，丹在易水边上为其送别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人称之为易水送别。宋代诗人写易水多聚焦于咏叹易水送别之事，代表诗作有三首，写得较好的是周密与汪元量之作：周密的《渡易水》曰：

丈夫一死已许人，高歌忼慨西入秦。

一旦直欲揕吕政，何异只手批逆鳞。

舞阳色变衮龙绝，环柱模糊八创血。

督亢地图秦已知，强燕反是速燕灭。

壮志不就千古悲，易水萧萧云垂垂。

尺八匕首何足恃，当时枉杀樊于期。‍

诗中从荆轲“高歌慷慨西入秦”的悲壮行为写起，一方面悲慨燕太子丹“强燕反是速燕灭”的结局，同时也对荆轲“壮志不就”留下的千古悲恨致以无限的惋惜之情。汪元量的《易水》诗则在描写易水古渡的荒寒萧森之景中，悲慨当年荆轲高渐离慷慨悲歌的壮举：

芦苇萧森古渡头，征鞍卸却上孤舟。

烟笼古木猿啼夜，月印平沙雁叫秋。

砧杵远闻添客泪，鼓鼙纔动起人愁。

当年击筑悲歌处，一片寒光凝不流。‍

诗人把对易水送别的悲惋放在烟笼寒水，芦苇萧森，哀猿夜啼，秋雁鸣沙，寒砧远杵，鼙鼓撩人的凄凉氛围中来表现，写出了易水为之“凝不流”的绝诀之别的悲怆。

此外，关于易水还有郭祥正的《补易水歌》、艾性夫《补易水歌效郭青山》、僧居简的《易水行赠修和谢德之高士》以及白玉蟾的《易水辞》等，描写易水，咏叹荆轲的诗作，特别是郭、艾、僧三人之作，采用七言歌行或排律的体式，铺排渲染，极具慷慨悲歌之情。如郭祥正的《补易水歌》：

燕云悲兮易水愁，壮士行兮专报仇。

车辚辚兮马萧萧，客送发兮酌兰椒。

击筑兮喑咽，歌变征兮思以绝。

易水愁兮燕云悲，四座伤兮皆素衣。

歌复羽兮慷慨，发上指兮泪交挥。

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宋人描写河北大川河流，写得最多的是曾作为宋辽界河的白沟河。白沟河即流经河北保定中部的拒马河。其故道自今白沟河店北东流经霸县城关镇与信安镇北，东抵天津与南北来诸水会。北宋时宋辽以此河为界，亦称“界河”。正因为白沟河曾为宋辽界河，故宋代诗人感慨边境线大大内缩南移而多关注此河，写了一系列有关白沟河的诗歌。典型有代表性的诗作约有十多篇。如洪适《次韵白沟河》、范成大《白沟》、许及之《白沟河》、汪梦斗《雄州北城外过白沟河》、罗公升《白沟河乃旧日南北分界之地》等都以七言绝句形式感叹宋代孱弱，边界不守、边境内移的尴尬境况：

唐余画壤媿鸿沟，西闭关门汉道柔。

一自旄头入京洛，至今泉水不东流。

高陵深谷变迁中，佛劫仙尘事事空。

一水涓流独如带，天应留作汉提封。

艺祖怀柔不耀兵，白沟如带作长城。

太平自是难忘战，休恨中间太太平。

手斧当年自画河，圣人微意不求多。

如何王蔡忘前事，可谓贪他却着他。

万里封疆到白沟，祖宗犹拟复幽州。

他年海岛无归处，谁解捐躯为国谋。‍

洪适之作以“至今泉水不东流”来抗议金人灭宋的罪恶；范成大的诗以陵谷变迁之理述说兴亡盛哀之无奈；许及之诗感叹以白沟为宋辽界河，贪享太平而忘备战，以至痛失中原；汪梦斗诗则罪责王黼蔡京轻挑边衅，导致丢失中原的更大历史悲剧；罗公升诗以白沟为界河的北宋尚有恢复幽燕之志，可叹的是南宋败退江南，缺乏为国捐躯的英雄志士，于是悲观地设想有朝一年，连退居海岛的归宿都没了。

宋代诗人的白沟诗除去上述南宋诗人的绝句外，写得最好的当数北宋王安石的《白沟行》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诗中对比白沟边地敌我双方备战与忘战的巨大反差，对北宋边防松弛的局面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此外，白沟诗名篇还有宋末文天祥的为五古长篇《白沟河》，苏颂《初过白沟北望燕山》等，苏诗已见上文，此不详论。‍

宋代诗人咏河北名胜

河北省从地域区划说，属于古代九州之中的冀州，春秋战国时代为燕赵古国，处于燕赵文化圈的中心地带。

千百年来，燕赵儿女，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包括中山文化、燕赵文化、赵魏文化等，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燕昭王的招贤纳士；从燕太子丹的荆轲刺秦王，到魏公子的转魏救赵；从韩信的背水一战，到杨六郎守三关，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历史故事，凝定起感慨悲歌、重义尚勇的燕赵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文化大家园中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类型。

宋代诗人踏上充满燕赵文化精神的这方热土，诗兴大发，挥毫泼墨，他们以诗咏河北，不仅着眼于河北的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观，为河北大地伟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增添了不少人文色彩，而且当他们投身河北大地之时，河北的历史传说，文化胜迹，古城名胜、历史变迁、标志建筑、城乡面貌等人文景观也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促使他们以自己的诗笔，写景抒情，怀古寄意，为河北的燕赵文化再添新的文化内涵。

古代赵国都城邯郸，位于今河北省南部，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存留有赵武灵王（前325—前299）为阅兵与歌舞而建的丛台。颜师古《汉书》注记载：“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在邯郸城中。”当时台上建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设计奇特。台前翠柏夹道，有阶石可登台上。台北有赵王宫、七贤祠，祠内有燕赵名人韩厥、程婴、公孙杵臼、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的塑像。现邯郸丛台已扩建为丛台公园，为冀南地区胜景之一。宋代诗人李之仪过邯郸，凭吊丛台遗迹，写有《邯郸丛台》诗：

禾黍离离露一丘，淡烟轻霭夕阳秋。微基西枕邯山尽，往事东随漳水流。

御辇金车何处去，闲花野草几时休。可怜全赵繁华地，留作行人万古愁。

诗中写邯郸丛台经过历代战乱变迁之后，在淡烟暮霭的笼罩之中，只露出一高高的土丘，这一历史胜迹，引发诗人许许多多的往事记忆，当年赵武灵王为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胡服骑射，筑台阅兵，邯郸都城成为全赵国最繁华之地，然而宋代的邯郸，随着其政治军事地位的下降，繁华不再，昔日的丛台，禾黍离离，微基颓堕，留给凭吊行人不尽的怀古之愁。范成大的《丛台》（自注：在邯郸北门外）：“凭高阅士剑如林，故国风流变古今。袨服云仍犹左袵，丛台休恨绿芜深。”也是丛台怀古之作。此外，宋代词人曾觌还写有一首《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咏叹丛台古迹。词曰：“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伤行客。繁华一瞬，不堪思忆。   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空陈迹，连天衰草，暮云凝碧。”从这些诗词看，宋代的丛台，繁华已去，衰草连天，暮烟笼盖，残破为丘，令人对历史的盛衰，感叹伤怀。宋代的河北因为已成北方的军事重地，升格为北京的大名府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邯郸古城的繁华已成昔日的记忆。所以曹勋的《过邯郸》诗说：“恭持天子节，再经邯郸城。断垣四颓缺，草树皆欹倾。慨念全赵时，英雄疲战争。殆及五季末，瓜分无定盟。慨念蔺君高，璧亦安所盛。翩翩魏公子，有德胜所称。殆今已千年，废台漫峥嵘。赵民尚自若，歌舞娱春荣。金石丝簧奏，彷佛余新声。兴废乃尔尔，人事徒营营。望城只叹息，尽付西山青。”诗人过邯郸，看到邯郸古城断垣残壁，杂草丛生，联想到蔺相如的完璧归赵、魏公子围魏救赵、千百年来，邯郸城所发生的兴废变迁，令词人叹息不已。

此外，宋人诗歌咏邯郸，还常常提到黄粱一梦的故事。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说：卢生在邯郸客店遇上道士吕翁，自叹久困，苦不得志，颇思建功立业，一享富贵荣华。吕翁授以青瓷枕，谓此枕可得其志。卢生倚枕而寐，梦回山东老家，娶妻貌美，后举进士，经过宦海浮沉，因功拜为宰相，生有五子，皆为高官，姻亲名门。其在朝五十余年，享尽荣华，年逾八十，病终榻上。至此梦醒，见吕翁在旁微笑，店主所炊黄粱未熟。于是卢生觉悟，随道士仙去。从此，黄粱梦的故事流传开来，到宋代，邯郸已建有吕翁祠。宋人咏邯郸也往往提到黄粱梦故事。如范成大《邯郸道》：“薄晚霜侵使者车，邯郸阪峻且徐驱。困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借助黄粱梦的故事来表达归隐石湖的理想愿望。

邯郸之外，古赵州是河北又一历史文化名城。赵州即今河北省赵县，宋代诗人描写赵州的诗篇也很多，仅题中有“赵州”二字的诗歌就有30多首。宋代诗人写赵州，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是写赵县名胜古迹赵州桥。赵州桥又名安济桥，俗称大石桥。在河北赵县城南2.5公里处，横跨洨河之上。由代隋开皇大业年间（590—608）李春设计建造的。唐张嘉贞《石桥铭序》说：“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桥长约60米，宽约9米，单孔圆弧，南北走向，净跨37.02米，跨度大而弧形平，大石拱上两端各建两个小拱，既能减轻大拱载重，又节省材料，便于排洪，还增加视觉美感，是世界桥梁史上石拱桥的典范作品。桥两侧栏板和望柱，雕刻精美，跌宕多姿。桥身巨大空灵，稳固坚轻，寓秀美于雄伟之中，巧夺天工。宋人杜德源《安济桥》诗描写道：

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背磨空。坦途箭直千人过，驿马驰驱万国通。

云吐月轮高拱北，雨添春水去朝东。休夸世俗遗仙迹，自古神丁役此工。

此诗描绘了如虹如龙的赵州桥美景，并对桥的功能作用及造桥技术给予高度的评价。南宋时期，赵州沦陷金朝，使金诗人所写的赵州桥诗都带有深重的历史盛衰的沧桑感怀。如范成大的《赵州石桥》：“石色如霜铁色新，洨河南北尚通津。不因再度皇华使，谁洗奚车塞马尘。”许及之《过赵州石桥》：“桥梁显刻认中朝，仙迹遗风不可招。唤作沃州人不识，今朝只过赵州桥。”

宋人赵州诗的另一主题是对赵州临济宗禅师悟禅公案的参悟。这类诗歌是宋人赵州诗歌的主体。我们知道，宋代禅宗的发展比唐代更加兴盛，所谓“一花五叶”，分为云门、法眼、曹洞、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宗影响最大，其主流在江西，河北赵州是江西之外临济宗又一弘法重镇，禅宗大师不断涌现。《五灯会元》卷四载有“赵州从谂禅师”的禅悟公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此公案《禅林僧宝》也有相同记载，赵州柏林禅寺因此名闻天下。宋代僧人参悟赵州从谂法师的悟禅公案，写了许多偈颂之诗。如释绍悟《举赵州访二庵主公案颂》：“一重山尽一重山，坐断孤峰子细看。雾卷云收山岳静，楚天空阔一轮寒。”释慧空《览赵州语》：“赵州借得空生口，便自纵横师子吼。问其佛性狗子无，问其甲子苏州有。而今此口还空生，古佛依前成漏逗。掀翻海岳觅知音，个个看来日中斗。”其中所言皆赵州禅师的悟禅名言。释子僧徒之外，一些诗人文士也参悟赵州禅师的悟法公案。因为宋代文士大多通佛禅，具有文士居士化的特点，因此宋代诗人写赵州，对赵州临济禅有着浓厚的兴趣。《五灯会元》卷四载：“宝学刘彦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问道于大慧禅师。慧曰：‘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道：无。但恁麽看。’公后乃于柏树子上发明，有颂曰：‘赵州柏树太无端，境上追寻也大难。处处缘杨堪系马，家家门底透长安。’”参悟公案外，诗人还描绘南宋时柏林禅寺的景象。范成大《柏林院》（自注：即东院赵州禅师道场，在城中）：“边尘一起劫灰深，风鼓三灾海印沉。急过当年无佛处，庭前空有柏森森。”说明柏林禅寺落入金人版图后，由于金朝文化的落后，寺院已经衰落。

在河北的古代名城中，真定（今正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宋代诗人的作品多写及之。如石延年的《真定怀古》：“光武经营业未兴，王郎兵革暂凭陵。须知后汉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着眼于真定城南的滹沱河，咏叹后汉光武帝在王郎追兵危急时刻凭借滹沱河冰合得脱的历史故事。既是写真定怀古的名篇，也是咏滹沱河的名作。

北宋中期的宋祁的《真定述事》：“莫嫌屯垒是边州，试听河山说上游。帐下文书三幕府，马前韡靺五诸侯。王藩故社经除国，侠窟余风解报仇。四十年来民缓带，使君何事不轻裘。”追述真定历史上曾作为侯国，任侠之风浓厚，如今宋辽议和，四十年间无战事，作为宋朝的北地边州，物阜民丰，故有“使君何事不轻裘”之句。此外，曹勋《过真定》：“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河朔富桑麻。枣梨阴翳忽如雪，漠漠一川荞麦花。”描写真定农耕桑麻、枣梨花开的美好景象。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范成大的《真定舞》，描写真定尚存的京师旧乐与舞蹈，表现真定的民俗风情，诗曰：“紫袖当棚雪鬓凋，曾随广乐奏云韶。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幺。”诗人自注：“裔乐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这种京师旧乐舞，使对北方陷于异族怀有深深隐痛情怀的诗人获得一丝心理安慰。南宋汪元量还曾写有《真定官舍》：“使君数问夜如何，灯烛高张照绮罗。白酒千杯浇客醉，红妆一面恼人多。风烟漠漠庭前树，霜月娟娟沼内荷。驿吏出门相语及，城南便是滹沱河。”诗人旅居真定驿馆，有感于盛衰兴亡，借酒浇愁，含蓄地写出了他行经真定的伤心感怀。

邢台一带，宋代称邢州，设有邢台驿站，宋代诗人也写有描写邢台之作。如范成大《邢台驿》：“太行东麓照邢州，万迭烟螺紫翠浮。谁解登临管风物，枯荷老柳替人愁。”诗人自注：“信德府驿也。去太行最近，城外有荷塘柳堤，颇清丽，不类河朔。”故诗中有“万迭烟螺紫翠浮”清丽之语，结句柳老荷枯的惨淡之景，转而表现诗人北使抵达邢台驿的不甘心情。李壁也有《邢台》诗：“北地霜浓九月寒，驼裘破晓上征鞍。也知骨相非麟凤，惭愧州人向掌看。”此外，南宋洪迈有《邢台怀古》诗：“蕞尔邢侯国，巍然昭义军。未能为晋重，忽已被梁分。壤沃连三郡，时移出四君。苍茫怀古意，群丑谩纷纭。”诗言古邢台之地作为古邢侯之封国，五代以来曾为昭义军节度所在，《新五代史》：“邢州，故属昭义军节度。昭义所统泽、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为昭义军节度使，徙其军额于邢州，而泽、潞二州入于晋。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当唐末有两昭义军。梁、晋之争，或入于梁，或入于晋。”故诗人说：“未能为晋重，忽已被梁分。”诗人沃野千里的邢台的历史变迁，表现出深沉的怀古之思。

宋代诗人写河北，诗笔遍及河北中南大地，如写定州。定州古称中山国，本战国初诸侯国之一，定都于顾（今河北定州），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西汉于此置中山郡，北魏改置为定州。《读史方舆纪要》：“定州汉曰中山郡，后魏曰定州。”洪适《过中山》诗说：“三关标重镇，自昔护边陲。观者堵墙立，纷然帘幕垂。欲谋千日醉，恐误十旬期。可喜中庭月，何妨尽一巵。”着眼于定州为北边重镇的军事战略地位来写。许及之《中山九日》：“恋阙怀亲一性成，车夫解事趣归程。松醪菊斚中山驿，蓟北江南万里情。”写诗人重阳节羁留中山驿站时的怀乡之情。他的《中山酒》：“中山一醉百经旬，鲁酒千杯不醉人。莫怪近来风味薄，中山久已杂边尘。”写中山定州久已沦为大宋边地的悲哀。再如写河间的，曾肇有《河间》：“南北车书久混同，河间今有楚人风。独惭太守非何武，已见州闾出两龚。”陈普《咏史·河间献王》：“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鉏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前者说南北统一，南北风俗互相浸染。后者咏叹汉代河间献王制礼作乐兴复周礼的历史贡献。等等，篇幅所限，不再一一介绍。

在所有歌咏河北的宋代诗人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范成大和许及之两位。作为南宋的使金使者，他们在北行途中，按着行程顺序，一路歌咏，对宋金驿路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都做了细致全面的描绘，对河北文化胜迹作了全方位的诗化表现。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历徽州司户参军、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等职，后迁著作佐郎、知处州、迁礼部员外郎、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使金，因不辱使命，迁中书舍人，又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拜参知政事。后又知建康、知太平州，年六十八卒。作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每赋诗必有高致而无寒相”（瀛奎律髓）卷23），今存诗歌1974首，多写景、叙事、咏史、怀古之作，杨万里评其诗“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俊伟穷追太白”。主要成就在乐府诗、田园诗和使金诗三大方面。其使金诗为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往返途中写的纪行诗。总数有72首（今称《使金绝句》），另有《揽辔录》一卷。这72首诗中，从歌咏漳河畔的曹操《讲武城》开始，包括《七十二塜》《赵故城》《邯郸道》《蔺相如墓》《邯郸驿》《丛台》《临洺镇》《邢台驿》《柳公亭》《内丘梨园》《大宁河》《柏乡》《唐山》《光武庙》《赵州石桥》《柏林院》《栾城》《呼沲河》《真定舞》《东坡祠堂》《松醪》《望都》《安肃军》《出塞》《白沟》《太行》《固城》《范阳驿》《定兴》《清逺店》，一直写到今天北京的《琉璃河》（即今六里河）连续有30首题咏河北的诗作。这组诗歌可以说是有宋三百多年中最为集中最为自觉地全景展现河北文化胜迹的诗作。因为其诗歌造诣极高，这些诗歌也成为宋代诗人咏河北的代表名作。上文的梳理，已多有提引。

许及之（？—1209），字深甫，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隆兴元年进士，先后知袁州、为拾遗、迁太常少卿、除淮南运判兼提刑，后贬知庐州、除大理少卿。宁宗朝为礼部侍郎，吏部尚书、谄事韩侂胄，知枢密院，后拜参知政事，嘉定二年卒。许及之当时以“词章精敏”见称，诗学王安石，气体高亮，琅琅盈耳，远过宋末江湖诗派。尤其七言古诗，成就最高，近体之诗稍显浅狭。他曾出使北朝，与范成大一样，一路写来，也集中写作几十首题咏河北的系列组诗。由于其文集《许及之文集》三十卷、《涉斋课稿》九卷都已散佚，今天所见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而成的《涉斋集》十八卷中集中写河北的组诗，被散编在各卷之中，似没形成组诗规模，但从现存作品来看，他题咏河北的诗歌数量之多，成就之好，也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宋代诗人咏河北大名府

在河北省各大中城市中，宋代最为有名的当属北京大名府。宋代在河北设有河北路，为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大名府（今大名县东）。辖境相当今河北省易水、雄县、霸县和天津市海河以南，及山东、河南两省黄河以北的大部。神宗熙宁时分为东西两路：河北东路治所在大名府，河北西路治在真定府（今正定）。辖境约以今白洋淀向南，子牙河、滏阳河及京广铁路东境为分界线。

在河北两路中以大名府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南北津途咽喉之所寄”，是防守汴京的重要军事门户，寇准称之为“北门锁钥”，仁宗庆历二年（1042）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宋史·兵一》：“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作为北宋的陪都之一，朝廷不断派驻心腹重臣留守北京，其中欧阳修、韩琦、强至、文彦博、黄庭坚、王安中等都曾在大名过任职。他们在大名期间，感受大名自然景观与人文生活，以诗写大名，留下许多河北大名诗。这些诗作的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描写大名自然风光，展现大名自然景观。如强至的《出大名府北郭》：

驱车出近郭，野色感年华。河静水犹冻，地寒林未花。

细风吹断柳，残雪隠虚沙。乡思东南阔，归飞羡暮鸦。

强至的诗重在写大名冬季的荒寒与思归之情。王涤《赠子野归潮时会大名府》也描写大名府晚秋之景：“河朔频河地早寒，城烟牢落水回环。几番夜雨涨新岸，一片秋云归旧山。”

二是表现压沙寺的梨花与梨果之美。《畿辅通志》卷五十二：“压沙寺，在府城东，旧城内。始建莫考，中有梨千树，宋韩琦留守大名，每花时，辄造树下游赏，因命僧创亭花间曰雪香亭。”强至诗写压沙寺说：“沙头古寺枕城角，楼殿自与人迹疏。”寺中古木参天，梨花似雪，韩琦赞美说“柏奋怒虬环古殿，花遗娇靥散春风”，“压沙梨开百顷雪”（强至诗），南宋史容等《山谷集》注引赵舜钦《茅斋诗话》云：“大名压沙寺梨花之盛，闻于天下。”成为大名一道最为诱人的靓丽风景。宋人的大名诗都集中表现压沙寺的梨花之美。其中韩琦、强至、文彦博、黄庭坚、晁补之等皆有诗作。如黄庭坚《压沙寺梨花》云：

压沙寺后千株雪，长乐坊前十里香。寄语春风莫吹尽，夜深留与雪争光。

黄庭坚另有《次韵晋之五丈赏压沙寺梨花》则写得比较笨拙，此不赘言。晁补之《和王拱辰观梨花二首》：“压沙寺里万株芳，一道清流照雪霜。银阙森森广寒晓，仙人玉仗有天香。”“海棠十韵诧芬芳，惭愧梨花冷似霜。赖有乐天春雨句，寂寥从此亦馨香。”运用神话传说和优美的想象表现梨花色香之美。

宋人写压沙寺梨花，诗作最多的是韩琦和强至。韩琦有诗七首，包括《会压沙寺观梨花》、《清明会压沙寺》、《同赏梨花》二首、《壬子寒食会压沙寺二首》、《同赏梨花》等。韩琦的咏梨花之作既描写梨花之美，同时也抒发春赏梨花留连杯酒的愉悦心情，如《同赏梨花》夸饰梨花之美：

兴褔梨珍号素封，千株花发此欣逄。风开笑脸轻桃艶，雨带啼痕自玉容。

蝶舞只疑残靥坠，月明唯觉异香浓。寻春已恨来伤晩，莫厌频挥㶑灔钟。

韩琦写压沙梨花善于由实入笔，化实为虚，虚实结合，把千株梨花喻为晶莹玉洁的真妃仙女，风开笑脸，雨嫩玉容，花飞蝶舞，四溢香浓。所谓“朝来经雨低含泪。竞写真妃寂寞妆。”写得形神兼备，比起一般的形似之语，自有其不俗的风华气度。其他六首重在铺陈压沙寺聚会赏花的乐趣与兴致。如《同赏梨花》：“寒食西蓝赏素英，白毫光里乱云腾。庄严金地三千界，颜色瑶台十二层。

后土琼花惭我寡，唐昌玉蘂岂吾朋。雪香豫约为亭号，修创终逄好事僧。”不仅赏花，还动议创修雪香亭。韩琦的游赏，给压沙寺又增新景，大大提升了压沙游赏的人文蕴涵，在河北大名文化史上，韩琦是最富建设性的一位。正因如此，文彦博《寒食游压沙寺雨中席上偶作》才说：“魏公前岁朝真去，寂寞阑干尚有情。莫道甘棠无异种，至今留得雪香名。”

强至有压沙诗歌三首，他的诗不重视正面描写梨花之美，而重在叙写与大名诸公赏花之事的兴奋与激动。其间夹杂些许描景之句，如“繁枝向月合照映，乱片落地无扫除。”“天姿必欲贵纯白，红杏可婢桃可奴。”“日高恐释三春雪，风细犹传数里香。”虽不及韩琦诗高华灵动，富有神韵，却也能状梨花之景如在目前。

宋人不仅写了压沙寺梨花之美，还表现了大名雪梨的香甜。强至《依韵奉和司徒侍中压沙寺梨》称赏压沙寺梨：“花经春月千层白，颊傅秋霜一抹红。江橘空甘得奴号，果中清品合称公。”盛赞压沙梨胜过江南香橘而贵为果中清品。据《墨庄漫录》记载：“北京压沙寺梨，谓之御园，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与枣木相近，以鹅梨条接于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条，又于枣木大枝上凿一窍，度接活梨条于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枣之上枝，又断棠梨下干根脉，即梨条已接于枣本矣。结实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韩琦《压沙寺梨》：“压沙千亩敌侯封，珍果诚非众品同。自得嘉名过冰密，谁知精别有雌雄。常滋沆瀣充肌脆，不假燕脂上颊红。四海举皆推美味，任从潘赋纪张公。”形容压沙寺梨色如颊红，甜过冰蜜，诚为圣品。

除了写大名梨花，宋代大名诗歌还表现大名的佛教寺院，如大名诗人杨亿《大名府大安阁主道者》：“释子修行与众殊，铜台连接起精庐。群公共结二林社，万乘曾回六尺舆。衣惹天香亲御座，阁成云构倚晴虚。浮生自恨犹贪禄，未得同翻贝叶书。”从“铜台连接起精庐”“阁成云构倚晴虚”之句，我们可以想象大安寺中的大安阁高耸云天的宏伟气势。

宋代诗人咏河北雄州

宋代诗人写河北，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领域，那就是作为濒临宋辽边界的雄州。雄州即今河北雄县，原属唐代归义县，五代晋初，没于契丹。周显德六年（959）周世宗收复归义，以其瓦桥关置雄州。辖境相当今河北雄县、容城等地。瓦桥与益津、淤口合称“三关”。而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则说：“时以瓦桥、益津、高阳为三关，又以瓦桥关为雄州，治归义县，即北直雄县也。以益津关为霸州，治文安县，今县属霸州，而州治则故益津关也。高阳关，亦曰草桥关，在今保定府安州高阳县东。”雄州作为直面辽国的边境前沿，为防止辽国铁骑南下进攻，宋朝在今保定白洋淀以东至沧州一线，大修塘泊淀寨，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因此雄州四周，尽为淀泊，所谓“城头野水四汗漫”（苏辙诗）与今天中原缺水的局面迥然相异。宋代诗人胸怀爱国之情，忧患边关之思，他们来到雄州，登临观览，雄州城与三关就成为诗人写作的焦点。

     宋代诗人写雄州的诗有几十首，总体来看，有三种写法，一种是总揽全城，全景展现雄州边城的雄伟气势，表达喜忧参半的复杂情感。如陈襄《登雄州南门偶书呈知府张皇城》：

城如银瓮万兵环，怅望孤城野蓼间。池面绿阴通易水，楼头青霭见狼山。

渔舟掩映江南浦，使驿差池古北关。雅爱六韬名将在，塞垣无事虎貔闲。

诗人登雄州城楼，放眼望去，野蓼淀泊之中，雄州孤城，形如银瓮，万兵环卫，西通易水，北见狼山，城外的水淀，渔舟掩映，景同江南，驿使往来，一片和平的景象。于是诗人欣慰地说：“雅爱六韬名将在，塞垣无事虎貔闲。”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之一则云：“赵北燕南古战场，何年千里作方塘。烟波坐觉胡尘远，皮币遥知国计长。胜处旧闻荷覆水，此行犹及蟹经霜。使君约我南来饮，人日河桥柳正黄。”苏辙北使辽国，于正月初七经过雄州，感慨昔日赵北燕南的古战场，如今变成了千里烟波的水淀方塘。依靠这一水域屏障，诗人“坐觉胡尘远”“柳正黄”，透出一份和平安宁的欣慰。如果说陈襄、苏辙的诗全景展现边城的和平宁静的景象，那么吕陶的《雄州村落》：“家家桑枣尽成林，场圃充盈院落深。九十余年事耕凿，不知金革到如今。”则更具体写出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雄州村落繁荣的局面。“不知金革到如今”既写出了诗人对宋朝银绢换和平成果的欣赏，也隐含着诗人对边备松弛的忧虑之情。

雄州诗的第二种写法是聚焦于三关的形胜地位与登临感怀。诗人虽然仍是全景展现边城的雄伟气象，却把观察的视角由雄州城楼转而聚焦于三关要塞，突出其形胜地位。如苏颂《登雄州城楼》和胡宿的《寄题雄州宴射亭》：

三关相直断华戎，燕蓟山川一望中。斥堠人间风马逸，朝廷恩广使轺通。

岁颁金絮非无策，利尽耕桑岂有穷。自古和亲诮儒者，可怜汉将亦何功。

北压三关气象雄，主人仍是紫髯翁。樽前乐按摩诃曲，塞外威生广莫风。

龙向城头吟画角，雁从天末避雕弓。休论万里封侯事，静胜今为第一功。

两首诗都关注边塞三关的气势以及阻断华戎的功能意义，对宋朝偃武和平的政策表现出欣赏与赞许态度。此外，欧阳修《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彭汝砺《归次雄州》：“雁奴到日人初别，燕子来时我亦还。驰马直登山绝顶，争图先见瓦桥关。”都以流利自然的绝句形式，写景抒情，悲喜虽异，皆缘于心灵深处涌动的爱国热情。

前两种雄州诗，无论其全景视点怎样转换，都是通过描绘边关和平的景象，展现诗人对银绢换和平政策的所持的赞许态度。而第三种写法，则是侧重抒发诗人面对雄州边关的复杂感怀。如蒋概《登雄州北门楼》侧重写登楼怀古之意。而韩琦的《雄州遇雪》写使经雄州，遭遇大雪的维艰状况，结句“风前似慰征轺意，先学杨花二月飞”，以飞雪似杨花为喻，运用乐景写哀的手法抒发使辽的复杂心情。彭汝砺《至雄州寄诸弟并呈诸友》抒写出使北朝到达雄州时归似似箭的感受。

马头今日过中都，到得雄州更有书。道路莫嗔音问少，天寒沙漠雁全疏。

沙陀行尽见南山，过却中京更少寒。欲寄梅花无处觅，祇将书去报平安。

诗中不断以计算行程为慰藉，就像杜甫诗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历数“即从巴峡穿插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行程一样，透露的是诗人归心似箭的急迫心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雄州诗歌中还有一首特殊的词作《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据元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下：“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蒋令兴祖死之。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仍作《减字木兰花》词云：“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天天去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蒋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颜色，能诗词，乡人皆能道之。此词汤岩起《沧海遗珠》所载。”近代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评此词“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当戎马流离之际，不难於慷慨，而难於从容。偶然揽景兴怀，非平日学养醇至不办。兴祖以一官一邑，成仁取义，得力于义方之训深矣。”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河北诗人与河北诗歌是有限的，而宋代诗人表现河北、咏叹河北的诗作却是繁多的。在总数二十五万多首全宋诗中，到底有多少诗人多少诗作写了河北，写了河北哪些内容，几乎是难以统计的。这些诗的写作，无论是描绘自然山川，还是人文景观，也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咏史寄意，都缘于诗人对河北燕赵文化的无限赏爱，他们既是燕赵文化现象与文化精神积淀所激发的艺术创造，同时又为不断层积的燕赵文化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构成了河北地域文化发展链条上闪光的一环。

宋代河北文学的衰微与成因

宋代是河北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河北历史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政区划分上，河北地处宋辽、宋金两个民族政权的结合部位，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权国家。而宋辽、宋金的不断征战，又使河北之地成为当时双边争端的主要战场。

从总的趋势上看，北宋时期的河北，是宋辽、宋金征战的主战场。自960年太祖建立宋朝至1004年12月澶渊之盟签订前的四十年，河北地界战争绵延不断，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遭到巨大破坏。太祖统治之时，朝廷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全国，在其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下，宋朝与北方辽国修好，全力对付南方十国，除去几次小的军事磨擦，河北之地基本处于和平发展的状态。976年太祖去世，太宗继位，秉承太祖统一大略，着手平灭北汉政权，因辽助北汉，宋辽关系恶化，从此，河北之地成了宋辽交战的主战场。978年宋太宗平灭北汉，第二年乘胜征辽，高梁河之役先胜后败。980年辽军南侵，太宗御驾亲征至河北大名，辽军不战而退，太宗赋诗“一箭未施兵马退，六军空恨阵云高”。986年，太宗命三路大军北征辽国，史称雍熙北伐。由于东路将领贪功冒进，导致三路大军会师幽州的战略失算，战争再次以先胜后败结束。

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厌兵，对辽政策转攻为守，宋朝对辽进入防御阶段。而经历了几次交战，辽朝已探明宋朝军事实力，从此不断南下侵扰，……年唐河之役受挫，南侵之势稍有收敛。997年太宗去世，真宗继皇位，辽又趁宋新主登位，立足未稳之机，不断南侵，1000年在羊山被宋将杨延昭打败，1004年宋辽在赢州大战，辽军战死三万，双方损失惨重，当年12月宋辽双方在河南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为界划疆而治，永不互犯。澶渊之盟是宋朝以金帛换和平的明智选择，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宋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为河北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保障。

北宋后期，随着北方女真族的崛起，1115年女真在东北建立金朝，势力不断向南发展，太祖举旗反辽的斗争更加激烈，金兵先后攻克辽黄龙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治今山西省大同市），乘胜又于1122年正月，夺取中京（治今内蒙古宁城县南），遂下泽州（治今平泉县南），金朝势力进驻河北。从此河北成了宋辽金三方交争之地，至1127年北宋灭亡，河北之地全部纳入金朝版图。

另一方面，在北方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同时，南方经济却迅速发展，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上升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以河北路为代表的北方由作为国家“根本之地”的重要地位退降为军事战略要地。自太宗始，宋朝就把河北作为战略要地来经营，设立瓦桥（今雄县）、益津（今霸州）和高阳三关，派将门之子杨延昭把守，史称杨六郎守三关。981年在遂城之梁门寨置静戎军，于遂城本地置威虏军，时号“铜梁门、铁遂城”。为了阻挡辽军南侵，宋朝还在东塘水和西塘水之间设立保定军。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对辽政策转攻为守，采纳大臣的建议，在保定至沧州一线大修塘泊淀寨，储水为塞，置“九十九殿、二十六寨”。又在保定以西至太行山一线广植榆树，构筑针对骑兵的防御林带，河北中部地区就成了宋朝的北塞之地，屯田、保寨、植树成为其经济军事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巩固河北的战略地位，宋朝出内库缗钱十万，修固大名城。大名本是宋代“南北津途咽喉之所寄”，寇准称之为“北门锁钥”，庆历二年（1042）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宋史·兵一》：“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朝廷在大名派驻重兵守卫，以英宗治平二年为例，当时全国总兵力116万，而河北有战卒30.1万，占全国兵力的26%，而北京大名则驻军5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重要军事门户。

与作为宋辽征战主战场和北方战略要地的历史地位相应，宋代河北的学术文化也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变化之一是在宋代文官政治群体中，河北士人作为南北两大阵营的北方阵营，政治上趋于保守，文化创造生机枯竭。这是由南北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造成的。南方多沿海河流，地势开阔多样，工商经济发展，造成南人机敏、狡默、好动的性格心态，政治上南方官员乐于革新变法，勇于创新。而北方属内陆地区，闭塞，以自然经济为主，造成北人勤劳、纯朴、喜静的性格心态，政治上北方官员持重老成，惯于安分守己，趋于保守。这种南北差异造成宋代的文官政治出现地域性派别与阵营，出身成长于同一地区的官员，相互援引，多认同感。而对另一地区的官员则有排异性，造成宋代政治中党争激烈，从北宋前期的庆历党争到后期的元祐党争，南北士人各守阵营，新旧对立，使宋代政治呈现南北异质的特点。南人变法，北人反对，南北士人政治之争对宋代南北士人的势力消长与文化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变化之二是文化重心南移，文学创作成就南方超过北方。唐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方，先秦的孔、孟，汉代的传诗的齐鲁韩毛与精春秋之学的董仲舒，到唐代考订五经的颜师古，均为北方学人，到宋代著名学人的分布则南北均衡，到南宋以后则以江南居多。北人喜经术，南人喜文学；北人务实，南人浪漫。文学上，北方尚豪放，南方崇绮丽，以乐府为例，北方乐府多征战题材，南方乐府多爱情题材；北歌嘹亮高亢，南音细腻婉啭，南方重阴柔之美，北方喜阳刚之盛。散文中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柳两位为北方人，宋代欧王曾及三苏六位全是南方人。文化重心南移，创作队伍南方超过北方。在这样的历史大趋势中，河北文学在经历了唐代的繁荣之后，出现渐趋萎缩之势。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为高涨的时期，陈寅恪的经典名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编》二编）宋代的哲学、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学术文化及各种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一方面成为传统文化的高涨时期，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近世文化的先河。史学研究中著名的“内滕学说”（即“宋代近世说”）就是针对宋代学术文化的顶峰与转型意义而言。与整个宋代文化全面高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宋代河北文化与河北文学的萎缩与消歇。

              

据2004年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所收作者统计，全书共收宋代文学家2500余人，其中明确定位为河北籍的作家约有30位，按出生年月排列，他们是范质、扈蒙、李昉、范旻、范杲、宋白、贾黄中、王化基、柳开、潘阆、李至、李沆、李维、李宗谔、刘筠、程琳、宋绶、田况、高赋、陈荐、张师正、宋敏求、刘挚、赵令畤、王安中、李若水、贾昌朝、高茂华、刘跂、释简长等。除去这30位，在属籍上尚有争议（或曰占籍河北）者约有20位，分别是崔敦礼、窦仪、韩绛、韩维、韩缜、李芾、邵博、邵雍、苏颂、石延年、孙永、王旦、王秬、王珉、王素、王雍等人。这样，河北作者和占籍河北者相加，总数约有50位。约占所收作者总数的0.2%。从这一数字看，宋代河北文学总格局中，作者队伍规模较小，而且缺少著名作者。上述30位河北籍作者在现行宋代文学史著作中常被提到的只有北宋前期的李昉、李至、柳开、刘筠、宋白、赵令畤等人。李昉、李至有《二李唱和集》，为宋初“香山体”（亦称“白体”）的代表作者。刘筠为西昆体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在宋初复古运动中，柳开与石介齐名，为北宋诗文革新先驱作者。而宋词创作中河北籍作者能提到的只有赵令畤、贾黄中二人。从这种状况可以看出，宋代河北作者无声名卓著者，上文所列近30位作者，在一般宋代文学史中没有一个优入一二等作家队列者，都是三流或以下的小作者，在两宋文学创作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

再进一步分析，河北籍作者存留文学作品数量不多，而且缺少有影响的名篇名作。以诗为例，河北作者存诗总数在50首以上者有8位。刘挚436首，刘跂225首，王安中220首，李若水138首，宋白130首，刘筠94首，李昉88首，李至88首。其中，存诗200首以上三位，100首到200首之间者两位，100首以下、50首以上者三位。存诗数量最多的刘挚也只有436首。这在“人各有集，集必有诗”（刘克庄《竹溪诗序》，《后村大全集》卷94）的宋诗创作中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宋代诗人相比唐人更加高产，作为唐诗双子星座的“李杜”，李白存诗940多首，杜甫存诗1400多首。而宋代诗歌名家中，作为“北宋四大家” 的“欧王苏黄”，欧阳修存诗954首，而以散文成就最高，王安石存诗1741首，苏轼作为全能作者，存诗2824首，黄庭坚存诗2204首。作品数量远出刘挚之上。“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杨万里存诗4284多首，范成大存诗1974首，陆游存诗数量创下古今诗人之最，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高达9271首。当然数量的多寡并不是创作成就的唯一标志，成就的高低还取决于诗人的创作是否写出名篇佳作，传之不朽。从宋诗现存名篇佳作看，河北籍作者的名篇名句占有率也不高。三十多位作者中，被历代诗话所例举品评者如柳开《塞上》、宋白的《宫词百首》、李宗谔《春郊》、刘筠《南朝》、《汉武》、宋敏求《九江琵琶亭》、刘挚《齐己草堂》、李若水《书怀》、刘跂《题半隐堂》等等，不过十几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河北诗歌对整个宋代诗歌创作难以产生全局性的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宋代诗人为建构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而努力追求与探索，寻求古典诗歌新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河北诗人观念却相对保守，没能与时俱进，最终在宋诗时代特色不断凝定的历史进程中，河北诗人与诗歌创作在不知不觉中被挤到了诗坛的边缘。

宋代河北散文创作比诗歌成就略高，因为北方文士多出明经，或凭门荫入仕，相对更重视文章的写作。宋代的河北散文作者约有30人，存留散文作品1200多篇。涉及作者与诗歌近似，大约也有三十位，包括范质、扈蒙、李昉、范旻、潘阆、宋白、贾黄中、王化基、柳开、李至、李沆、李维、李宗谔、刘筠、石延年、程琳、宋绶、贾昌朝、田况、高赋、陈荐、张师正、宋敏求、刘挚、刘跂、李若水、王安中等人。因为北人性格的务实，他们存留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制诏、奏议、书表等应用文或朝廷与官府之间往来的公文，而那些具有纯文学抒情性质的美文写作，包括辞赋或文赋作品数量极少，因此与南方士人的文章写作相比，纯文学散文数量有限。除去刘筠的《大酺赋、刘挚的《祭蹈文》、刘跂的《宣防宫赋》、替父申冤的《谢执政启》、《学易堂记》等篇外，河北散文作者很少写南方作者崇尚的以抒情为主、体现个人性情与趣味的文学美文，在似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等美文名篇。因此从明代以来人们习惯称道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无一例外地都是南方人。而河北作者写作的更多的是应用性公文，因此虽然《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目录著作著录河北作家文集数量不少，多者五十卷、三十卷、少者也一二十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文集或文章因为其文学性较弱，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后世的淡忘中，逐渐都散佚了。存留下来的数量不到总量的三四分之一。

而词的创作，更不比散文与诗歌，北方文士庄严雅正，也缺少南方文士的浪漫情调，词作者只有潘阆、石延年、贾黄中、赵令畤、王安中几位，无论作者队伍，还是作品数量，河北作者的词创作与宋词作为宋代文学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文体的地位都极不相称。因此，宋代的河北文学相比于前面的唐代和后面的金元文学，宋代河北文学无疑走入了自身发展的低潮阶段。

我们知道，河北文学在唐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刘禹锡，二流作者李峤、苏味道、李颀、李华、李嘉祐、刘长卿、卢纶、贾岛、卢仝都是河北诗人。他们或开宗立派，或自成一家，名篇佳作，散见于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所提引的作品之中，在唐诗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散文创作中从初唐的魏征、卢藏用，到中唐的李华、李观，再到中晚唐的刘禹锡、李翱、李德裕等对唐代散文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金元文学中，金代有著名作者元好问、诗人赵秉文、蔡珪、诗人兼诗评家王若虚等。元代除刘秉忠等人的诗歌成就外，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河北戏剧作家群在元代戏剧创作中占有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再一次把河北文学创作推向高峰。而处在唐五代和金元文学之间的宋代（确切说是北宋）河北文学处于创作的低潮时期，作者队伍不成规模、创作业绩萎缩消歇，总体成就不高。

 宋代河北文学萎缩消歇的原因很多，较重要的因素有二：

一是从仁宗朝始，进士考试，多取南人。与之相应，北人多明经，南人多进士，造成文化重心向南方文士转移。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欧阳修《归田录》载：“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旧闻证误》考证此“在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事也。实李文恭穆与宋、贾、吕、李五公同入翰林，后二年，苏易简始为学士。”此五人中，宋白、贾黄中、李至皆河北人，吕蒙正为河南洛阳人，仅苏易简为四川人，可见宋初选人多取北人。北方人在当朝的政治与文化创造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仁宗天圣开始，朝廷多取南人，文化重心向南方和南人转移。北人在其中的权重地位开始下降。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说：从政治上讲，是北方征服了南方；从文化上讲，则是南方占领了北方。关于南方文化的高于北方，由宋代科举考试取人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抵从太宗朝开始，每岁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挥麈录》），至仁宗朝及其以后，尤是如此。欧阳修解释这种现象时曾经很委婉地指出：“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奏议集》卷十七《论逐路取人札子》治平元年1064）

陈植锷根据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载宋人小传等资料统计显示：“熙宁元年以前北宋所取进士（包括及第与同出身），占籍关中者55人，河朔85人，而东南四路有628人，是关中的11．4倍，河朔的7．4倍。到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距离就拉得更大，取进士数的比率分别是东南（1146）：关中（17）为67.4：1，东南：河北（41）为28：1。这一统计结果，与前引陆游等人的结论，完全一致，足证东南四路成为赵宋时代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自北宋开国不久即是如此，至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差距越益明显。而作为这一转化之枢机的真、仁之际，随着南方士人不断地进入中央权要之地，五代时期以南唐、西蜀为中心的具有南方性质的词曲创作逐渐进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开封，与11世纪初期因北方生产的复苏而形成的中原城市经济相结合，开始变得繁荣起来，也便是很自然的了。”文化创造的主体是文士，南方文士的崛起，逐渐取代了宋初北方文士主宰朝廷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成为宋代主流文化的创造者，而北方文士虽然没有失去政治优势，但却在文化创造上尤其文学创作上被南方士人边缘化了。

二是河北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地位上升而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下降。1004年宋辽赢州之战，双方损失惨重，12月宋辽双方在河南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为界划疆而治，永不互犯。澶渊之盟是宋朝以金帛换和平的明智选择，为宋朝赢得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其约定宋辽双方以今天河北中部的雄县霸县的白沟河向西延伸到山西的桑干河为界线，使宋朝的边境线大大南移，版图内缩。唐代边境北至大漠，南到海隅，以四夷为边。以河朔三镇为中心的河北成为唐代北方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然而宋代边境线的南移，不仅使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辽国之手，而且也使河北的半壁江山划在了大宋版图之外，因此，澶渊之盟既为河北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保障，同时也把河北由唐代在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的地位降格为边境军事战略要地。为了巩固河北的战略地位，宋朝在今河北保定至沧州一线大量修筑寨堡、淀泊，并出内库缗钱十万，修固“南北津途咽喉”有“北门锁钥”地位的大名城。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更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使大名成为了宋朝在北方的重要军事门户。由政治文化中心到军事战略要地的转换，对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造成河北文士的南移，一些大家士族为了自身的发展，举家南迁，挤身中原，如宋代占籍河北的作者多属于南迁定居中原或南方的。另一方面，来河北工作的文士，也把河北之行当作戍边镇守的经略行为，军事行为升格为第一要务，他们在处理宋辽关系及军事守备方面兢兢业业，相应地文学活动远不及中原的京城开封以及南方的商业文化发展的沿海城市。这也是造成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成就下降的重要原因。

从宋代诗人所写的送人之任河北的诗作可以看出，河北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就是当时的北边寒塞。韩琦的《谢真定李密学惠牡丹》“穷边无处睹春荣，咫尺常山似洛城”，把河北视为穷边之地。司马光《御宴送李宣徽知真定府口号》“旗尾飘扬山烧裂，马啼腾踏塞尘昏”，也把河北当作边塞来看。郑獬《送周密学知真定府》：“白发汉中郎，旌旗下建章。雪通沙路润，春入塞云黄。地势井陉口，天文大昴旁。平时卷金甲，壮略寄壶觞。”也把河北真定（今正定县）写成“春入塞云黄”，这都说明在宋代文士心目中，河北不仅被看成是军事战略要地，而且更当成了边塞之地。由于边境线的南移与版图的内缩，今天河北省保定以北的广大地区，除了两宋使者诗略有涉笔外，基本被排斥在宋代文学表现的领域之外，这对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建设与积累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阎福玲：宋代河北文学的衰微与成因

京畿学堂 4月1日

宋代是河北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河北历史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政区划分上，河北地处宋辽、宋金两个民族政权的结合部位，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权国家。而宋辽、宋金的不断征战，又使河北之地成为当时双边争端的主要战场。

从总的趋势上看，北宋时期的河北，是宋辽、宋金征战的主战场。自960年太祖建立宋朝至1004年12月澶渊之盟签订前的四十年，河北地界战争绵延不断，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遭到巨大破坏。太祖统治之时，朝廷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全国，在其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下，宋朝与北方辽国修好，全力对付南方十国，除去几次小的军事磨擦，河北之地基本处于和平发展的状态。976年太祖去世，太宗继位，秉承太祖统一大略，着手平灭北汉政权，因辽助北汉，宋辽关系恶化，从此，河北之地成了宋辽交战的主战场。978年宋太宗平灭北汉，第二年乘胜征辽，高梁河之役先胜后败。980年辽军南侵，太宗御驾亲征至河北大名，辽军不战而退，太宗赋诗“一箭未施兵马退，六军空恨阵云高”。986年，太宗命三路大军北征辽国，史称雍熙北伐。由于东路将领贪功冒进，导致三路大军会师幽州的战略失算，战争再次以先胜后败结束。

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厌兵，对辽政策转攻为守，宋朝对辽进入防御阶段。而经历了几次交战，辽朝已探明宋朝军事实力，从此不断南下侵扰，……年唐河之役受挫，南侵之势稍有收敛。997年太宗去世，真宗继皇位，辽又趁宋新主登位，立足未稳之机，不断南侵，1000年在羊山被宋将杨延昭打败，1004年宋辽在赢州大战，辽军战死三万，双方损失惨重，当年12月宋辽双方在河南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为界划疆而治，永不互犯。澶渊之盟是宋朝以金帛换和平的明智选择，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宋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为河北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保障。

北宋后期，随着北方女真族的崛起，1115年女真在东北建立金朝，势力不断向南发展，太祖举旗反辽的斗争更加激烈，金兵先后攻克辽黄龙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治今山西省大同市），乘胜又于1122年正月，夺取中京（治今内蒙古宁城县南），遂下泽州（治今平泉县南），金朝势力进驻河北。从此河北成了宋辽金三方交争之地，至1127年北宋灭亡，河北之地全部纳入金朝版图。

另一方面，在北方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同时，南方经济却迅速发展，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上升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以河北路为代表的北方由作为国家“根本之地”的重要地位退降为军事战略要地。自太宗始，宋朝就把河北作为战略要地来经营，设立瓦桥（今雄县）、益津（今霸州）和高阳三关，派将门之子杨延昭把守，史称杨六郎守三关。981年在遂城之梁门寨置静戎军，于遂城本地置威虏军，时号“铜梁门、铁遂城”。为了阻挡辽军南侵，宋朝还在东塘水和西塘水之间设立保定军。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对辽政策转攻为守，采纳大臣的建议，在保定至沧州一线大修塘泊淀寨，储水为塞，置“九十九殿、二十六寨”。又在保定以西至太行山一线广植榆树，构筑针对骑兵的防御林带，河北中部地区就成了宋朝的北塞之地，屯田、保寨、植树成为其经济军事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巩固河北的战略地位，宋朝出内库缗钱十万，修固大名城。大名本是宋代“南北津途咽喉之所寄”，寇准称之为“北门锁钥”，庆历二年（1042）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宋史·兵一》：“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朝廷在大名派驻重兵守卫，以英宗治平二年为例，当时全国总兵力116万，而河北有战卒30.1万，占全国兵力的26%，而北京大名则驻军5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重要军事门户。

与作为宋辽征战主战场和北方战略要地的历史地位相应，宋代河北的学术文化也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变化之一是在宋代文官政治群体中，河北士人作为南北两大阵营的北方阵营，政治上趋于保守，文化创造生机枯竭。这是由南北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造成的。南方多沿海河流，地势开阔多样，工商经济发展，造成南人机敏、狡默、好动的性格心态，政治上南方官员乐于革新变法，勇于创新。而北方属内陆地区，闭塞，以自然经济为主，造成北人勤劳、纯朴、喜静的性格心态，政治上北方官员持重老成，惯于安分守己，趋于保守。这种南北差异造成宋代的文官政治出现地域性派别与阵营，出身成长于同一地区的官员，相互援引，多认同感。而对另一地区的官员则有排异性，造成宋代政治中党争激烈，从北宋前期的庆历党争到后期的元祐党争，南北士人各守阵营，新旧对立，使宋代政治呈现南北异质的特点。南人变法，北人反对，南北士人政治之争对宋代南北士人的势力消长与文化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变化之二是文化重心南移，文学创作成就南方超过北方。唐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方，先秦的孔、孟，汉代的传诗的齐鲁韩毛与精春秋之学的董仲舒，到唐代考订五经的颜师古，均为北方学人，到宋代著名学人的分布则南北均衡，到南宋以后则以江南居多。北人喜经术，南人喜文学；北人务实，南人浪漫。文学上，北方尚豪放，南方崇绮丽，以乐府为例，北方乐府多征战题材，南方乐府多爱情题材；北歌嘹亮高亢，南音细腻婉啭，南方重阴柔之美，北方喜阳刚之盛。散文中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柳两位为北方人，宋代欧王曾及三苏六位全是南方人。文化重心南移，创作队伍南方超过北方。在这样的历史大趋势中，河北文学在经历了唐代的繁荣之后，出现渐趋萎缩之势。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为高涨的时期，陈寅恪的经典名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编》二编）宋代的哲学、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学术文化及各种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一方面成为传统文化的高涨时期，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近世文化的先河。史学研究中著名的“内滕学说”（即“宋代近世说”）就是针对宋代学术文化的顶峰与转型意义而言。与整个宋代文化全面高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宋代河北文化与河北文学的萎缩与消歇。

              

据2004年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所收作者统计，全书共收宋代文学家2500余人，其中明确定位为河北籍的作家约有30位，按出生年月排列，他们是范质、扈蒙、李昉、范旻、范杲、宋白、贾黄中、王化基、柳开、潘阆、李至、李沆、李维、李宗谔、刘筠、程琳、宋绶、田况、高赋、陈荐、张师正、宋敏求、刘挚、赵令畤、王安中、李若水、贾昌朝、高茂华、刘跂、释简长等。除去这30位，在属籍上尚有争议（或曰占籍河北）者约有20位，分别是崔敦礼、窦仪、韩绛、韩维、韩缜、李芾、邵博、邵雍、苏颂、石延年、孙永、王旦、王秬、王珉、王素、王雍等人。这样，河北作者和占籍河北者相加，总数约有50位。约占所收作者总数的0.2%。从这一数字看，宋代河北文学总格局中，作者队伍规模较小，而且缺少著名作者。上述30位河北籍作者在现行宋代文学史著作中常被提到的只有北宋前期的李昉、李至、柳开、刘筠、宋白、赵令畤等人。李昉、李至有《二李唱和集》，为宋初“香山体”（亦称“白体”）的代表作者。刘筠为西昆体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在宋初复古运动中，柳开与石介齐名，为北宋诗文革新先驱作者。而宋词创作中河北籍作者能提到的只有赵令畤、贾黄中二人。从这种状况可以看出，宋代河北作者无声名卓著者，上文所列近30位作者，在一般宋代文学史中没有一个优入一二等作家队列者，都是三流或以下的小作者，在两宋文学创作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

再进一步分析，河北籍作者存留文学作品数量不多，而且缺少有影响的名篇名作。以诗为例，河北作者存诗总数在50首以上者有8位。刘挚436首，刘跂225首，王安中220首，李若水138首，宋白130首，刘筠94首，李昉88首，李至88首。其中，存诗200首以上三位，100首到200首之间者两位，100首以下、50首以上者三位。存诗数量最多的刘挚也只有436首。这在“人各有集，集必有诗”（刘克庄《竹溪诗序》，《后村大全集》卷94）的宋诗创作中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宋代诗人相比唐人更加高产，作为唐诗双子星座的“李杜”，李白存诗940多首，杜甫存诗1400多首。而宋代诗歌名家中，作为“北宋四大家” 的“欧王苏黄”，欧阳修存诗954首，而以散文成就最高，王安石存诗1741首，苏轼作为全能作者，存诗2824首，黄庭坚存诗2204首。作品数量远出刘挚之上。“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杨万里存诗4284多首，范成大存诗1974首，陆游存诗数量创下古今诗人之最，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高达9271首。当然数量的多寡并不是创作成就的唯一标志，成就的高低还取决于诗人的创作是否写出名篇佳作，传之不朽。从宋诗现存名篇佳作看，河北籍作者的名篇名句占有率也不高。三十多位作者中，被历代诗话所例举品评者如柳开《塞上》、宋白的《宫词百首》、李宗谔《春郊》、刘筠《南朝》、《汉武》、宋敏求《九江琵琶亭》、刘挚《齐己草堂》、李若水《书怀》、刘跂《题半隐堂》等等，不过十几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河北诗歌对整个宋代诗歌创作难以产生全局性的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宋代诗人为建构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而努力追求与探索，寻求古典诗歌新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河北诗人观念却相对保守，没能与时俱进，最终在宋诗时代特色不断凝定的历史进程中，河北诗人与诗歌创作在不知不觉中被挤到了诗坛的边缘。

宋代河北散文创作比诗歌成就略高，因为北方文士多出明经，或凭门荫入仕，相对更重视文章的写作。宋代的河北散文作者约有30人，存留散文作品1200多篇。涉及作者与诗歌近似，大约也有三十位，包括范质、扈蒙、李昉、范旻、潘阆、宋白、贾黄中、王化基、柳开、李至、李沆、李维、李宗谔、刘筠、石延年、程琳、宋绶、贾昌朝、田况、高赋、陈荐、张师正、宋敏求、刘挚、刘跂、李若水、王安中等人。因为北人性格的务实，他们存留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制诏、奏议、书表等应用文或朝廷与官府之间往来的公文，而那些具有纯文学抒情性质的美文写作，包括辞赋或文赋作品数量极少，因此与南方士人的文章写作相比，纯文学散文数量有限。除去刘筠的《大酺赋、刘挚的《祭蹈文》、刘跂的《宣防宫赋》、替父申冤的《谢执政启》、《学易堂记》等篇外，河北散文作者很少写南方作者崇尚的以抒情为主、体现个人性情与趣味的文学美文，在似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等美文名篇。因此从明代以来人们习惯称道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无一例外地都是南方人。而河北作者写作的更多的是应用性公文，因此虽然《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目录著作著录河北作家文集数量不少，多者五十卷、三十卷、少者也一二十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文集或文章因为其文学性较弱，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后世的淡忘中，逐渐都散佚了。存留下来的数量不到总量的三四分之一。

而词的创作，更不比散文与诗歌，北方文士庄严雅正，也缺少南方文士的浪漫情调，词作者只有潘阆、石延年、贾黄中、赵令畤、王安中几位，无论作者队伍，还是作品数量，河北作者的词创作与宋词作为宋代文学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文体的地位都极不相称。因此，宋代的河北文学相比于前面的唐代和后面的金元文学，宋代河北文学无疑走入了自身发展的低潮阶段。

我们知道，河北文学在唐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刘禹锡，二流作者李峤、苏味道、李颀、李华、李嘉祐、刘长卿、卢纶、贾岛、卢仝都是河北诗人。他们或开宗立派，或自成一家，名篇佳作，散见于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所提引的作品之中，在唐诗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散文创作中从初唐的魏征、卢藏用，到中唐的李华、李观，再到中晚唐的刘禹锡、李翱、李德裕等对唐代散文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金元文学中，金代有著名作者元好问、诗人赵秉文、蔡珪、诗人兼诗评家王若虚等。元代除刘秉忠等人的诗歌成就外，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河北戏剧作家群在元代戏剧创作中占有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再一次把河北文学创作推向高峰。而处在唐五代和金元文学之间的宋代（确切说是北宋）河北文学处于创作的低潮时期，作者队伍不成规模、创作业绩萎缩消歇，总体成就不高。

 宋代河北文学萎缩消歇的原因很多，较重要的因素有二：

一是从仁宗朝始，进士考试，多取南人。与之相应，北人多明经，南人多进士，造成文化重心向南方文士转移。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欧阳修《归田录》载：“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旧闻证误》考证此“在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事也。实李文恭穆与宋、贾、吕、李五公同入翰林，后二年，苏易简始为学士。”此五人中，宋白、贾黄中、李至皆河北人，吕蒙正为河南洛阳人，仅苏易简为四川人，可见宋初选人多取北人。北方人在当朝的政治与文化创造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仁宗天圣开始，朝廷多取南人，文化重心向南方和南人转移。北人在其中的权重地位开始下降。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说：从政治上讲，是北方征服了南方；从文化上讲，则是南方占领了北方。关于南方文化的高于北方，由宋代科举考试取人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抵从太宗朝开始，每岁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挥麈录》），至仁宗朝及其以后，尤是如此。欧阳修解释这种现象时曾经很委婉地指出：“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奏议集》卷十七《论逐路取人札子》治平元年1064）

陈植锷根据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载宋人小传等资料统计显示：“熙宁元年以前北宋所取进士（包括及第与同出身），占籍关中者55人，河朔85人，而东南四路有628人，是关中的11．4倍，河朔的7．4倍。到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距离就拉得更大，取进士数的比率分别是东南（1146）：关中（17）为67.4：1，东南：河北（41）为28：1。这一统计结果，与前引陆游等人的结论，完全一致，足证东南四路成为赵宋时代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自北宋开国不久即是如此，至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差距越益明显。而作为这一转化之枢机的真、仁之际，随着南方士人不断地进入中央权要之地，五代时期以南唐、西蜀为中心的具有南方性质的词曲创作逐渐进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开封，与11世纪初期因北方生产的复苏而形成的中原城市经济相结合，开始变得繁荣起来，也便是很自然的了。”文化创造的主体是文士，南方文士的崛起，逐渐取代了宋初北方文士主宰朝廷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成为宋代主流文化的创造者，而北方文士虽然没有失去政治优势，但却在文化创造上尤其文学创作上被南方士人边缘化了。

二是河北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地位上升而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下降。1004年宋辽赢州之战，双方损失惨重，12月宋辽双方在河南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为界划疆而治，永不互犯。澶渊之盟是宋朝以金帛换和平的明智选择，为宋朝赢得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其约定宋辽双方以今天河北中部的雄县霸县的白沟河向西延伸到山西的桑干河为界线，使宋朝的边境线大大南移，版图内缩。唐代边境北至大漠，南到海隅，以四夷为边。以河朔三镇为中心的河北成为唐代北方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然而宋代边境线的南移，不仅使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辽国之手，而且也使河北的半壁江山划在了大宋版图之外，因此，澶渊之盟既为河北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保障，同时也把河北由唐代在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的地位降格为边境军事战略要地。为了巩固河北的战略地位，宋朝在今河北保定至沧州一线大量修筑寨堡、淀泊，并出内库缗钱十万，修固“南北津途咽喉”有“北门锁钥”地位的大名城。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更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使大名成为了宋朝在北方的重要军事门户。由政治文化中心到军事战略要地的转换，对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造成河北文士的南移，一些大家士族为了自身的发展，举家南迁，挤身中原，如宋代占籍河北的作者多属于南迁定居中原或南方的。另一方面，来河北工作的文士，也把河北之行当作戍边镇守的经略行为，军事行为升格为第一要务，他们在处理宋辽关系及军事守备方面兢兢业业，相应地文学活动远不及中原的京城开封以及南方的商业文化发展的沿海城市。这也是造成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成就下降的重要原因。

从宋代诗人所写的送人之任河北的诗作可以看出，河北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就是当时的北边寒塞。韩琦的《谢真定李密学惠牡丹》“穷边无处睹春荣，咫尺常山似洛城”，把河北视为穷边之地。司马光《御宴送李宣徽知真定府口号》“旗尾飘扬山烧裂，马啼腾踏塞尘昏”，也把河北当作边塞来看。郑獬《送周密学知真定府》：“白发汉中郎，旌旗下建章。雪通沙路润，春入塞云黄。地势井陉口，天文大昴旁。平时卷金甲，壮略寄壶觞。”也把河北真定（今正定县）写成“春入塞云黄”，这都说明在宋代文士心目中，河北不仅被看成是军事战略要地，而且更当成了边塞之地。由于边境线的南移与版图的内缩，今天河北省保定以北的广大地区，除了两宋使者诗略有涉笔外，基本被排斥在宋代文学表现的领域之外，这对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建设与积累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作者简介：阎福玲 ，河北省平泉市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青年骨干教师，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唐宋文学与文化教学科研 工作，对中国古代边塞诗研究领域用力尤多。在《江海学刊》《内蒙古社会科学》《北方论丛》《山西大学学报》《河北学刊 》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出版《汉唐边塞诗研究》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明清边塞诗研究》和国家社 科重大项目《畿辅丛书》整理及《续编》编纂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兼职管理工作。先后担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务处长等职，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