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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 喜欢大秦的人 你我一起做大秦之歌的正真朋友 文 ∣ 樊广贤 我们学历史，钻研历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寻找意义，一个人的意义、一群人的意义、一群人一个时代的意义。大胆的想象一下，把一段历史无限缩小，就可能是一个人的人生，反过来将一个特定人的一生无限放大，就可能得到一段历史。 寻求意义应该是人类这个群体专属的特征，正因为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发展，一年一年不一样，一代一代不一样，有继承，更有否定，才不至于像其他动物、植物世界那样只停留在简单的线性重复。当然人生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意义，根本无法用语言和概念去表述，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意义，这便是社会的责任，或者是社会的本质。 一个人来自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自于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构成一段历史，我们从历史中来，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所以人生的意义究其源就是它来源于历史，又无时不刻在创造历史。 距今570年前，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场战争。时间1449年，地点土木堡，作战双方是明朝国家军队和地方蒙古军事势力，战争结果皇家军队大败，地方军事势力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皇家军队溃不成军，三十万大军面对蒙古瓦剌三万骑兵，乱做一团，就连国家最高元首明朝皇帝也被对方生擒。一场战争都会有胜败输赢，无论有多么特别的原因，其结果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答案。 这场战争中国历史上称为土木堡之变，从今天来看这场战争，无论结果怎样，都不重要，只是后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历史走向，其中一些人和事，说叨说叨，也许能分辨出不同的是非，更新一下我们学习历史认识历史的不同思路、不同意义。 明朝当时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时年22岁。他出生仅四个月就被立为太子，年仅八岁便登基做了皇帝，土木堡之变御驾亲征时已经做了十四年皇帝。我们知道，明朝是从元朝接班掌管天下的，明代帝王一个共同的职责就是要防备和镇压已经褪去的元朝没落贵族。 朱祁镇毅然决然，听从太监王振的怂恿，亲率三十万大军离京，御驾亲征蒙古瓦剌军骚乱。号称五十万大军直奔大同而去，部队在大同转了一圈毫无建树，绕道蔚州回京的路上，在土木堡附近被蒙古太师也先率领的三万瓦剌军困死，明军死伤过半。皇帝朱祁镇被生擒，部队军心涣散，贴身太监王振当场被将士锤死，兵部尚书等一批随军大臣战死，也先的瓦剌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接下来明王朝内部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瓦剌军有皇帝俘虏在手，对明朝政府漫天要价，侵略、威胁、挑衅环环紧逼。一个没有了元首的政府十分惶恐，满朝文武大臣争吵不休，形势极度危急。紧要关头代理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提议拥立朱祁镇同父异母的弟弟监国朱祁钰为皇帝，遥尊原皇帝朱祁镇为太上皇，得到普遍赞同。明王朝新政府班子迅速得以健全。于谦当机立断遏制朝廷南迁南京的消极意见，积极组织有效的北京保卫战，多次打败瓦剌军的进犯，北京安全了，大明王朝的江山暂时稳固了。 瓦剌军首领也先无奈之下多次请求议和，愿意还回皇帝，但是玄机出现了，新拥立的皇帝态度暧昧，换回哥哥的意愿十分勉强，面对群臣，他表示"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被俘当朝皇帝朱祁镇一年后被迎回北京，从此被锁在南宫整整七年。 据记载景泰帝朱祁钰派锦衣卫严加看管，甚至将门上锁灌上铅，砍光周围树木，以防发生事变。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做了七年皇帝的朱祁钰突然病倒，时任镇朔大将军、武清侯石亨联合太监曹吉祥、翰林院讲侍徐有贞趁机组织谋反，鼓动孙太后同意，夜半突然领兵撞开南宫大门，抬上已遭囚禁七年的朱祁镇由东华门直奔奉天殿，扶上御座，众人随即叩拜。 徐有贞向群臣高声喊话，皇帝已复辟，请文武百官进殿叩拜。众大臣先是一愣，随即纷纷入内，觐见皇帝，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哥俩说好的，皇家内部已经同意，众大臣只是个外人，不明真相，所以当时无一人敢强行表达不同意见。 明王朝运行七年的新班子顷刻间被粉碎，明英宗朱祁镇七年之后重新登上皇帝御座，随即任命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新职务，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等以谋逆罪入狱，不久惨遭杀害，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夺门之变。朱祁镇又一次组建起明王朝的新班子，大明的江山第二次在朱祁镇任上艰难支撑。 今天读历史，把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可以当做故事来读，甚至写成文艺作品，不用修辞同样可以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在当时就是现实，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一样，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有逻辑，但又似儿戏，庄严而又举足轻重的政权统治，被这群人玩成了游戏。 我们稍微细说一下，探究一下这群人的内心世界，看看在当时有怎样的必然过程，对后世以至于今天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一个，谈谈明英宗朱祁镇。 他第一次苟且就是决定御驾亲征，出生四个月做太子、八岁当皇帝怪不得他，他只是成人世界的道具。这种现象在明朝很常见，朱元璋浴血奋战打下的这份家业不知是福是祸，整个明朝十六代皇帝平均寿命不到40岁，活过七十岁的只有朱元璋本人。 上一任皇帝二三十岁突然驾崩，未成年子嗣坐上皇帝龙位在明朝是常态。当然这种现象古代中国、古代世界都有，类比一下，还是中国比较多。细想一下，把一个几岁的孩子扶上龙位，和把一只猴子或其他器物放在皇帝宝座上，有什么两样？还不是实际掌权派在掌管一切，使本就朦胧的政治更加模糊，出现指鹿为马、垂帘听政、皇帝的新装、百姓无米可食肉等等咄咄怪事就不足为奇。 再回来说朱祁镇，从人性推演，朱祁镇从小在太监世界长大，古代皇子一般都是由宫女、太监、奶妈等抚养，稍大一点就跟老师学习文化和帝王之术，其结果使他们和身边的太监、帝师一类人感情很深，比较愿意接纳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存在感。 所以王振为了自己的地位一再怂恿皇帝御驾亲征时，他就欣然采纳。御驾亲征当然可以，那么整个行动方案总要讨论研究一下吧，这并不难，只要有正常思维，人人都做得到，但朱祁镇就是建功心切，任由一个太监摆布，糊里糊涂就出发了，不败才怪，自己做了俘虏就是这种苟且行事的悲凉结局。 第二次苟且就是“夺门之变”，御驾亲征失败了，弟弟被拥立为皇帝，七八年过去了，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实际上他放不下，这一页终究翻不了篇。所以当底下一伙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强行拥立他复辟时，这位曾经的皇帝十分配合，亮明自己的身份唬住门卫，骗进奉天殿后大言不惭地声称和兄弟商议好了，众大臣不必多疑。为了自己一点可怜的利益和脸面，如此没有原则、不分是非、不顾祖典和礼仪，也算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这样的人何谈道德和情操？他那种胸襟和境界，做皇帝、治理国家，能有好结果吗？百姓的利益从何保证？ 第三次苟且就是以叛逆之罪杀害于谦等人。自己被俘以后，朝廷乱做一团，是于谦等挺身而出，拥立新帝，建立秩序，稳定政权，抗击蒙军，使北京安全，天下一统。朱祁镇复辟后立马翻脸不认人，未经审讯直接抓捕杀害于谦等人，又一次颠倒是非曲直，这种行为如何在朝廷内外形成正气上升、政治清明的社会氛围？ 第四次苟且就是杀害夺门之变的功臣。史料记载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后来他们都居功自傲，变得飞扬跋扈，朱祁镇实在忍无可忍，一一消官、下狱、杀害。 到这里，朱祁镇两次做皇帝，帮他的，反他的，遗弃他的，力促他的，都被他背叛了，他的一生充满苟且和投机，他并非一个残暴的帝王，只是一个没有廉耻、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和境界的俗人，明朝统治的种种弊端跟他执政时期形成的腐朽文化有必然联系。 我们不是在苛求古人，我们只是在分析，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无论是谁做帝王，会有哪些相对自由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朱祁镇是我们曾经的国家元首，他的精神境界、他的内心世界决定着我们民族的发展态势，左右着我们国家的历史走向。 毫无疑问，皇家的正统思想是民族文化、民族思维的风向标，决定我们的内在和外在。就是那个朱祁镇，为了自己所谓的尊严、威望，置民族安危于不顾仓促出征，为了保全性命苟且偷生，为了日后辉煌非法上位、加害病中的弟弟，为了掩盖丑恶，颠倒是非杀害忠良。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种没有底线、没有道德的无原则之举，是心中只有苟且、没有远方的投机思维，是俗透了的小人之举。 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艰难前行，受煎熬的只有普通百姓了。华盛顿和乾隆皇帝是在同一年离世的，前者领导独立运动统一了国家，只做了四年总统，而后者世袭尨位，却当了六十年皇帝。这是我们古代政治的特有表现，我们沉浸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自信里，同时又在哀叹我们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有火烧圆明园？有不堪一提的甲午战争、有悲惨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较早地建立科技体系？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种子已经在昨天、前天被埋进土壤里。 今天谈这些是想在逻辑上认识我们曾经的不完美，是否能明白一些道理，不断丰富人生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学历史的目的所在。 就这个朱祁镇，还想再多说几句。出生在皇家，从太子到皇帝便是他一生的事业，他的生活里再没有其他追求，他存在这个世界只有当皇帝，干不了别的，只有一种角色，体会不到更多样的生活意义。当然不止是朱祁镇，古代中国所有皇帝出身的人几乎一样，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做皇帝，做得了做不了，做的好与坏无关紧要，文化心理与社会氛围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只要出身在皇家，没有人能跳出这个怪圈。 当上皇帝，尽享荣华富贵，当不上大多会死于非难。这其实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缺陷，是我们几千年文化的副产品，就像牛皮鲜一样粘在我们健康之躯，揭不掉、抹不去，弄脏了我们优美的躯体。 第二个人，说说于谦， 于谦是土木堡之变中非常关键的人物。按历史结论，于谦算是古代史上一代廉吏，由他而产生了一句有名的成语“两袖清风”。于谦在地方做官时，每次到京城办事，皇宫护卫之类会开玩笑问于大人给皇上带了什么地方特产？于谦就摆一摆长长的衣袖：“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便成了赞美官员廉洁的固定成语。于谦还有一首诗，传至后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石灰吟》许多人能背诵。 土木堡之变时于谦是兵部侍郎，皇帝被掠，瓦剌军屡屡进犯，京城安危不保，形势十分危急。于是于谦挺身而出，力推当时监国郕王朱祁钰当了皇帝，很快稳住了阵脚，大大缓解了瓦剌军借机威胁、敲诈明王朝的态势，为明朝江山稳固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看来，应该是中华文化长廊中的智慧之举。然而细分一下，于谦这一举动并非完美无缺，或者说不是当时情景下唯一选择。 第一、于谦之举本身是一次典型的苟且，是一次政治投机。从法理上讲，当时是有皇帝的，只是不在岗，尽管做了俘虏，但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带兵打仗，临时变通推举新皇帝，其合法性、合理性就存在质疑，会为后续留下隐患。 第二、原来的皇帝回来了，作为首辅大臣，应该及时建议现任皇帝认真考虑研究一个方案，或接受、或安置原皇帝，总之要使这一尴尬的矛盾尽量合理了结，解开各方面心中的郁闷和不平，不能任由现任皇帝将前任深锁南宫就长期放任不管。当然在那样的氛围中于谦要有作为也很艰难，弄不好会身败名裂。 依于谦之智慧对当时的矛盾和隐患不可能不察觉，但查遍史料，他真的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举动，私下里连给皇上提一些建议的努力都没有。我们只能判断他深陷当时于他是如鱼得水的境地里抽不出身，单方面以为这样的格局会成固态、永久延续。 当然，事后的突变完全不是于谦想要的那种，这个世界里多种欲望是并存的，任何人只顾自身的感受、看不到其他存在的欲望和需求，注定是要失败的，为自己的不解承担相应的后果。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主张目标渗透到社会大环境中，与这个世界协作、融通、容入，才能实现个体愿望，最好地成就自己人生的意义。 第三个，说说太监王振。 太监身份的王振伺候朱祁镇长大成人，两人情感和默契胜过父子家人关系。 朱祁镇接任皇帝时，明朝是有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把持朝政，三杨均是大学士身份，威望极高。朱元璋创立明朝后，为了做实皇族集权统治，声明了两条，一是废除宰相制，皇帝直接掌管部省，提防相国篡权；二是严禁太监读书，防止太监有学问干政。但实际上明朝中后期完全走到相反方向，名义上没有宰相，实际上部省长官就是宰相，反而有了更多的宰相，而且明朝皇帝大多是幼年即位，辅政大臣实际上是朝廷真正的权力巅峰。另一条也是一样，比对古代王朝，太监最多、最热、干政最烈的恰恰就是明朝，比如王振、严嵩、刘瑾、魏忠贤之流臭名远扬、影响极大。
不能说朱元璋当年担心不无道理，但事与愿违的结果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三杨”相继去世后，皇帝也渐渐长大，王振觉得自己出头的日子到了，于是上蹿下跳怂恿皇帝御驾亲征，镇压漠北蒙古的骚乱，建立功勋，树立自己的威望，为进一步控制朝政奠定基础。 按理说王振这种思维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说到底这本身就是一次政治投机，是一次苟且，因为实现这一意图还有其他更多的办法可供选择。平叛骚乱、护卫北京是名义需要，而真正的目的是树立皇帝的威望。王振内心很明白，只有皇帝做踏实了，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日子自然就会到来。于是他不顾一切策划实施了这次御驾亲征，只可惜君臣无能，战场上大败，落得了君被擒，臣战死，自己被将士乱锤砸死的悲惨下场。当然王振这步棋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只是君臣功利性太强，行动方案粗略，是一次苟且几乎葬送了一个朝代。 第四个，简单说说石亨等人。 朱祁镇复辟成功，完全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组织策划的结果，当然朱祁镇想要回曾经的王位是内因。石亨这几个角色不同的人大概都不满自己目前的现状，日夜梦想出人头地的时刻。于是趁当朝皇帝病重之际，他们几个一拍即合，串通一气里外呼应，导演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惊天骗局，瞒天过海，使皇位在几个人手中私下更迭。虽然君臣各有企图，但苟且行事的目的使他们无障碍联手，在明朝统治史上留下了并不光彩的一页。
今天读这段历史，总觉得不是滋味。人人都生活在大千世界里，精神世界里都要有公认的原则和情操，有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否则一意孤行，自私自利，走不长远，不会有好的收场。朱祁镇好歹是传统文化背景下培养出来的，正大光明、政治清明的训示想必历任老师都是挂在嘴上的。 回看他的一生，他的种种表现与这一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在要求相去甚远，实在是有悖于教育的逻辑结论。反倒是西方人的逻辑认为，总统首先是坏的，所以制度设计是要限制行使权力的原则。发生这样的苟且行为就是制度的缺失，没有原则没有公开法定的程序要求，只接受现实不愿做理性上的追求，这样的时代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 所以说他一生的苟且束缚了整整一个时代，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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