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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题棉花图》文物撷英

 唯我英才 2020-04-26

“爬梳莫使沾尘污,想到衣成薄浣时”

——《御题棉花图》文物撷英

吴蔚

《御题棉花图》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系统全面的科普教材,是对清代和以前棉花种植业生产技术的系统总结,其对棉花加工的描述有科普性的指导意义,具有较高的实用参考价值。《御题棉花图》以其丰富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一经产生便受到帝王的重视和人们的关注,清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棉花图》为蓝本的衍生品,历经数百年,形成了丰富的文物、遗迹。

《御制棉花图》刻石

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内   方观承《御题棉花图》展区

《棉花图》刻石解放前,在保定市半亩园街两江会馆保存,1954年,由河北省博物馆接收,现在刻石尚完好无损,流传至今,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摹本刻石12块,其中11块长118.5cm,宽73.5cm,厚14.2cm,另一块长98cm,宽41cm,厚13.5cm。图为阴文线刻,线条极为工细谨密,画面各具形象。“棉花图”原本不知所归,但刻石完好流传至今,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流传于世的“棉花图”拓本多来自于此。它是研究我国植棉史、棉纺织史及清代前期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资料。

国家图书馆藏《御题棉花图》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御题棉花图》是《御题棉花图》乾隆拓本:《御题棉花图》,经折装,乾隆年间精拓刊印本。图十六幅为木板镌刻,诗文为拓印。清方观承正书说、诗,清高宗弘历行书诗。清(1644~1911)拓,为册页装一册,计二十四开,四十页。外高30.5厘米,宽29.8厘米;内高23.5厘米,宽26.4厘米。首隶书题:“御题棉花图”。刻方氏四月十一日、七月十六日奏章及序跋。

嘉庆刻本《授衣广训》

嘉庆刻本《授衣广训》,嘉庆十三年(1808)命董诰编订乾隆年间《棉花图》,重新命名为《钦定授衣广训》。卷首录嘉庆上谕、表、康熙《木棉赋》、嘉庆御制序、衔名。前诗后图,录乾隆御制诗,嘉庆和原韵诗,方观承题诗及文字说明。有嘉庆十三年内府刊本,宣统农商部铅印本等。

嘉庆御笔题《棉花图诗》

嘉庆御笔题《棉花图诗》一册,纸本,摺装八幅,御笔楷书和乾隆原韵诗。后题“嘉庆十三年戊辰九月立冬后三日御笔”,钤“嘉庆御笔”、“艺与道兼”二印。上盖鉴藏宝玺“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嘉庆御笔之宝”、“茂对时育万物”。原藏故宫养心殿,今不知去向。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制“御制棉花图诗墨”

《棉花图》图谱被首肯之后,其内容被迅速体现于墨品创作之上。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乾隆年制“御制棉花图诗墨”,每锭墨长13.3厘米,宽3.7厘米,厚1.3厘米,墨盒长29厘米,宽22.4厘米,厚6厘米。墨均长方形,墨色黝黑清新,将棉花耕作、纺织的全部劳动过程再现于16锭墨品之上。墨品一面刻劳动场景,一面题刻诗句,完整地表现了农作物棉花耕织的全过程。整套墨装于一黑漆描金双龙戏珠纹盒中,分上下函装,制作极精致。匣内黄缎垫衬上有”乾隆三十年”字样。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棉花图》集锦墨。这套墨当是由宫廷如意馆的无名画家、刻工根据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雕成墨模,并点烟烧制而成。又据周绍良先生推断,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前,民间市场上就已经有《棉花图》贡墨出现。例如在曹素功售墨仿单《徽歙艺粟斋墨品》中,《棉花图》就被曹素功家族列为贡品之一,售价为每部二十五两(《徽歙艺粟斋墨品》,转引自周绍良《曹素功制墨世家》,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御题棉花图》石刻拓片

河北省蔚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套完整的《御题棉花图》石刻拓片。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棉花图册》瓷书

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旨将《御题棉花图》交付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了一批瓷书《棉花图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棉花图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张鲁《清乾隆官窑“御制棉花图”瓷册赏析》,《荣宝斋》杂志2008年第4期)。瓷册是一本极其少见的瓷书,是由瓷板装裱而成的瓷质书籍。这部精美的瓷刻图册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艺人在忠实原图的基础上,将瓷刻与绘画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针刻工艺的特长,再创作成一幅瓷刻艺术佳作,流传于世。

《御题棉花图》贡墨

乾隆时期,《御题棉花图》被安徽胡开文墨店制做成“两淮贡墨”;原墨模曾按照方观承进献的16幅《棉花图》,由宫廷画家刻工仿制,并题有“乾隆年制”字款。但原模已失。胡开文的后人在光绪年间,根据《御题棉花图》翻刻,大受欢迎。

故宫博物院现存光绪朝贡墨中以胡开文、胡学文二家所制最为著名,其数量也最为庞大。在民国初期多藏于乾清宫懋勤殿、上书房、南书房,坤宁宫东、西各殿,北五所古董房等处(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线装书局,2004年)。他们都与胡开文制墨家族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和师承关系。光绪朝在徽州休宁(海阳镇)开设“休城胡开文”墨店的为第五代传人胡祥禾(1851-1899)和第六代传人胡洪椿(1892-1961),胡祥禾当家时期曾吩咐制模技师王绥之等人重新翻刻了一套墨模,制成光绪版《棉花图》墨锭。总体看来,胡氏诸家《棉花图》墨品上各工序图像的画目、内容与乾隆版“棉花”图基本相同。全套墨运用连环画形式,表现了棉花图原图的精髓,记录了从棉花播种、纺织至练染成布的整个生产劳动场面。每锭墨正面的绘画为《棉花图》每道工序的详细图案,背面为乾隆皇帝的御题行书诗一首,并有方观承楷书一段文字,简要说明该项工序的生产工艺及经验。这些诗文精工典雅,义蕴万千,为棉花图增色不少。

墨品上的各种优美图案维妙维肖,风格独具,细致地描绘了《御题棉花图》的所有场面。全文为阴文线刻,构图极为工细谨密,布置严整精致。

值得注意的是,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中有一套不完整的“胡子卿制款棉花图墨”。在这套墨中,第1锭“布种”的款识为“奎照斋选烟”,第16锭“练染”的款识为“徽州胡子卿制”,除“灌溉”、“轧核”现无存外,而其他墨锭无款识。胡子卿,名贞权,字允中,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是胡开文第二代传人胡余德六子之长孙。

光绪朝各家《棉花图》贡墨虽略有不同处,工艺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在造型、尺寸、装饰色上大体主题一致,形式相同。研究者若看不清款识及纹饰,有的器物便很难区分。相对来说,休宁胡开文老店所制贡墨有如下特点:墨面描有填金夔龙纹的连续边饰,墨质较为坚密,墨体相对厚重,基本继承了前朝式样。在款识上有创新式样,字体清晰工整,一般接受历代安徽巡抚指派的任务,如“两淮贡棉花图诗墨”等,同时也承揽“江南织造”的业务。如江南织造府长官祥煜曾订制“江南织造奴才祥煜恭呈棉花图诗墨”作为贡品,其墨原锦套外有“胡氏开文”、“选烟法制”字样二印。不过与胡学文相比,休宁老店产品的质量开始显露出下降的趋势,工艺上较为粗率,线条不够平整光滑,略为呆板,似乎有敷衍了事的味道。究其原因,似乎与其第六代主人尚幼,胡氏制墨群雄并起,且店务多由店中“主事”代管所致。

至于歙县胡学文所制贡墨特点为:其雕工极为精良;墨面细腻,边角平直光滑,与胡开文相比,雕刻墨模者的制作态度显得极为认真。尽管《棉花图》题材局限了墨品在造型上不可能具有更多鲜明的特征,但是胡学文能够在装饰上突出端庄典雅的一个“秀”字,因而达到了能够与休宁胡开文墨店之间争市场,拼价格,聚人气的商业目的。以“杭州织造奴才彬格恭呈款棉花图诗墨”及“江南织造奴才祥煜恭呈棉花图诗墨”为例:在每锭墨品的御制诗文一面,除了在边框装饰上继续使用了填金回字纹之外,还在回字文内侧着意加了一圈具有反光性质的蓝色线条,从而突破了休宁胡开文老店所制《棉花图》贡墨在色彩上黑、黄的传统搭配方式,使之成为光绪朝《棉花图》贡墨中最具魅力的特色精品。墨品如此,作为其外包装的楠木盒装璜亦如此。如胡学文在盒面雕刻有双龙对戏图案,中有红色隶书“御制”二字,下为蓝色隶书“棉花图诗墨”五字,相对于胡开文所制贡墨包装箱上区区“御墨”或“棉花图墨”、“两淮贡墨”几个字的装潢而言,显得更加精致、秀气。当然,胡学文为了达到与胡开文平起平坐的目的,也曾在“祥煜恭呈款棉花图诗墨”的锦套外模仿胡开文的印文标记,其“胡氏学文”、“选烟法制”字样二印与胡开文印的样式分毫不差。

胡开文的后人在光绪年间,根据《御题棉花图》翻刻,如今保存的其中一种“每锭将画与诗各分一面,长11cm、宽3.3cm、厚1cm,无年款,顶加阳文楷书‘两淮贡墨’款。墨面加有回文边饰,形式优美,雕工精良,系胡开文墨店所出墨锭之精品”(王潮生《清代宫廷“耕织图”器物》,《紫禁城》杂志2003年第2期)。至今仍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非盈利原创文章)

    编辑:吴蔚  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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