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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侯至阳气生，百物如与时节争。 注释1.穷山：这里指滁州一带的山，宋时滁州各方面尚较落后，所以这样称呼。 赏析这首诗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当时欧阳修贬官于滁州，这次贬谪之因与“庆历新政”有关·。庆历二年，范仲淹等人为了缓和国家内外交困的严重情况，曾提出一系列“新政”措施，欲作政治改革，但这些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在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下，“新政”很快夭折，范仲淹等人逐一被驱出朝廷。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他也被一些进谗之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贬逐出去。这是欧阳修仕途生涯中的第二次贬谪，他的内心十分愤懑，他在《滁州谢上表》中写道：“尝列谏垣，议论多及于权贵，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欧阳修并没有把这样的情感直接宣泄子诗作中，他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吐露了深沉的内心，于是创作了这首诗。 这首诗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首四句为一段，为全诗的序曲，主要是时令和环境的描写：虽然是官居荒凉，虽然是穷山僻壤，但春天一到，则阳气萌动，繁花似锦，万物竞生。这几句的渲染，为全诗定下了欢快明朗的基调。 从“花深叶暗”句到“异乡殊俗难知名”，为第二段。这一段紧承上文，转入对各类啼鸟的描写。“百舌”、“黄鹂”、“青竹笋”、“戴胜”、“鸣鸠”、“泥滑滑”、“提葫芦”等，均为鸟名。而“绵蛮”、“哑咤”、“谷谷”、“嘲哳”等，则都是形容各种鸟叫的词语。作者观察细腻，时或用一两个恰当比喻，描绘了一幅百鸟争呜的阳春图景，写得很有情致。尽管作者起先说“鸟言我岂解尔意”，但到后来，他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啼鸟感染了，觉得啼鸟原来也具有性情。那不会营巢、素称笨拙的斑鸠，也知晓阴晴，正如古谚所说：“天欲雨，鸠逐妇；天既雨，鸠呼妇。”那花上的提葫芦，也如同通晓人性，向诗人频颇劝酒。在这一片生机盎然的气氛之中，遭贬谪的诗人的感想，就是下文要描叙的内容。 从“我遭谗口”句到最后，是全诗的第三段，同时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笔锋一转，由鸟及人。所谓“我遭谗口”，是指庆历五年（1045年）有人谣传作者和留养在家的孤甥张氏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件事。此事后来虽经辩明，但欧阳修却终于因此降官，出知滁州。他既遭此诬陷，在政治斗争中又曾多次为流言中伤，所以他每闻那些如簧之巧舌，僧恶之心，即时生起。然而，山城寂寞，美人歌舞全无。诗人无法消磨时光，于是只好以酒浇愁，醉与花鸟为朋。因为“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这种拟人的手法，不管是诗人醉后的想象，还是诗人聊以自慰之语，反正到了这两句，人和物已经融为一体，作者的心境已经由激动而归于平静。他既担心鸟散花落，又笑屈原的憔悴独醒，自寻烦恼。这最后两句所表达的三分无奈、七分旷达的思想，既是该篇题旨的归结，同时也是欧阳修屡遭贬谪后的处世之方。在其《与尹师鲁书》、《夷陵县至喜堂记》、《醉翁亭记》诸文以及《戏答元珍》诗等作品里，他曾多次表示要不以迁谪之情萦怀，不作穷苦之文字。他告诫自己：“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有值得读者注意之处。首先是语言通俗易懂，音节流畅自然，不求险怪，不掉书袋，具有行云流水般的舒卷流动之美。其次是移情入景，借物言情。整体上，此诗采用了赋的手法。但是，赋中也含有比兴。题为“啼鸟”，目的却是要写人。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运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啼鸟以情性，借“啼鸟”来引导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达到“物我交融”之境。 名家点评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盖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则对境之际，悲喜随之尔。啼鸟之声，夫岂有二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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