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齐名将段韶的爵位疑云南北朝时期，历史人物众多，政权更替频繁，制度推陈出新。要想缕清这段历史，着实不易。哪怕是一些正史记载，读后也往往令人一头雾水。比如翻开《北齐书段韶传》，就会发现这样的记载：
这七条记载，概括了北齐名将段韶一生获封爵位的情况： 段韶在青年时，追随高欢攻打尔朱兆，被当时的北魏政府封为下洛县男。后来段韶的父亲段荣去世后，段韶将自己的爵位下洛县男让给了自己的弟弟，而本人承袭父亲的爵位姑臧县侯。高欢死后，侯景叛乱，段韶因为留守重镇晋阳有功，被当时的东魏权臣高澄封为长乐郡公，同时“别封”真定县男。而等到高洋建立北齐后，段韶又被“别封”为朝陵县公和霸城县公。段韶把朝陵县公爵位让给了继母梁氏，霸城县公爵位让给了自己的异母弟弟段孝言。 侯景之乱时期，北齐尽占南梁淮南之地，当地梁人东方白额在淮南反抗北齐军队。段韶平定东方白额后，进封为平原郡王，位列北齐异姓王。后来，北周武帝宇文邕联合突厥入侵北齐，段韶率军将其击退，又被“别封”为“武德郡公”。等到武成帝高湛时期，北周、北齐邙山大战，段韶与北齐另外两大战神斛律光、兰陵王高长恭通力合作，击溃北周主力，被封为“灵武县公”。再后来，又被封为“广平郡公”。直到去世前，再次被封为“乐陵郡公”。  北齐名将段韶 从以上记载可知，段韶早在齐文宣帝高洋时期就已经位列郡王了。可奇怪的是，在被封王后，段韶却又接连四次获封公爵。而这种情况，在《北齐书》中还不是孤例，我们再看一段关于兰陵王高长恭的记载：
高长恭是高澄第四子，北齐建立后，被封为兰陵王。但是贵为宗室，位列王爵的高长恭，又陆续别封巨鹿、长乐、乐平、高阳四个郡公爵位。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段韶与高长恭，为何在已经获封王爵、位极人臣的情况下，又会获得级别较低的公爵爵位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了解北齐复杂的爵位制度。而北齐的爵位制度，又可追溯至魏晋时期。 二、魏晋时期的爵位制度：从“二十等爵”回到“五等爵”我国爵位的历史源远流长，按照《周礼》记载，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为王，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诸侯分封建国，各国拥有完全独立的治权。要说明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西周的爵位制度是否如《周礼》记载，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而秦朝的爵位制度则与周制有很大不同，分为二十等，爵位均不裂土分封。其中最高等为彻侯，其次为关内侯，只有这两个爵位拥有封邑。 汉承秦制，继续使用秦朝的“二十等”爵位，“彻侯”为了避讳汉武帝刘彻名讳，改成“列侯”，同时增设王爵。汉高帝刘邦实行秦朝“郡县制”和西周“封国制”并行的制度，规定“非刘氏不王，非军功不侯”。诸侯王在封国内享有行政权，自置官僚，朝廷仅置王太傅辅佐。而列侯则等同诸侯，封地称国，大者万户，小者五百户，封地由朝廷指派的侯国国相（级别同县令）和列侯自置的官僚共同治理。因此，异姓臣子能够封侯是极大的荣耀，这也是李广将军一生都想封侯的缘故。 爵，喝酒的器皿，用以体现尊贵 列侯风光无限，其他的“十九等”爵位则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爵位实际上仅存王爵和列侯。后来，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而汉成帝时期对爵位再次进行改制。改之后，诸侯王、列侯不再有封国的治理权，仅得封国赋税。东汉延续西汉末期的制度，同时诸侯王全部都变成郡王。各郡一旦受封为国，则郡守改称国相，都尉改为中尉，均由朝廷任命和管理。而列侯封国则根据封邑户数，分化为县侯、乡侯和亭侯。汉末大将关羽的爵位汉寿亭侯，即汉寿-亭侯，而非汉-寿亭侯。 而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统北方后，废“二十等爵”，令董昭重新创制“五等爵”。汉代没有五等爵，只有王-列侯体系。因此，重立五等爵后，曹操就可以打破汉代“非刘氏不得为王”的限制，从而自己受封魏公、魏王，建立魏国宗庙社稷。曹魏正式建国后，魏文帝曹丕首创“双爵位体系”制度：宗室爵位沿用董昭的“五等爵”体系，分为王、公、侯、伯四等，即将“五等爵”变成了“三等”，去掉子爵、男爵（王爵始终不在五等爵内）。而异姓大臣的爵位依旧采用东汉的列侯体系，即县侯、乡侯、亭侯。 魏文帝曹丕实行的这种“双爵位”体系，有诸多弊病。最明显的就是，曹魏的功勋故旧爵位止步于县侯，封邑过少，实惠不足。诸曹、夏侯均不过县侯，就更别提其他异姓功臣了。曹魏末年，权臣司马昭受封晋王，让大臣裴秀于咸熙年间，重新建立五等爵制，即“咸熙五等爵”。其中公爵细分为郡公、县公，侯、伯、子各分大、小两级，加上男爵，共计五等九级。司马昭此举，一举三得，一是为了改变曹魏异姓功臣爵位过低的问题。二是借此机会重新划分群臣爵位，将心向司马氏的大臣爵位提高，与曹魏旧臣拉开档次。三是采用《周礼》记载的五等爵制，标榜司马氏为儒学世家，尊古重道。可以说，“咸熙五等爵”是司马昭在篡位前期收拢人心的手段，史载此次受封人数超过了六百人。 而咸熙五等爵制度，是自秦朝以后，最接近西周“分封建国”制度的一次爵位改革。因为咸熙五等爵，不仅规定了封邑户数，还规定了封国地方大小，并且允许受封者管理自己的封地，接近西周时期的裂土分封。《晋书》中记载，咸熙五等爵的郡公邑万户（当时只有安平郡公司马孚是公爵），制度如魏诸侯王。县公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其余爵位也都依次规定了封邑的户数和封地的大小。自咸熙五等爵诞生后，秦汉时期以列侯为代表的“二十等爵”爵位体系逐渐消失在华夏历史长河中。 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于篡位的泰始元年，在咸熙五等爵的基础上，创立了“新五等爵”，即“泰始五等爵”。司马炎大封宗室二十七人为王，异姓功臣十一人为公爵，侯爵伯爵则更多。其中，王爵均为郡王，以郡为国。封邑两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封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两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异姓功臣中，公侯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此时西晋上至诸王，下至公侯，仍有封地治权，其本质与咸熙五等爵制度十分相似。但是西晋初期，重中央而轻地方，宗室诸王以及公侯大臣除了出镇都督地方外，全部聚集在京师。像贾充等权臣，一旦被委派出镇，则要找各种理由留在中央。 而到了咸宁年间，由于皇弟齐王司马攸窥伺大位，武帝司马炎下令诸侯王和公侯全部回到封国。同时更改诸国封地，郡国行政全部由中央派遣的郡守管理，军队由中央选派的中尉掌握。西晋诸侯王和公侯虽然之国，但是再无实权，仅得封邑赋税。后来八王之乱中，诸王均依靠掌握中央军和地方都督野战军而得势，而非借助封国本身，正是源于此次爵位改制，架空了封国。可以说，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不可抗拒。像裴秀当初重建的那种接近于西周裂土分封的“五等爵制”，在大一统王朝是不会长久实施的。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爵位都沿袭西晋咸宁年间的制度，爵位只决定了你的政治地位高低和能得到的封邑赋税多少。因此，同级爵位的高低，完全由封邑户数决定。 三、北魏的爵位制度：开国爵与散爵，实封与虚封西晋灭亡后，中原混战，衣冠南渡，最终由拓跋鲜卑的北魏一统北方。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仿照西晋，也建立了五等爵制度，加上王爵，共六等，异姓大臣皆可获得。但是，北魏并没有学到西晋五等爵制度的精髓，导致北魏初年的五等爵徒有其表，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爵，却都没有封邑。爵位，完全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用以区分朝堂上群臣的位次以及国家外出征战后分配战利品的优先次序。可以说，北魏初年的爵位制度是很落后的，跟西晋的爵位制度相差甚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因为，拓跋一族虽然武功鼎盛，但在北方建国诸族中，却是文化底蕴最为浅薄、汉化最轻的一族，可以说毫无统治庞大疆域、治理国家的经验。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前，北魏没有统一的货币，大臣没有俸禄，政府也很少有税收的概念。北魏政府甚至连各地实际的户口人数都搞不清楚。所以，即便北魏统治者想效仿西晋的制度，爵位也不可能有具体的封邑数。没有封邑户数，单单有爵位，那又是如何区别同级爵位的高低呢？比如，两个大臣，一个是扶风郡公，一个是东海郡公，这两个人谁地位更高呢？北魏皇帝也是真省事，直接用西晋初年的户口数作为爵位高低的依据。什么意思呢？西晋初年扶风郡人口比东海郡多，那么好了，北魏的扶风郡公地位就比东海郡公地位高。 而到了孝文帝时期，孝文帝拓跋宏立志改革，爵位制度也是改革重点之一。孝文帝首先创立了“开国五等爵”制度。这个制度跟西晋的五等爵类似，也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只不过每个爵位前加“开国“”二字。王爵和“开国五等爵”放在一起，合称“开国爵”，开国爵和旧五等爵最大的区别是，有了封邑。开国爵共有王爵，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这七个等级。同级爵位高低，由封邑户数决定。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然而，孝文帝却并没有废黜旧五等爵，而是学起了魏文帝曹丕，实行了双体系爵位制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北魏旧五等爵又被称为“散爵”，与“开国爵”并立。由于散爵没有封邑，仅成荣誉头衔，于是又被称作虚封，而开国爵则被称为实封。《魏书》是在北齐年间由魏收所作，成书年代和北魏很接近，作者对于散爵和开国爵制度了如指掌。因此，《魏书》中，为了明显区别这两种爵位，如果是虚封，则称“赐”爵，比如散爵的公爵爵位直接就是“赐XX公”。而如果获封开国爵，则称“封”爵，写作“封XX开国公”。“封”、“开国”，是获封开国爵时才会用到的词汇。 很明显，开国爵相比散爵，既有实惠（封邑），又能象征地位，孝文帝为何不干脆直接废除散爵，全部实行开国爵呢？这是因为，北魏前期封爵很混乱，异姓封王者过多，而孝文帝改革后，只有宗室可以获封王爵，而之前大臣的爵位全部要降一级。但是毕竟都是功勋故旧，直接降级显得太过无情。因此，散爵降级后，可以再授开国爵，用封邑数来弥补这些功勋故旧。但是如果都实行开国爵，那么开销又过于庞大，于是散爵还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问题又来了。散爵中的公爵，和开国爵的侯爵，谁的地位更高呢？北魏孝文帝为了让散爵和开国爵能够统一品级，明断群臣班次，颁布了《职员令》，几经修订后，最后形成了十二等。即，王、开国郡公一品，开国县公从一品，散公从一品，开国县侯二品，散侯从二品，开国县伯三品，散伯从三品，开国县子视频，散子从四品，开国县男物品，散男从五品。 《职员令》的颁布，完善了北魏爵位制度，使得散爵和开国爵互相补充，排列组合，合理的拉开了群臣的位次。当时的大臣一般都有两个爵位，即同时兼有开国爵和散爵，开国爵和散爵在各自的系统里晋升。比如一个大臣最初拥有散爵侯爵和开国县伯爵。后获赐散爵公爵后，那么散爵侯爵就自动被覆盖了，但并不影响他继续拥有开国县伯爵。而一般拥有散爵的品级都更高，比如某大臣散爵是公爵，那么开国爵一般为开国县侯或县伯，用以补偿经济。因为一旦大臣拥有的开国爵品级超过了散爵，那么这个大臣也就没必要再拥有散爵了。 四、北齐的爵位制度：继承北魏，又加“别封”，段韶兼封公爵的原因《北齐书》成书于唐朝，距离北魏年代久远，且作者李百药的很多资料来源于其父李德林，自己并不掌握一手资料。同时很多宝贵的资料在父子相传之时又遗失了，导致《北齐书》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人物传记不全，而对于爵位的记载，更远没有《魏书》中记载的考究。李白药关于北齐散爵和开国爵的记载尤为如此，很多开国爵在记载的时候不再严格加上“开国”二字，而散爵也不再用“赐”字。实际上，高氏控制的东魏自诩正统，北齐和东魏又一脉相承。北齐的爵位制度几乎全盘继承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制度，并且还加上了“别封”。何为“别封”呢？就是群臣不再限制仅拥有一个开国爵和一个散爵，而是可以同时身兼多个散爵和开国爵。 既然北魏爵位制度已经很完善，为何北齐又出现了“别封”呢？这和北齐爵位贬值有关。 北魏自孝文帝年间实行散爵、开国爵并行制度开始，至北齐建立，已过了六十余年。数十年间之积攒，导致北魏的诸侯人数甚为庞大。最初，高洋篡位建立北齐的时候，为了政权稳定，没有直接废黜前朝旧臣爵位。也没有大肆屠戮东魏宗室，而东魏王爷众多，高洋将其全部降为散爵县公。而东魏旧臣，不全是高家的心腹，高洋也将旧臣的爵位全都降了一级。即便如此，北齐创建伊始，就接收了前朝庞大冗杂的爵位系统。 而高洋是在高澄遇刺的背景下接管晋阳霸府的，他的篡位离不开武勋集团的支持。于是高洋登基开始，就追封已故功臣为王，同时大封功臣，开国公侯都不算，光王爵就有库狄干、斛律金、贺拔仁、韩轨、可朱浑道元、彭乐、潘相乐等异姓大臣。而北齐与北周、南朝战事频繁，众多将领不断立功，不断封王封公，导致开国爵也迅速贬值。到了北齐末期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时期，二帝朝政腐败，一些大臣只凭皇帝恩幸就直接封王，比如高阿那肱善于谄媚，得到后主宠幸，得封淮阴王。 最终，北齐王爵泛滥，开国爵也不再是稀有之物，而散爵更是变得毫无价值。即便后来北齐在北魏爵位基础上，将散公细分为散郡公和散县公，也没有止住爵位贬值的颓势。如果大臣再保持一散爵、一开国爵的制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如果全部推倒重建爵位制度，在西有北周、南有陈朝的背景下，工程量就显得很巨大，非乱世所能达到，容易引起动荡。就这样，“别封”制度应运而生。一个大臣，他所拥有的散爵和开国爵，品级最高的视为此人的本爵。而如果他功劳甚大，就可以“别封”其他爵位，同时兼领别封爵位的封邑数目。“别封”爵位，无论《北齐书》中如何简写，加不加“开国二字”，其实都是开国爵，因为“别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功臣封邑奖励，别封散爵毫无意义。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北齐名将段韶在已经被封为太原王的情况下，还会别封郡公了。其实这是在北齐王爵大贬值的背景下，对于战功卓著、功劳甚大的大臣另一种形式的奖赏。身份地位、经济实力，不再单单从本爵上一较高下，还要看兼领的别封爵位数量。像段韶这种名将，立下战功无数，自然不断别封爵位，而且像他这样的“爵位大户”还可以将自己别封的爵位转让给自己的继母和弟弟。再如，高长恭虽为宗室，本身就是王爵，但也战功卓著，因此才会先后别封四个开国公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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